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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新闻自由年代——《申报》是如何报道光绪帝病情的



作者:陈玉申


《申报》刊出的御医入诊“脉案”

  1908年11月14日下午酉刻,清光绪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崩逝。次日下午未刻,他的政敌慈禧太后亦于南海仪鸾殿撒手西归,距光绪之死不过20小时。光绪年纪尚轻,只有37岁,死的时间又是如此蹊跷,人们怀疑他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谋害。究竟为谁所害,则又传说各异。一说谓慈禧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故令人将其先行谋毙。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另一说则谓光绪死于袁世凯之手。袁在戊戌年曾经叛卖光绪,假如慈禧死而光绪不死,他的危险可想而知。溥仪说,他听一个叫李长安的太监讲过,“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我的前半生》)上述传闻虽言之凿凿,但终无从证确,光绪之死遂成为晚清历史上一大疑案。前些年,有学者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宫内御医为光绪诊病用药的医案,通过对这些医案的分析,认为光绪是由于长期患多系统的慢性消耗性疾病,最后体力衰竭而死。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医案为慈禧柄政之期所出,终难脱却伪造之嫌。

  笔者日前翻检1908年的《申报》,发现该报在光绪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密切关注其病情的变化,连续报道达30次以上,并多次刊出御医入诊的“脉案”和药方。较之清宫档案,《申报》的记载似乎更为可信,因为它是公开的报道,为宫廷内外人所共见,作伪的可能性不大。这些报道对于研究光绪之死,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兹将有关内容择要摘录如下:

  6月14日,《申报》刊出“京师近信”:“圣上患足疾,已将三月,忽愈忽发,旬日以来尤剧,行走殊觉不便,自初六日(农历)起未至慈宫请安。”

  6月15日“紧要新闻”:“皇上足疾尚未全愈,时觉酸软作痛,耳鸣亦未平复,脘宇月真胀作嗳,更衣(大便)溏结不常,又时觉眩晕,连日由御医陈秉钧请脉,所定之方不外野于术、川续断、西洋参、杭菊花等品。盖因虚不受补,故斟酌于虚实之间,藉以镇肝息热也。”

  6月23日“陈御医请脉近闻”:“皇上违和,近日耳响发堵、腰酸足痛诸症依然如旧,而口干心烦、大便溏稀、头蒙觉疼、夜寐不实等症亦未见增减。本月初九日(农历)起,御医陈莲舫每晨入内请脉,迄今并未间断,煎剂之外,复以三才封髓丸录进请服。闻每日用三钱,早晚开水送下,颇觉见效。所有煎剂各方,仍不外乎潞党参、杭甘菊等类。”

  6月25日,刊出陈御医初九至十三日(农历)入诊“脉案”。初九日的脉案是:“皇上脉左右皆软,两尺尤甚。由于夏季损气,气失运行。经云百病生于气,表虚为气散,里滞为气阻,冲和之气致偏,气火上升则耳病,气痹不宜则足病。气之所以亏者又归肾,肾关久不为固,所谓精生气、气化神之用有所不足,腰胯之痛有增无减,且神倦无力,心烦口渴,食物运迟,大便见溏。总核病机,按以时令,拟甘温其气,参以柔肝养心……(药方略)

  6月27日报道,朝廷电谕东南督抚选召名医来京,江西玉山县吕用宾应选入都,听候请脉。

  7月20日报道:“圣躬违和,时愈时作,初起时原系足疾,近日来兼及内症,屡经陈部郎进内诊治,未见大效。据内监云,近日更甚,不耐久坐,不能用心,故外省督抚奏到摺件,有迟至次日始行批下者,有全令枢堂拟批、由内监照缮者,即办事之时刻,亦已渐渐迟至九钟十钟,每遇召见大员,未能多语,故近来召见者寥寥无几焉。”

  7月21日,刊录陈秉钧、张彭年、吕用宾三御医入诊脉案及所开药方。

  7月23日“内廷消息”:“圣躬日来渐觉安豫,每日早晚进药后,必扶行缓步,藉资活动。于诸大臣请安时,犹必殷殷垂询各项要政。日昨复奉皇太后慈旨,暂宜安心静养,不可劳神,以期早日痊愈。”   7月26日:“兹悉陈莲舫御医再四研究,用上下分治之法,于煎剂之外并进丸药调理,上部则用真珠二钱,研成细末,每天午后酌进二三分,开水冲服;调理下部则用芡实、莲子、莲须、山药、茯神、茯苓、藕节各二钱为末,以金樱膏酌量多少为丸,每晨服一次,开水送下,盖即金锁固精丸方也。”

  8月2日,“据内廷人云,江督所保御医施焕现已到京,由陆凤石尚书带领进内请脉,恭拟一方,仍交太医院及陈、张、吕三御医参酌。据施君与人言,圣上诸病均渐平减,惟近日天寒,不过稍有腹疾耳。”

  8月9日“内廷消息”:“圣躬并无多病,惟身体太弱,头晕、溏泻、足肿等症一时未愈耳。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

  8月22日:“江督所保御医周景涛,于月初到京,进内请脉,所开药方与陈、曹各医所开者不甚相同。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周景涛的脉案药方略)

  10月28日:“近闻圣体微有黄肿,且食不消化,由屈、关两君用西法调治。”

  11月8日“专电”:“皇上近因稍劳,步履益艰,病又稍加。慈宫近亦稍有不豫,十二日(农历)并未召见军机。十三日慈宫小愈,皇上因病仍未召见军机。”又,“慈宫昨召醇邸(醇亲王载沣)入宫,醇密对一点钟始退。”

  11月9日,电一:“慈宫病已康复,皇上亦小愈,惟召见军机仍慈宫一人。”电二:“皇上胃不和,畏饮食,大便积八日,步履益艰,仍力疾批摺,内务府各大臣镇日在内。”电三:“十四日(农历)庆邸、醇邸因商酌皇上药方至午后始散。”电四:“枢垣昨又致电江督,催令各御医迅速来京。

  11月14日,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专电:“皇上大便已解,力甚疲,今日并未召见军机。”

  11月15日,上谕:“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深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

  同日《申报》还刊出四条专电。电一:“昨晨两宫均未召见,各枢臣散值后,慈宫忽特召枢臣入内,奏对至一钟之久,事颇重要,午后三点钟又召入内,遂有醇亲王授为摄政王之旨。”电二:“慈宫因患病,特召庆邸速回,缓验万年吉地工程。”电三:“军机内务府急电催御医陈秉钧入京。”电四:“醇亲王之子溥仪已入宫。”

  11月16日,《申报》发布光绪帝驾崩的电讯:“上病大渐,今日酉正二刻升遐。”这条电讯附一按语:“此电于前夜接到,因恐不确,未录昨报。”

  从以上报道来看,光绪帝从这一年的6月起,病情日渐加重,故各地名医一个又一个接踵入京,中医之外又有西医,虽多方诊治,却未见大效,11月初病势增剧,去世前第九日已不再召见军机大臣,用药由庆、醇两亲王商酌,可见病入沉疴,处在危殆之中。由此判断,光绪之死应属于正常性病亡。

  《申报》刊发的这些消息,不是来自官方的通报,而是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获得的独家新闻。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报道持续近半年之久,并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为《申报》提供消息的人亦安然无事,一直不断地发来最新的消息,《申报》在报道中还经常标明“据内廷人云”、“据内监云”等,以显示消息之可靠。有报史云:“光绪末叶数年,出报既不报知官厅,其言论之自由,可谓有闻必录。对于政治之得失,内外大员之善恶,皆可尽情指责;人民之冤抑隐疾,更可尽情登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新闻最开放的一段时期,否则,像“圣躬违和”这样的宫廷秘事,是不可能得到公开传播的。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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