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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 迹



作者:诗鸿




  我枯坐桌前,有好一会儿了。面前摊开的两本书,《朗道:物理学家和普通的人》1)和《束星北档案》2),记载着两个生命,一个声名显赫,二十多年前我奉他为楷模;另一个刚从书本中结识,以前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二人均已作古,相见恨晚,却从书中留下了形象。黑白的照片,都是生命接近尾声时留下来的,风霜满面。

  朗道有一张瘦削的面孔,深沉而洞悉的眼睛,又浓又长的眉毛,挺直的鼻梁下,薄嘴唇紧紧地抿着;倔强的头发乱蓬蓬地歪向右边,让人想起狂风中的旗帜。束星北方面阔口,灰白的短发浓密而坚硬,眼皮沉重,目光散乱苍凉;一对倾斜变形的肩膀似乎承负过无数的艰辛劳苦。最吸引我目光的是那两道深深的鼻纹。雕塑家在完成塑像之后似乎又改变了主意,从鼻翼到嘴角狠狠地刻下两刀,于是这一对括号就死死封住了抿住的嘴唇。

  思绪纷繁。抬头望望窗外,冬季的夜空很黑很暗,一颗星也没有。雾霭之中,两张嘴唇紧闭的脸似乎从书本上漂浮起来,旋转着朝天边退去,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微小的黑点。两位物理学家本来都是闲云野鹤,并不关心世事沉浮,视权力富贵如粪土。他们所感兴趣的,小到基本粒子,大到星云宇宙,远远地,冷静地,客观地,专心致志地,去寻求真理。世事无常,历史的暴风中,物理学家如微不足道的尘沙,在强大而无情的漩涡中失去了时空和方向,如没有个性没有情感没有生命的质点,在外力的冲撞之下无可奈何地颠簸流窜,留下了一波三折、发人思索的轨迹。

  轨迹的起点都在二十世纪初叶,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差不到一年。束星北生于扬子江畔,朗道长在里海之滨。那是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满清倒台,俄国革命,一次大战,天下大乱。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的年代,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揭示了大自然的崭新面貌。高大健硕的苏北小子活泼顽皮,桀骜不驯。辛亥革命的浪潮给了他接触西方科学的机会,他一旦投入便不可收拾,辗转国内几个大学之后,自费赴美留学,后来经日本转到莫斯科。瘦弱的犹太男孩从小显示出非凡的数学天才,十三四岁就进了大学。他曾骄傲地宣称,自己从记事起就会玩微积分。时间是一九二七年,束星北还不到21岁。朗道刚刚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准备赴欧洲深造。两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在十年的列宁主义教育下成为理所当然的革命者,另一个则从西方国家和苏俄的对比之中对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可惜,两人在革命浪涛汹涌澎湃的苏维埃俄国失之交臂。

  来年,周游世界的束星北来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理论物理,一年半后毕业,转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不到一年又完成了硕士论文。朗道经德国、瑞士、英国抵达哥本哈根,追从物理学家从泡利到迪拉克到波尔。一九三一年,两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朗道在列宁格勒作副教授,束星北来到南京,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物理教官。展现在两人面前的都是康庄大道,前程如花似锦。按照牛顿第一定律,质点在没有外力的干扰和强迫作用下,一定能画出笔直而光辉的轨迹来。

  可是自信自负、不惧权势、直言不讳、眼里不容沙子的个性,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同周围的世界发生激烈碰撞。物理教官在受到蒋校长接见时,当面指责蒋在“一二八”事件后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卖国,气得委员长拂袖而去。那位24岁的系主任呢,刚刚来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挂出一个牌子:“列·朗道——当心他咬人”!简傲的年轻博士,当年在哥本哈根为了一个量子电动力学的问题,和波尔的争论了整整二十二天。还有一次,在审议了迪拉克的一篇文章以后,他用电报发给波尔一份只有一个字的评审报告:“Quatsch!(德语:垃圾)”几年以后,年轻的物理学家卷入一场政治风暴,参与起草了一份地下传单,把斯大林比成希特勒,说他窃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硕果。

  骂委员长的转到浙江大学,心安理得地在二十五岁上当了教授;而骂斯大林的却被关了一年大牢,差一点送了命。朗道在狱中保持了两个多月的沉默,一度绝食抗议,一年后在纳粹德国紧锣密鼓入侵东欧诸国时获释。那场大清洗,不知有多少党员被清除出党,有多少人关进了集中营,甚至丧失了生命。解密的苏联秘密警察档案揭示,斯大林本人仅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年当中就签署了681,692个处决令。朗道矛头直指斯大林,居然幸免于难,可算是个奇迹。很可能是他的才学救了他——苏俄亟待发展武器、需要物理学家。著名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对当局冒死相谏,押上身家性命给贝利亚签写了保证朗道“绝不再参加反革命活动”的担保书。

  卡皮查比朗道年长十四岁,早年一直在国外工作,声名显著,一九三四年已经在伦敦剑桥大学担任皇家蒙德实验室(Mond Laboratory)主任五年了。那年,他到苏联访问,被当局没收了护照,从此被迫滞留国内。尽管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却一生牢牢把握自己做人的准则,一生守节自重。一九七八年,卡皮查因在低温物理中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一九八四年去世的时候,是苏联国家科学院里唯一的非党员院士。

  朗道也永远失去了出国的机会。牢狱之后,朗道变成了懦夫。每当谈到政治问题,他总是故作滑稽地说“我是懦夫,我是懦夫。”他谨小慎微,但不失尊严。二次大战之后,苏联加紧开发核武器。卡皮查因拒绝参与研发,被开除公职,赶出莫斯科。别人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这个不识时务者,朗道却每月去拜访他。和朗道一起参与起草地下传单的鲁梅尔被驱逐出境,为了帮助鲁梅尔维持生活,朗道定期寄去支票。他虽然没有卡皮查的勇气,被迫参与了核武器研究,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奴隶,他是痛苦的。解密的克格勃档案里记载他如下一段话:“从一九三七年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政权,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使它改变。盼望它能作出任何好事来都是荒唐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的死讯一出,他就说,“好了。他死了,我不怕了。到此为止,再也不干了。”他离开了核武器方面的工作。

  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束星北的黄金时代。他我行我素,狷介孤傲,不藏不掖,以“大炮”的外号著称。他曾为国民党政府枪杀革命学生而呼吁罢教,也为苏联挑唆蒙古独立而上街游行,高喊“枪毙斯大林”,骂中共为吴三桂。一九四九年,束星北四十二岁。身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依然故我。他不满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所受的遭遇,仗义执言,甚至不惜对革命领导挥出老拳。调到山东大学以后,校党委书记大讲“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他竟然站出来当众高喊“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他哪里想得到,自己在“镇反”时就上了“反革命”的黑名单,言行举动都在人民政府的监视之中。几经冲击挫折,他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光荣地”戴上了反革命集团头子的桂冠。但他还在反抗。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捕,家中可能受到搜查,他在家门口贴上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条。”天真的束星北,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了。但家里被搜查,穿墙凿洞,挖地三尺,他连续几个月每日挨斗,连累妻子也受到侮辱。一家子想自杀,因自制氰化物失败才不得不罢休。一年多后,大鸣大放开始。他又忍不住,根据自己在肃反中的经历喊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一九五七年九月,刚刚“知天命之年”的束星北在反右中被定为极右派。右而且极,当然是十恶不赦。从那以后,他的轨迹朝着十八层地狱急转直下,生命在无情的力量下旋转凋零,泥尘落地,一任雨打风吹去。

  四个月后的一九五八年一月,朗道也五十岁了。生日那一天,整个研究所为他祝寿,到处张灯结彩。主持人宣布,任何以“伟大物理学家”或者“朗道学派创始人”开场的贺词都要受到处罚。无数人到朗道面前碰杯,他却转身把碰过的酒杯交给身边戴着橡皮红鼻子的学生,由他们代饮。同事和学生们打开五花八门的生日礼物。朗道兴高采烈地把特殊的礼物——一条狮子尾巴——系在腰间,站在椅子上向全所的同事们“摇尾乞怜”。几十年以后,人们还在谈论这个史无前例的生日庆典。

  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会议总结了斗争的伟大成果:定性右派集团二万二千O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性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一人。也就是说,将近五百万人遭遇灭顶之灾。这些数字将近五十年后才解密。

  极右派束星北被发配到水库工地和脚戴铁镣的犯人一起服苦役。面对非人的境遇,他绝望地维护做人的尊严。他拒绝扒掉衣服光着身子扛石头,“因为我是人”;在别人的侮辱咒骂声中,低声念着“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可是,恶劣的环境无情地噬啮了他的尊严。为了存活,他去偷老乡地里的花生;当抓到他的农民怜悯地把花生送到他面前时,他连花生皮一起吞了下去。他不止一次想到自杀,把手中的药片和着一斤半劣酒吞下去,没有死,却招来一场场批判大会。自己的痛苦不说,家庭也不能幸免。妻子受歧视,子女遭虐待,真的要世世不得翻身了。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四面八方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开始考虑认罪。

  俄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在沙俄时代就开始了。一九六O年,在《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上,人们大声朗诵他那被禁的短诗《哈姆雷特》3)向他告别:

  当喧杂消退,我走上前台
  斜依敞开的门扉
  透过遥远依稀的回声
  揣测自己的未来

  夜之黑暗瞄准了我,
  千百只望远镜目光滞呆
  假如可能,阿爸天父
  求你叫这杯离开4)

  我承诺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珍重你执拗的安排
  只是另一场悲剧已经开场
  这一次,请把我放开

  但一幕幕场景早已确定
  旅程的结局也不能更改
  孤独地,我淹没在虚伪之中
  走过人生绝不似漫步舞台

  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朗道就把它工工整整抄在笔记本上。那生与死的彷徨,那明知灾祸在前却坦然前往的基督式的受难,那对命运的敬畏和无奈,他都亲身经历过。每一字每一句都如黄钟大吕,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束星北正在从自己学生的年仅五岁的小女儿手里抢喝一碗杂合面条。自己组装的半导体和家里的衣服被褥都拿去换了地瓜干,却还是饥肠辘辘。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把人逼迫到近乎野兽时,谈论哈姆雷特和受难基督是一种奢侈。

  一九六二年一月,五十四岁生日的前三天,朗道乘车从莫斯科开往杜布纳看望亲爱的外甥女埃罗什卡。埃罗什卡刚刚离婚,独自住在那个核物理城里的一间宿舍里,景况尴尬。天气极坏,冰雪满地,一个女孩忙乱地穿过马路,汽车紧急刹闸,滑进对行线内,迎面一辆大卡车正疾驰而来。同车的另外三人仅仅擦破了点皮,甚至连一篮子鸡蛋都完好无损,而朗道却头骨开裂,身上十余处骨折。同事、朋友、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医生的尽全力抢救,几度把他从脑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到车祸前的状态。一道光彩辉煌的轨迹嘎然而止。六年以后,他离去了。列夫-朗道,物理学家,三十八岁成为苏联国家科学院院士,五十四岁获诺贝尔物理奖。他爱科学,爱女人,爱诗文绘画,憎恨平庸,不喜欢音乐。

  朗道在医院里与死神相搏,束星北也面临着另一种生死抉择。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他所遭受的种种非人的悲惨境遇。这个刚强自傲目中无人的苏北大汉终于弯下了腰。眼看右派摘帽的希望落空,他给“敬爱的党”写信毛遂自荐,要把自己在国外的学生找回来参加伟大祖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他更希望自己能参与这项工作,将功折罪,以获得党和人民的赦免。他的计划落空了。一九六四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庆的时候,束星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嗥。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死既不能,生又不得思考,他拄着拐棍,向党提出申请,请求长期刷洗厕所,改造思想。党宽容地恩准了。束星北拿起拖把、扫帚、水桶,开始了一场绝望而旷日持久的自我改造,一刷就是七八年。他研究除垢剂的酸碱度,研究坑内大便经常冲不掉的原因,研究人们把大小便拉在坑外的原因,甚至躲在一边,悄悄地记录使用他洗刷过的厕所的人数。他最担心的已不再是政治运动和斗争会,而是不能刷厕所,不能扫大街。他在思想汇报中写道,自己“越刷越起劲,越刷越愉快,想到别人使用茅房时有愉快感,则自己也就禁不住舒畅愉快。我决心在这次刷茅房中,做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人结合,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是拖把和扫帚会不由自主地在地面上写出一长串的数理符号和推导,不过转眼就抹去了。

  当束星北的灵魂已经差不多被彻底地改造好了的时候,他的学生李政道的赫赫声名也传到了中国。他总算又回到研究所,带起研究生,给学生开课。可是束星北已不是三十年前的束星北。一位得意门生,因为讲了一句对中央领导不满的怪话,就被束星北拧着胳膊送到研究所所长办公室,非要求开除这位学生不可。他常从睡眠中惊醒,爬起来就捉笔展纸,懵懵懂懂地疾速写作。天亮时看那一摞摞写得满满的稿纸,上面全是关于“立场”、“方向”的自我批判。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他也会突然焦躁起来,到处乱转,嚷嚷去找刷厕所的水桶、拖把、扫帚。两个物理学家的大脑死亡,一个由于突如其来的车祸,一个却是在强迫和自我强迫的思想改造中。

  一九八三年,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便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医院,做研究、解剖、医学实验之用。他哪里能想到,遗体在隆重的移交仪式之后,竟会被人忘却,任其腐烂变质,最后由两个偷懒的学生草草埋在操场的双杠下,一任后人在上面蹦跳践踏。

  束星北的小名叫传保。传保传保,这一辈子,究竟传下了什么,又保住了什么呢?

  我无意比较朗道和束星北的高低,更无意探究束星北是不是“天才”。撇开朗道的一百多篇著名科学文献不谈,单是那十卷《理论物理教程》就没有多少人能读完。而束星北一生只写过两本书。一本《电磁学讲义》,稿子在档案室里烂成一坨;另一本《狭义相对论》写于三十多年前,几经周折,死后十年得以刊印,科学的进展早已把它远远抛在了身后。他是一位优异的教师,培养出了几个李政道这样优异的学生,但其本人却碌碌无为。他人格的轨迹也非常奇异。一个棱角分明、恃才傲物的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三十几年的光景,棱角全无,变成一具整日躬腰刷厕所、战战兢兢写检讨的行尸走肉。他留下来的是中国盖世太保和克格勃收集起来的八大卷宗数千万字的秘密档案,将这个人物的悲剧轨迹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一位良心未泯的作者又在物欲横流中把自己关在阁楼,霜霰冬暑十五载,整理编辑出五十万字,使束星北终于有了一份可传可保的史料。

  当初束星北讲课,最拿手的是牛顿力学。他讲第一定律,总是强调是运动的变化——也就是速度和方向的改变——而不是运动本身,需要“原因”。他说,所谓原因,就是外界的影响,可以叫做“鬼”,而牛顿把它叫做“力”。这堂课,他在三十年代就讲过,四十多年的沧海桑田之后,又讲。不知他想过没有,自己这个被压得小到不能再小的人间质点,究竟是什么鬼什么力使他的轨迹如此曲折多变,凄惨悲凉?




  注释:

  1) Landau: The Physicist and the Man, Recollections of L. D. Landau, edited by I. M. Khalatnikov,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J. B. Sykes, Pergamon Press, Oxford, U.K., 1989。
  2)《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刘海军著,作家出版社,2005。
  3) Boris Pasternak: Hamlet,附在小说《日瓦戈医生》后面的数首诗之一。
  4) 此句出自《马太福音》中耶稣被犹大出卖前夜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祷告。受难前的耶稣希望上帝把自己肩负的责任拿掉。


摘自《华夏文摘》二OO六年十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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