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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对古都破坏者

作者:江菲


  我和她的结识缘自一个紧急的求助电话。

  “快去快去。他们正在拆房,特别漂亮的四合院。一定要把这种行为记录下来,这是罪恶!”

  她是个法国人,高高的鼻梁,深蓝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著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这个院落是华新民2002年夏天发现的。那时她听说这一带在拆迁,就风风火火地赶来。快走到胡同尽头,一堵墙后伸出了一角漂亮的房檐。习惯性地,华新民敲开了大门,门后出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头白发,满面笑容。

  华新民和老人坐在小凳上聊了很久。老人讲起这座院子的来由,讲起自己祖上在这里的生活,讲起哪座屋是哪位前辈修造的,住过什么人,讲起“文革”中自己在这个院子里遭受的一切痛苦。讲起怎样失去它,又怎样失而复得。他甚至张开嘴,给华新民看被打坏的牙齿。说着说着,老人哭了……

  走出这个院落的时候,华新民已经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它。不仅为了它长达一百多年的经历,也为了这位老人。她到区文物局去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本是北京市划定的539个被保护的院落之一。

  然而“拆”字还是很快地画在院墙上。不久,院子的另一位主人从加拿大归来。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亲自跑到文物局,要求看一看政府划定的文件。她在被保护的名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家的院子,可是,要求复印一下名单好找拆迁者理论时,被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了。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人们往往有错觉,以为四合院就是大杂院。”华新民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但其实好的四合院都是关门闭户的,敞开门的都是已经被挤占破坏的。甚至就是这些已经破败的院子里,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主体建筑还是非常好的,稍加修缮,就能够恢复原貌。”

  他们紧张地拍了半个多月,从太阳升起,到光线暗得无法照明。院子的主人在开门迎来这样的人时,无不热情接待,耐心地介绍,小心地扶持。厚厚的一沓照片后来被送往北京市政府,上面悲壮地注明:所有这些院落,都是即将被拆毁的。据说,某位主要市领导看过后惊叹:“怎么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院子!”拆迁察院胡同的脚步因此暂缓,却没有最终停止。近一年后,这个院子还是瞬间就倒在了推土机的铁爪下。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愤恨,恨我们阻止他们拆掉平房盖大楼。”华新民说,“他们甚至不是一砖一瓦地拆,他们动用了机器,推倒,砸碎,还要再跺上几脚。可那样好的房子,连砖瓦都很值钱啊!”

  在拆除察院胡同23号现场,华新民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你再往西边看看,25号院还在不在?那也是被保护的。”

  “不在了。是今天一起被拆掉的。”

  “啊?”她惊喊,又焦急地问:“那对面的30号院,也是。还在吗?”

  我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刚要说“在”,街坊们把门推开一条小缝,示意我往里看:里面已是一片狼藉,屋倒墙歪,砖头瓦片散了一地,几乎无处落脚。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

  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多么虚伪!”

  “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华新民发现将院子拍摄下来展示给大家看,是比写文章更有效的方法。“了解四合院和胡同的人那么少!”她感叹,“不真正走进去,是看不到它们的美和价值的。”

  这一天,我们相约去逛丰盛地区的胡同。这是北京西城区的中心地带,因为要建一条金融街,近十年来,几乎被拆光。几乎每条胡同都贴有拆迁通告,我们手里的胡同地图已无法准确地指示方向:有的北面被拆掉了,徒留南面;有的一头被新建好的高楼堵住,成了一条死胡同;很多院落的门牌号都被取走了,更多的人家在收拾家产,门口挤满了文物商贩。

  俗话道:“东城富,西城贵”。这里存留下来的好院落依然十分可观。虽是仲夏,胡同两旁的大树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阳伞,丝毫不觉酷热难耐。

  敲开每一扇门,她便迫不急待地开始和主人家交流。她问:要拆迁了,你们有什么困难吗?这个院子是公房还是私房?住过几代?修缮过吗?要是修好,估计要用多少钱?自己的经济情况能负担吗?人搬走了,树怎么办?附近还有哪些保留完好的院子……

  和她交谈的人总会越聚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听到的历史,描述着以前哪个地方曾摆过大鱼缸,哪个地方曾有个垂花门,影壁上写过什么吉利话。

  华新民坚信,并不是非要和名人有关才有意义。真正让人感动的是那一条条胡同和一扇扇朱门后面,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故事。

  民康胡同不像其他胡同那样是左右对门的,而是有一些敞开的石门,走进去,里面一左一右地坐落着极小的院子,极像现在的筒子楼,门口一样雕着漂亮的砖花。这里是以前的巡捕住的地方,胡同的别号就是“巡捕房”,静静地走在里面,似乎可听见他们破烂的皮鞋踏在地上的声音,看见他们为生存奔波的倦影。

  劈柴胡同,为什么叫劈柴?相传,这条胡同西头有家大院,是两位被奸臣所害的大官,将财产藏于此,派人看管,等后人长大后再将财产平分,并因此取名劈柴(劈财)胡同。

  土儿胡同在清代有批发烟土的营生,或许因此而得名。解放后,胡同口开了家广德堂膏药店并出了名,以至胡同还有个别名,叫做“膏药铺”。广德堂善治妇女病,一度驰名全国,到处来订单。结果广德堂专门给自己在旁边设立了一个邮局,向四处邮寄膏药。

  甚至胡同里的语言都格外幽默。老北京的格局,南北为街,东西为胡同。因此老北京人的方位感极强。以前,拉车的到了胡同口,都会大喊一声:东去!西去!以防撞到人。老两口躺在炕上,觉得挤了,老太太会跟老头说:你往南边去点儿。

  当然,更多的是居住在这里的百姓故事。

  在新鲜胡同一个已被拆掉一半的院落里,主人在残砖乱瓦里给华新民看自家的相册。精美的雕花窗格前,从几十年前的小姑娘,到刚刚满月的孩子,一张张泛黄的相片翻过,好像移动的电影胶片,时光荏苒,物是人非,服饰表情不断变换,只有这座老院子依然故我。

  但是这些,都已经或正在消失。

  在华新民眼里,每一座院落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条胡同都绝不雷同。她会因为突然看见了一个不同于别家的瓦片而惊喜不已,抑制不住地和我讨论这个院子的修建时间,不停地说:太美了,快拍下来。

  有人曾比喻:一条胡同,就如一卷精致的书画。把旧城的地卖了去盖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画当废纸卖了一样不可思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宝啊!”

  华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为名新修起来的四合院,称其为“兵营”。“如果谁都可以把历史砸碎了重修,为什么美国不自己修个长城,还巴巴地跑到中国来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将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语道:“触景生情”。景都没有了,情归何处?

  “他们说留了,留了故宫、皇家园林和三百六十条胡同。三千二百条胡同里的三百六十条。三百六十条不够一个脚印。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还有三千多条胡同里的故事呢,还有根生在胡同里的多少万北京人呢,还有数不清的枣树、槐树、柳树、丁香树呢,还有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建筑艺术呢!就这么干干净净搓进太空了吗?”

  “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20世纪最后一天,老夫妇想到了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人们为什么不去想四合院变成大杂院的根源?她不停地问我:如果四合院依然像以前是一家一户的,怎么会有私搭乱建?如果人住多了,有关部门重新安置,又有谁会愿意一家几代挤在小窝棚里?

  老人们回忆,解放前,胡同里是没有公共厕所的。院门一关,四合而居,家家有一口上水井,一口渗水井,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有的老宅院的澡盆和厕所已用了近百年。“文革”中大批人口迁入这些老院子,房子不够住,于是厕所和厨房都变成了居室。

  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回忆那段日子时写道:

  忽然,抢占房子开始了。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岁。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姓姜。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你家房多人少。”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我们家谁也不敢回答。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当时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许回家。不久,又来了几个三十上下工人模样的,

  一进来就对我婆婆说:“我姓刘,共产党员,西屋姓姜的住了,我来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这家搬进来,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

  ……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大房改小房子,北屋、东屋、过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过了,太伤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里的树全砍掉了。从进门就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

  问题是,那些因时代而形成的错误,就应该永远成为笼罩在传统文化身上的阴影吗?

  东四某条胡同的一处院落,主人是位70多岁的老工程师。他介绍说,此院在乾隆年间就已在地图上存在,曾是位九门提督的宅第。老人的父亲60多年前购得此院,30多间房屋在“文革”期间被瓜分一空。

  落实政策后,老人打了近10年的官司,把房子一间间要回来;又花了10年的时间,一间间整修。直到2001年,最后一户不肯搬走的,才住到了老人在别处为他们置办的房屋。多余的被拆掉了,墙壁重新粉刷,破落的门窗换上了新的,卫生间重新出现了,一家人又和和美美地住在一起。当老人将重修前的照片拿出来时,我们都惊呆了———谁都无法将照片上的景象与眼前这个院子联系起来:前者七扭八歪,破烂不堪;后者清爽幽静,生机盎然。而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只有七八万块钱。”

  讲起过去的日子,老人的面容阴暗,语调低沉。他不愿意在报道中提及他的名字和住址。这座院落并不在保护名单上,他希望这个地方永远不被人注意,而仅仅是他的家。

  华新民认为: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谁愿意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妇女对我们嚷:什么“危改”,这叫拆迁,就是拆了让你迁。10年了!说拆迁这10年没一天我睡得踏实。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爱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笔钱,一直想要把那里打扮一下,却迟迟无法下决心。

  另一户人家说:只要政府不拆迁,你们说按什么标准修,我们就按什么标准修,我们有这个能力。可现在是不搬不行啊!

  华新民不明白,怎么一句“没有卫生间”、“不能通汽车”就可以把存在了上百年的院子都铲得片瓦不留。

  现代化?她嘲笑这个词。现代化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方便舒适,而不是强迫拆掉别人的家,让他们住进偏远的楼房,再送他们一个现代化的工具———火车。“轻轨不就是小火车么。”

  大多数拆迁户无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楼房里———没有钱,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多搬到了丰台、通州或洼里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带。

  华新民说,她认识很多搬进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没有进过城,有的甚至都没有下过楼,有一位因为去找曾经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脑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现代化?”

  “有人提到胡同里救火不方便,完全可以制造一种小型的救火车。这种车在欧洲遍及各个老城市,专为中世纪的窄小街道设计,难道不比动迁数十万居民更经济?

  “还有人说胡同不适于交通。那是人住的地方,不是为了通汽车才建起来的。欧洲到现在还有几百座老城市的街道都没办法通汽车,不是一样保留下来了吗?“就说巴黎吧,近些年来有人提出那些老房子上下楼不方便,于是政府就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型电梯,虽说一次只能容纳两三个人,但它既提供了方便,又保护了建筑。”“因为一个人得了点小病就把他杀了吗?只要想保留,总会有办法。”华新民有些疲倦的眼睛里,带着些许不屑。“问题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努力。”

“只怕我们脚步太慢,力量太小,就是已经剩下的这些恐怕也保护不了多少”

  为了保护古都文明和文化,华新民成为她口中那些“坏人”最执著的对立者和斗士。虽然她有一头及肩的蓬松长发,总是长裙及地,只是个略微发福、没有任何权力的中年妇女。

  一日,一个住在桂公府的百姓给她打电话说:与桂公府连成一体的跨院写上了一个“拆”字。

  桂公府是慈禧弟弟的府第,慈禧就是从这里出嫁的。桂公府的主院早已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一墙之隔的跨院,由于种种原因,已变成了大杂院。是华新民发现了这个跨院,并请文物专家进行考证,作出了“理应列为文物”的结论。可文物局批文尚未下达,却已经要拆了!

  华新民急急赶到现场,看到确实画了个大大的“拆”。她寄希望于快点办理保护手续,能够保住这个院子。

  不久,又有人打电话告诉她,有一家要搬走了,一旦搬空,房子可能就保不住了!

  放下电话华新民就赶到文物局,要求立即给拆迁办去函禁止拆房。

  第二天,公函还是没有下达。华新民不放心,一早跑去,要了一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盯着那间被腾空的房子。

  果然,哗啦啦闯进一批拆房的民工。

  “这是文物,你们不能拆!”华新民强作镇静地说。根本就没人理她。

  工头儿手一挥:上去,快拆!工人们戴上手套,捋胳膊挽袖子抡起大锤。

  “不能拆,绝对不能拆!”华新民张开胳膊,站在房前,声嘶力竭地喊出来。那一刻,她自己都没想到会发出如此大的声音。

  民工们面对这样一个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有些不知所措,相互看了看,退了出去。

  华新民没有离开,她独自祈祷工人不要回来了。太阳一点点升高,街坊们给她送来了午饭。

  这时,拆房的人回来了,还多了几人。民工们看都不看她一眼,“哗”地跳上房,挥镐舞锤一通猛砸。

  华新民控制不住感情了,她觉得自己的家在被践踏。她大喊:不是不让拆了吗?怎么又来了,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情急中,她拨了一位区政府领导的电话。领导说:那里肯定有工头?你让工头接电话。华新民急忙把手机递给工头,对方不理她。华新民无助地举着手机大喊:还有谁负责?还有谁负责?

  没有人在乎她,似乎她并不存在。华新民几乎吼叫起来:你们真的不能再拆了!这是犯罪呀!

  区政府领导安慰她说:我已安排区建委去人了,就在路上。

  果然,不一会,区建委的领导到了。他一声吆喝,民工们都住了手,从房顶上跳下来。可是,一幢完整的房子几近成了废墟。华新民几乎气晕了,她跟着建委领导到拆迁办,苦口婆心地讲了一大堆这个院落的价值,抗议这种拆房行为。

  但她感到自己不能离开。果然,一个多小时后,民工们又回来了。与先前一样,谁也不理她,工头在一旁使劲喊:快拆快拆。

  “就不信没人能管得了你们!”华新民咬牙切齿地拨打了110。

  警察一出现,民工的手立时僵住了。华新民把来龙去脉与警察一讲,警察便厉声问道:是不是区建委领导叫不让拆了?没人说话。既然领导不让拆,为什么还坚持拆?一声不吭。

  华新民绝望地抓住准备离开的警察:你能肯定他们不会再拆了吗?

  就在这时,市文物局《关于保护桂公府跨院的文件》终于下达到了有关部门。民工奉命离开,不再回来了。拆下来的砖瓦,经专家鉴定后,被运往故宫博物院,作为今后的修缮用料。

  这整整一天,华新民仿佛经历了一场生死劫。一位朋友告诉我,那天她屡次接到华新民的电话,另一端是无助的哭声:怎么办呀!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谁来制止他们!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实在心疼她,跑到这里来陪她,生怕她会就此倒下去。她说,在保护北京古城的人中,华新民是个旗帜,她不能倒;有朝一日北京胡同拆迁停止了,北京人应该给她树一座碑。“真是,她真是太不容易了。”

  华新民倒不在意这种评价,她总是感到遗憾和无奈,“只怕我们脚步太慢,力量太小,就是已经剩下的这些,恐怕也保护不了多少……”

  就在今年9月5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在北京宣布,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这是国内惟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遗址。它现在的名称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

  可惜的是,这条消息迟到了两年。这座院落在兴建广安大街时被拆毁,只作出了将来在道路北侧按遗址和地图重建的妥协。

  “我听到的‘重建’、‘迁建’的说法太多了。”华新民说,“可是他们把房子都砸碎了,拿什么建?建出来不也是假的吗?”

  有人统计过,方圆62平方公里的明清古城里,除了已经存在的100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还有6000多处没有被列入文保的文物。这块仅占北京城区面积5.9%的土地,不仅有800多年老城兴衰的见证、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遗迹,也必然是未来旅游经济中新的热点。

  然而现在,似乎我们已经丧失了发现它们的机会。据《中国文物报》报道,旧城改造的部分已占原来北京面积的1/3,而剩下的2/3中有一半是故宫、北海、中南海等重要建筑和水面,没有改造的只剩下不过9平方公里。

  在华新民和民间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仅2002年以来,就有50余处被确定为保护文物的院子,被“合法”地拆掉了,更多的已在“待拆”的名单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拆掉的定名为“文物”的院落,有70多处。

  每一天都有一点历史被抹去。北京的大规模拆迁吸引了国外媒体的注意,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刊登过一个醒目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英国《卫报》评论说: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毕竟,胡同里住着人呀!这样的拆迁,太伤老百姓的心了!”

  2003年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华新民第一次将拍摄下来的四合院照片组成了一个展览——《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

  展览前夕,正是农历春节,原本承接展览工作的人员都返乡过年去了,迫于展期日益临近,照片和说明的粘贴,都是由老四合院的居民义务完成的。

  “我的手指头磨得生疼。”张春婴说。她是这些义工中的一个。那时,她住在北京南池子普渡西巷1号。她说,大家看中的,还是那句震撼人心的话:“所有这里展出的院落,都是即将被拆除的”。

  然而这个展览并没能拯救她的家。2003年2月24日,在家里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她的家被强拆了。这是北京南池子修缮和改建工程中被强拆的14户之一。

  半年之后,我在北京市政府信访处外见到她时,她和丈夫每日住在原单位的办公室里,两口子睡在地上,儿子睡在办公桌上,白天上班时间,只好在马路边、商场里四处飘泊。

  她依然衣着整齐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的丈夫谢玉春,穿着一身乳白色的唐装,“我就是喜欢传统的东西。”他说。

  这项启动于去年5月的工程,虽然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专家的置疑,但最初并没有在谢玉春家产生影响。这处院落,是谢玉春的爷爷在1942年买下的,谢玉春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也先后在这里成家,至今已生活了四代人。1987年,全家对院落进行了翻修,临街的门面房还开了家小饭店,作为全家收入的重要补充。

  有这样的生活背景,谢家当然愿意保留自己的院落。因此,根据此项工程的《宣传提纲》,谢家选择了不参加改建,自费按标准修缮房屋,自费接通市政管线,依然居住于此。但是,当他们与修缮指挥中心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原因,你们必须搬,就是不能住在这儿。

  作为民革党员的谢玉春夫妇,向北京市政协提案组反映了这一不按规定办事的情况,指出,他们所看到的“修缮”,是原居民全部迁出不得回迁,拆平率达到98%。他们没想到,自此便开始了不断的“跟踪迫害”。

  2002年7月,有人深夜将他家的饭店窗户砸坏,迫使饭店停业。

  9月初,家里的院墙又在深夜被拆掉。

  随后,当谢老先生在家门口乘凉时,一位拆迁员走到他身边,虎着脸厉声对老人说:看你们不搬,不搬就送你们去派出所!84岁的老人吓得当即犯了脑血栓,尿了裤子,被送进医院,至今大小便失禁。

  2003年1月8日,修缮指挥中心的一位工程师来到谢家,四处查看后说:这院保留了,自行修缮。全家欢欣鼓舞,以为可以保住祖宅了。没想到一个月后,区国土资源局和人民政府又先后向谢家下达了《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和《强制拆迁决定书》,给他家安排的中转房,是一处需要爬过渣土堆、墙壁裂了大缝的破院子。

  谢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政府决定,我家是31个保留的院落,现在光天化日下就给拆了。政府决定到底算不算数?“我们就是不想卖,凭什么要强迫我们?

  《宪法》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到底算不算数?

  “裁决人员从来没跟我们见过面,没到现场调查过,凭什么作的裁决?还把我们从自家的好房子调到危房去住?

  张春婴说着,几次红了眼圈儿说不出话;谢玉春坐在一边闷声扇扇子。

  夫妇俩因为家里有私房,两口子谁也没要早年单位分配的房子,本想着退休后安安稳稳享受天伦,却无法料到这场“横祸”。

  坚持不懈地反映问题,只换来了让他们痛心的几个字:“别跟我们讲法律!”甚至在强拆后,他们也没能过上安生日子。匿名电话不断地打到手机上,还要求他们搬出现在正在居住的办公室。“还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已经睡在地上了,难道让我们住大街?”

  这一切,更加强化了他们保护自己财产的信念。“我们绝不妥协。绝不在强迁书上签字。绝不要一分钱———如果被强奸了,又要了强奸犯的钱,不就成了卖淫的?那是共同犯罪!”张春婴写好了一封给市长的信,从今年5月份开始,每天打4次市长录音电话念这封信;从6月份开始,每天给市长电子信箱发4次;从8月份开始,每天在市政府信访办登记两次,要求解决问题,恢复自家财产。

  作为本本份份的普通公民,他们认为自己也没有“权力”提任何过份要求。“能不能试试,”张春婴几乎恳求道:“试试,在老百姓的事情上,按法律办一回?把属于我们的还给我们,我们就知足了。”

  一切,都没有回音。谢家的遭遇,只是近10年成千上万拆迁户中的个案。华新民轻轻咬着干裂的嘴唇说:“让我讲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在原址建起的给回迁户的住房,通常也是条件最次、质量最差的房子,以至于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危改危改,越改越危!

  “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吧?”她看出了我的惊讶,“如果是因为公益建设还有情可原,可这都是要拆了人家的房让开发商去赚钱啊!”

  有人将拆迁四合院和胡同称为“拆掉北京的第二个城墙”,华新民不同意这种说法:“毕竟,胡同里住着人呀!这样的拆迁,太伤老百姓的心了。”

  “现在已经不能谈具体保护哪一个院子,而是要全部留下”

  华新民曾倡议迅速推出一部《胡同法》,像所有国外古城保护的法律一样,将所剩不多的老北京原汁原味地保护下来。这部法律不只应该限制一切在旧城内的拆迁改造行动,而且也要对原有房屋的修缮进行限制,所有修缮工作需由特殊的专家委员会批准、设计,方可进行。

  “现在已经不能谈具体保护哪一个院子,而是要全部留下。我们常说古城风貌,如果不从整体保护,风貌从何而来呢?”华新民有些焦急:“是高楼大厦中孤零零的一两个四合院?还是博物馆里一两张照片或者模型?”

  1832年,雨果刚刚完成《巴黎圣母院》,面对路易·菲利浦时代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愤怒地写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呼吁议会通过一项保护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两年前,华新民将其翻译成中文。其中几段是这样的:“再听听他们讲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话……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通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

  “在种种理由当中,也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历史建筑留着有什么用呢,除了还得花钱维护!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还能换几个钱。然而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是资本,许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是慕名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了维护方面的开销。拆掉它们便是给国家断了一种财源。

  “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人读后非常激动:“将‘法国’二字换掉,就是100多年后北京的写照,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

“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

  但华新民慢慢发现,中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居民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华新民在父辈们保存的文件中了解到: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就刊载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2万间敌逆房产,其余都给房产主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

  1958年“大跃进”时代,20万间被出租的房屋被划为经租产,即由政府代表房东经营出租,租金分成,但所有者仍为原房主。文革爆发时,北京纯粹的私房量变成51万间,房主也一直都在交纳房税与地税。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国家在实行土地国有政策的同时,也落实了私房政策,将私房退还房主,同时,将原有私房主对所占土地的权限变更为无限期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土地是国家的,但国家授予了房主对这块土地如何使用的支配权,这种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买卖,从而变成了一种“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要动用这块土地,需要与使用权所有人———即房主———进行协商,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在房主不同意转让土地使用权时,任何人无权占用,更不要说土地上的房子了。

  当然,政府也有权力对土地进行划拨。但这种权力限于道路、公益事业或军事用途。即使这样,也要对土地和房屋进行公正评估,付给房主合理的补偿金———毕竟,房主在取得这块土地时,付出了代价。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房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经归“别人”使用、已被“规划”了;其用途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棍棒,叫嚷着“这块地是我的”,提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强制”。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但它确实发生着。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北京大格巷5号张婉贞老太太家状告开发商的案例。1998年,这起第一次得到公开报道的拆迁户起诉开发商的官司引起多方关注。在开发商提供的拆迁方案中,张老太太一家被安置在北京丰台区角门的房屋内居住,没有产权,需要按月交纳房租。

  张老太太所居住的院落,是她公公于解放前,花了9000多大洋买的,其中明确包括地价和房价,契约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在与开发商协商过程中,张家提出了置换产权,评估后进行货币补偿、或者同等区域异地安置等方案,均被开发商答为“绝对不可能”。

  在拆迁前,他们一家可以住在自己的院落里,不必交房租,甚至还可以出租房屋获得收益;而按拆迁方案,他们不但丧失了祖宅,还要租房度日。原来那么明确的私人财产,就这么轻易地“蒸发”了。更不要提,大格巷是位于国子监地区的北京市中心,而丰台角门,是他们以前去都没去过的城乡交界地。

  在一个没有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被强拆后的张老太太坐在局促的房间里,面色苍白,表情平静,然而说出话却硬得像石头:“我觉得这就是强盗行为,是明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张老太太诉诸法律的勇气,更多的人甚至不明了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在华新民的走访中,听到最多的只是抱怨:开发商要用地,我们和开发商之间是平等的。可现在,面积是他们量的,价钱是他们订的,搬迁日期也是他们说了算,这么不公平,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们有武器。”在一篇文章中,华新民沉重地写道:“他们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法律,就在书店的柜台上,白纸黑字,买回来就可以用。”这些相关的法律书籍,后来被她送到胡同居民的手里。

  “就算不提这些,”华新民说,“老城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买新房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巨额开销,许多人在拆迁过程中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还欠银行十几万,以后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家里人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这难道不是强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买房,谁又有这个权力?”

  “保护老北京,必须要从保护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做起。”华新民越来越发现,这是同一回事:“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这样,它才配得上拥有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中国青年报》-冰点


附:【凡人小事】

            网上巧遇——法籍华人华新民女士

                ·华新民·

  网络真是个好地方,经常到上面转转,说不定就会撞上一两个有意思的人、一 两件有意思的事。不久前在网上无意间巧遇一位同名者,引起了我一段往事的回忆 ,以及下面这篇短文。

  大约年初的时候,不记得在哪个网站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北京居民反对 拆迁向政府请愿,其中提到有个领头的人叫华新民的,心想世上居然还有跟我同姓 名的人,难得,难得。不过再转念一想,姓华的固然不多,至少也有几百万吧,我 的名字又很普通,有几个同名的人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因为拆迁引起纠纷,在今 天的中国真是司空见惯。所以很快就把这条消息扔到脑后去了。

  最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比起原来用了许多年的老电脑,增加了许多功能,速 度也大大提高,那天晚上,正试验用“古狗”(GOOGLE)作中文的搜索,试 了几个词,果然神速,一时兴起,把自己的姓名敲了进去。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 这条敏捷而忠实的“狗”竟然叼来了140多个含有我姓名的条目。仔细看时,都 有这样一些标题:“华新民:尖锐的胡同保卫者”(《三联生活周刊》)、“留住 ‘北京之魂’”(《北京日报》)、“跟着华新民转胡同”(《中国妇女报》)、 “胡同没了,文化自杀”(《新闻周刊》)……。我几时跟北京的胡同扯上关系啦 ?这才想起几个月前看到的消息,原来都是讲的另外一个华新民。

  再仔细看这些网页的内容,才知道这个华新民不是一般的居民,不顾大局同政 府无理取闹的那种“钉子户”。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华新民是女性,而且是有外 国血统、拿法国护照的外籍人士。她之反对拆胡同主要是为了保存北京的历史和文 化。她在北京为了保护那些仅存的胡同和四合院而奔走呼号,造了不小的舆论,办 了个“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的图片展览,引来了报刊电台的报导和采访,成 了一时的新闻人物,“京沪两地城建规划圈子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极端激进与 ‘保守’的华新民。”

  同名同姓不算巧,巧的是这个只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华新民女士还是我的亲 戚。根据报导对她身世的介绍,华新民女士的祖父是江苏无锡人,名叫华南圭。而 我的表哥张同书,恰好是这位老先生的女婿,因而这位华新民女士是我表嫂的侄女 ——关系是远了一点,不过八杆子还是勉强打得着的吧?

  说起她的祖父华南圭,家乡的老人没有不知道的,他1904年就去了法国留 学,比起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远赴法国寻求革命真理,整整早了二十年。不 过他去法国学回的不是革命真理,而是土木工程。据老人们说,他在国外娶了个洋 人太太,回国后做过“铁路总办”、“工务局长”、大学校长。我们家乡这种乡野 之地,出了个这么个有出息的人物,自然是光宗耀祖的事。不过到我开始懂事的五 十年代,人们已经不怎么提起他了,大概是因为他已经过了一生事业的顶峰,步入 晚年。再说,在“旧社会”做过官,在当时毕竟已经不是值得炫耀的事了。

  六十年代初,我考上当时还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从南方来到京城, 少不了要去拜访住在京城的亲戚。其中之一就是住在遂安伯胡同(13号?)的表 兄和表嫂,也就是华南圭的女婿和女儿。现在想起来,那住处应该是华南圭留下的 房产之一。四十多年了,模糊中还记得它给我留下的安静舒适、窗明几净的印象。 华新民女士出生在邻近的无量大人胡同,想必也是在类似的院落里长大,难怪她到 今天还是对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充满依恋,为已经和正在消失的胡同痛心疾首。

  表哥在遂安伯胡同的住处,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厕所里装的是 坐式的抽水马桶,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忘记,是因为我到北京后,似乎没有在别 的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设备。没有见过不等于没有,比如毛家湾、官园、养蜂夹道这 类地方想来是有的,不过没有机会进去参观。多年后参观中南海丰泽园时见到过一 个,那是伟大领袖时常坐在那里读书办公的地方。总而言之,这种卫生设备在北京 远没有上海那么普及。那些新建的大楼住宅尽管有冲洗的设备,却都是蹲式的厕所 。至于老城里的四合院,根据我后来到时传祥清洁队里劳动的经验,大都是在院子 进口的角落里有一个公用的茅坑,没有冲洗的水龙头,胡同里难以行车,需要清洁 工每天背着粪筒挨门挨户去掏。那时上海,也有不少没有卫生设备的住户,每天要 把马桶放到门口让清洁工人来收集,比起北京来还是要先进一点。

  表兄和表嫂虽然与我平辈,年龄上足可以做我的父母,对我这个来自故乡和外 婆家的小兄弟,自然是盛情招待。当初是否提起过表嫂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侄女与 我同名,我记不起来了。多半是没有。六十年代初,人们还没有从“三年困难时期 ”和“劳逸结合”中苏醒过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雷声已经开始在中国 上空隆隆滚过,象表嫂这样的家庭,同国民党政府,甚至北洋政府都有瓜葛,还有 割不断的海外关系,讲起这方面的事来特别小心谨慎。所以我直到这次在网上读了 关于华新民女士的身世介绍,才明白表嫂原来是华南圭在家乡娶的原配夫人所生, 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有着一半欧洲血统,从小在法 国接受教育,娶了法国太太,这就是华新民女士的父亲。

  我在北京读书的几年时间里,去表哥家里的次数屈指可数。那时地铁还没有修 通,进一趟城很费时间,而且几毛钱的车费对我来说也是要列入每月预算的,另外 还有一个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每家每户的粮食供应都有定量, 有孩子的家庭尤其紧张,家里来了客人,总要招待吃饭吧?这对于有的家庭经济上 不是大的问题,可是粮食富裕的家庭却很少。那时做每顿饭都要称着米面下锅,客 人吃掉了一顿饭,以后就要从每顿饭里节省出来,所以访客串门能免就免。这种情 况后来有所缓和,不过另一场灾难很快就来了。

  不用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我毕业时正是文革高潮之中,被“发配”到 遥远的云南边疆去“接受再教育”。仓惶离京前要向北京的亲戚告别,这时遂安伯 胡同已经改了一个“革命化”的名称,现在记不起来了,胡同入口也似乎改了道, 费了一番周折从红星胡同(也就是无量大人胡同)穿过去才找到他们的住宅。欣慰 的是,表哥一家似乎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仍然是热情的招待,他们知道我家境困 难,临别时一定要塞给我二十元钱。这二十元钱将近大学毕业生的半个月工资,对 于还没有拿到第一份工资而要远行的我,真是雪中送炭。表嫂还一直把我送到胡同 外的车站,这份亲情,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没有想到,从此一别,竟成永诀。老人家相继逝世。家人也曾去他们的旧居打 听他们后人的消息。院子里已经增加了新的住户,不复当年的安静恬适,想来是文 革期间抢占住房风潮中搬进去的。有的住户已经不知道这个院子原来的主人。它如 今成了“大杂院”了吧?或者和北京的众多胡同一样,已经夷为平地,建起了高楼 大厦?华新民女士如果在网上看到我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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