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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矛盾的由来与后果



作者:裴毅然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诸多社会矛盾中,增添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矛盾。随着意识形态日益左倾化,这一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社会现象。剖析这一矛盾,可收“窥斑见豹”之效,勾勒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诸多矛盾的联系性及其深刻根源。

  五四时期,“阶级”学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渗入带来了一个口号──劳工神圣,其背后隐伏着“以贫为贵”的价值判断,似乎非劳工就不神圣了。自抗战时期城市小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开始,在延安就出现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某种对立。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四对矛盾之一即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矛盾”。[1]那时,占据优势地位的工农干部摆出了“越老粗越光荣”的姿态,而相当一部分的小知识分子为了“进步”,也学着“老粗化”。解放军进城后,此风愈发兴盛起来。一九四九年,接收南京文化系统的一位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在与知识分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2]工农干部对党外知识分子就更是理直气壮地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研讨会上作报告时也承认:“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3]“反右”以后,“我是大老粗”就成了许多工农干部发言时气壮山河的开场白,无知成了值得骄傲的价值支撑。“文革”时全社会以粗野为时尚,“国骂”盛行,“造反歌”最后一句便是全场嘶吼——“滚他妈的蛋!”清华附中女生为了表现革命,纠聚操练“三字经”,直至达到脱口而出的水平。[4]时至今日,粗野时尚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阻碍着民族的文明和进步。正因为如此,在学历和文凭支配着升迁的今天,分析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之形成与后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大众反智主义”到知识分子的自卑心理

  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潮流中,“大众反智主义”一直是一股汹涌奔突的暗流。无论俄国十九世纪中期的“民粹派”,还是19世纪后期的“托尔斯泰主义”,均以指责知识分子缺陷为价值起点。“向贫穷与卑微看齐”形成审美潮流,其主要特征为放大工农的优点与知识分子的缺点。二十世纪初,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先后登场,两股思潮均蔑视传统、贬低文化。例如,克鲁泡特金(1842~1921)高呼“关闭大学”、“我们不需要大学”,不惜将既有文化夷为虚墟为革命开路,并以科学的名义美化农村美化民众,在知识分子心中植入最初的“原罪”意识。

  这种思潮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甚深。一九二O年五月一日,创办共产党的陈独秀在上海发表演说:“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的有用、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5]章太炎则认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高级知识分子)、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客、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田园场圃之所入足以自养,故不必为盗贼,亦不知天下有营求诈幻事也。……知识愈进,权位越申,则离于道德亦愈远。[6]”

  “五四”以后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逐渐发展到专找知识分子弱点,放大工农优点,视工农形象为单纯明净、朴实健壮、豪爽直率、坚定勇敢,知识分子则卑微琐屑、虚伪贪婪、狭隘妒嫉、做作计较、患得患失、钻营苟且、无病呻吟、无事生非、脆弱伤感。于是,美化乡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价值取向,与此同时,城市则被视为异己与罪恶的渊薮,是外国资产阶级思想及社会腐化现象泛滥之地。1918年,李大钊写道:“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7]”蔡元培亦发表过鼓吹“劳工神圣”的文章。[8]

  伴随着西风东渐,实用主义哲学日益浸渗,专业主义兴起,应用性知识技能成为最吃香的新学。一九二O年,刘半农在北大周年纪念日上发表的演说颇能代表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做工就是人类的天赋职任。神圣的工作是生产工作。我们因为自己意志的选择或别种原因不能做生产工作,而做这非生产的工作,在良心上已有一分抱歉,在社会中已可算得一个“寄生虫”。[9]傅斯年则写道:“我们不劳而亦食的人对于社会牺牲的无产劳动者,也是僭窃者,将来他们革我们的命,和我们以前的人革帝王贵族的命是一种运动。[10]”顾颉刚认为:“我们应当造成一种风气,把学者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11]”陶行知甚至这样写道:“文化是大众所创造的,文化是被小众所独占……近代工人对于发明上千千万万的贡献都给科学家偷去写在自己的账上。[12]”那时,不少知识分子承认了自己的“原罪”,认为受过教育的人不仅“无用”,而且“无道德”。知识分子在社会认知上的这一退让形成心理上无法甩脱的自责,更糟糕的是,许多知识分子还阿Q 式地将这种赎罪式的自我改造视为“高尚”的牺牲、“历史的需要”。虽然当时的社会对读书人始终抱有敬意,但读书人中却有不少知名人士自弃知识的价值,自己作践自己。


  二、从江西到延安:工农革命队伍里知识分子的尴尬地位

  中共建立之初,党员多为知识分子,负责人更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共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党内出现了一股“打倒知识阶级”的反智主义潮流。其时,苏共正开展反“托派”的“清党”,“托派”多为知识分子,为此苏共规定,工农党员经重新登记可直接领取党证,非工农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这一做法在莫斯科的训练中共干部的中山大学被套用。随着这批中国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阶级出身论”广泛传播,从此成了中共的价值判断标准与基本思维方式。[13]在苏区那种“军事第一”的形势下,红军中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瞧不起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认为苏区政府是靠自己的枪杆子撑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以后,党从组织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推行领导干部工农化,将知识分子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从根本上质疑知识分子干部的忠诚度。一九三四年川陕根据地在肃反运动中甚至提出:“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14]”当时,红四方面军仇视与乱杀知识分子的情形最为严重。其后果是,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四方面军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装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洗。[15]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杀“改组派”的红军老战士晚年自述:“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16]”这种工农干部仇视知识分子干部的现象,在一些偏远的根据地,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末。一九四九年底,在海南的琼崖根据地举发过一宗“特务案”。投奔根据地的林云之向上级建议:“队伍中不要说粗话脏话,要组织学文化学理论,要搞读书运动,以提高全体队伍的文化理论素质”。但这一建议被某些领导视为“看不起革命队伍、骄傲自大、打击领导”。于是,林云之被指斥为所谓的“特务头子”,共有三十一名青年男女被冤指入案,最后全部被杀。此案中还有九十五人被捕,二百一十六人受牵连。[17]

  抗战爆发后,大批白区中共地下党员进入延安,原负责北方局宣传工作的陈伯达生前回忆:“当时有些干部对我们这些白区做地下工作的人似乎有些偏见,所以我们并不受重视。[18]”然而,就能力与才干而言,工农干部普遍低于知识分子,中共要扩大根据地就亟需知识分子的投入,因此知识分子的升迁机会远高于工农干部。在延安抗大,从校部到连队的各级领导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的老红军,而教师却全是知识分子,外来知识分子还受到特别优待。意识形态上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现实工作中对知识分子的需要,使得延安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蓄积。

  延安“整风”运动继承了红军时代轻视知识分子的传统,蔑视知识分子的调子再次高涨。“整风”前夕,历史学家范文澜邀请红军干部王震阅看当时轰动延安城的壁报(以王实味为主的揭露性杂文),王震阅后极为不满:“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范文澜感愧不已:“大学教授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穿了,真了不起。”[19]范文澜的这一认知甚具代表性,表明知识分子认同工农干部的价值立场,将原本两个层面的问题简单地扯到一起,主动就范于工农干部的认识水准。亲历延安“整风”的何方先生晚年回顾:“按照中共领导层当时的看法,知识多了,思想就会变得复杂,不如工农干部那样思想简单,容易领导和指挥。这也是后来干脆说‘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根子。[20]”据鲁煤回忆:“当时在解放区,知识分子无一例外的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天生是被改造的对象。[21]”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公然贬低知识分子:“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的一段话正式发表时被删去了:“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们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22]”可以想见,那些工农干部听到这番领袖讲话,自然人心大快。

  由于毛泽东贬低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干部在工农干部面前抬不起头来。延安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有五十余名学员,“绝大多数是从各处抽调来的工农出身的写作干部,有少数几位知识分子。曾经希望这些知识分子能帮助工农们提高文化,反过来再受工农的生活、感情的影响。后来发觉不成,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的文化,工农看不惯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有一个知识分子不吃窝头,工农们就大不以为然。[23]”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许多知识分子干部不得不“工农化”、“老粗化”。王蒙回忆道:“在一九四九年时,有一大批作家是以‘革命的先锋’、‘革命的号手’、‘革命的大炮’的身份来迎接共和国的。但与此同时,作家们却也发现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现象,就是当这些作家真正投身到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当中,愈发现自己的言行举止相当不符合革命对他们的要求。在农民革命当中,要求作家无条件地参加革命并认同工农战士,放弃自己许多在贫苦农民眼中的奢侈习惯。有的作家甚至连刷牙都做过检讨,因为农民们认为没有必要每天刷牙。我在农村劳动时,也有过这种经验,农民曾问我:“你嘴里有大粪吗?为什么每天用个粪勺子在里面掏来掏去的![24]”


  三、五十年代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之多重表现

  1.贯彻阶级路线造成工农干部的低能重用

  一九四九年以后,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由于文化程度不同,理念和工作方法有差异,因而在工作中不断产生磨擦。例如,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底,数十万知识分子干部作为工作队员下乡参加“土改”,不少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在对待地主富农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知识分子干部的人性化立场常常受到工农干部的“批判”。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土改”成了他们不得不完成思想转变的起点。为了表示他们对革命的认同,只能虔心接受“阶级论”,深刻认识自己积负的“原罪”;但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此看清了自己与工农干部之间存有一道无法逾越的价值鸿沟。

  中共建政后就在干部政策上开始全面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做法从根本价值上认定工农干部的忠诚度与贡献远大于知识分子干部,偏重提拔重用工农干部。朱正指出:“(工农干部)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做对他们过去功绩的酬劳,却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这些被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党员,有不少并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25]”一九五O年三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向苏联驻华代办通报,当时华北一百五十万党员中一百三十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干部中将近百分之五十没有文化或文化很低。[26]一九五二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组织了对宣传部、文化局所属二十四个单位的六百七十九位处科一级干部的常识测验。试题多为政治时事与文艺常识,以初中文化程度为准,共有五十题,每题二分,试卷上不留姓名。测验结果使夏衍大吃一惊:八十分以上仅二人,绝大多数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的负责干部只得到三十、四十分,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答对者都寥寥无几,在常识题上更是笑话百出,还有一人赌气交了白卷。[27]后来在华东局“整风”时有人慷慨陈词,指责夏衍组织的这次干部知识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夏衍则不得不承认“做法上有错误”。[28]

  一九五七年,民主党派人士储安平在他那篇著名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中指出:“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29]”结果,储安平被打成了“右派”,长期遭到政治迫害。

  其实,中共并不是干部政策上的阶级路线之始作俑者。党史研究界近年提出,敌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源自斯大林。二战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对知识分子也多采取歧视迫害政策。如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认为:“知识分子永远不会放弃其小资产阶级与敌视工人阶级的心态,……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只适用于工农阶级,而不适用于知识分子。[30]”


  2.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差别待遇埋下了对立心态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到一九五O年代中期,来自解放区的工农干部仍然沿袭过去的做法,实行低薪的供给制,而政府对进城后使用的原国民党统治区里的知识分子则实行保留工资制,月收入在二百至五百元间,按当时的收入水平看相对处于高薪阶层。于是,“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低得多。这样,党政干部和业务人员之间,就有了各自的看法。[31]”一九五六年实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待遇又得到大幅度提高,上海的一级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青年讲师有九十二元,连助教也有六十五元。[32]对此,工农干部很不服气,认为是马打江山驴坐殿。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张奚若提到:“(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团结,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33]”可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认识,却是另一种看法:干部们白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秘书、出差报销,我们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都得自己掏钱。[34]正因为如此,夏衍指出:“在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大家都自觉地服从政策,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疙瘩,或者说是矛盾,我认为是和解放初期的这两种制度的并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35]”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在待遇问题结下的对立心态,既孕育了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期知识分子对党员干部的批评,也为“反右”运动中工农干部齐心协力地打压知识分子提供了心理准备。

  一九五六年一月,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批评了行政管理人员:“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于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36]”各地曾一度出台不少优待知识分子的措施。例如,中山大学给一些教师出国机会,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在教师中发展党员,为专家学者配备助手;知识分子手持“优待证”,购物、看病、理发、乘车、吃饭等均优先得到照顾,令人生羡。在重庆,高级知识分子每月增供植物油一斤,乘坐公交车可优先上车,看病不用排队挂号,可优先住院,西南政法学院甚至让教授到有公费补贴的小灶食堂与院长、书记一起就餐。[37]很快,这些照顾知识分子的政策就在工农干部占多数的中共党内犯了众怒,怨声四起。这种刻意为之的“照顾”,实出于一时的统战需要,与官方的主导价值观念其实是相悖的,自然很难得到党内的广泛认同。而且,通过“搞特殊”这一负面作用很大的方式来体现一时的“照顾”、“重视”,反而挑动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情感对立。统战之需这一环境要素一旦消失,变脸相向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早在一九五O年代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高级知识分子会议时,统战部负责人就讲过:“毛主席教导你们这些人,每天起码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不是翘起来了,如果翘起来了,就赶快打下去。[38]”到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更明确地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39]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明显不吃香了,其待遇也大幅降低。一九五三年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三年后其工资为八十五元(中教四级),相当于行政十八级;而一九五七年的大学毕业生转正后工资只有五十三元,仅为行政二十二级,而且此后长达二十五年未提高薪水。[40]


  3.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歧视

  在整个五十年代,以政治高压为后盾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环紧扣一环,实质在于打压知识分子,通过再教育以完成对他们的洗脑,以便这些富于怀疑与批判精神的人完全驯服于当局。就在周恩来一九五六年提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同一报告里,他明确说明,“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这样的政策表示,虽然在工作上对知识分子有所倚重,但政治思想上仍必须监督改造他们。既然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自然就必须有“教育者”,于是工农干部和工农“积极分子”便扮演起“教育者”这一角色。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工农的地位越抬越高,于是提高工农文化程度一事就自然而然地被搁置一旁了。中央党校的党史研究者指出:“1958年以后,在全国明显地取消了干部队伍和工农群众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建国初期像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的速成工农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预科等各类干部文化学校也逐渐销声匿迹了。[41]”

  毛泽东很清楚地知道,抬高工农、贬低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政治需要,他又何曾信任过农民呢?相反,毛曾多次抱怨农民的无知与狭隘,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42]”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抬高工农、贬低知识分子。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相应为斛律光)。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43]”毛泽东还有不少这类名言,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书是要读的,读多了害死人”等。

  在工农干部掌权的政治环境里,人事与保卫等要害部门均使用工农干部,他们出身干净、经历单纯、感情朴素、绝对忠诚,可他们最大的弱点是文化程度较低,有的才刚刚脱离文盲状态。中共元老薄一波晚年承认:“掌权的某些工农干部不信任甚至排挤知识分子,是普遍的现象。[44]”1957年,武汉大学程千帆教授曾如此抱怨:“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岁的小孩子手里,……他们犯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减退,工作不起劲。[45]”天津某设计院一位高工说:“我对院里的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46]”

  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歧视甚至延伸到他们的子女身上。自1957年起,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时,考分再高,只要家庭成分涉及“黑五类”,都不能进入他们想申报的大学,而只能被“踢”到上海师范学院,于是该学院便成了上海家庭出身不佳的考生的“收容院”。之所以让他们进入师范学院,或许是当权者认为,中学教师地位低下,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工农干部惟一的优势便是家庭出身或革命资历,他们没有知识优势,便力图在政治上找回领导知识分子的价值自信。他们当然会热烈拥护“政治挂帅”,希望只要背诵几条高度简化的领袖语录就可把握处理复杂事务的准绳;他们当然愿意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失去份量,并十分乐意地保持这种能发挥自身优势的“社会氛围”;在服从重于创造的岗位上,他们的无知决定了他们只能听从、难以质疑,却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信任。可以说,愚民政治和愚民社会是相辅相成的。

  知识分子不仅是革命意识的分娩者与传播者,也是政治组织的缔造者。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辛亥时期,“当时真正的群众——劳动人民,并没有发动起来,也没有人想到去发动他们。在革命中,活动的人还多半是知识分子……在乡村,欢迎革命的也是一些比较开明的绅士,他们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47]”然而,中国的革命最后却把知识分子当作政治歧视和社会排斥的对象,迫使知识分子走“工农化”的生活道路;而农民则为“大跃进”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在全国性长达3年的大饥馑中留下了3千多万饿殍。[48]显然,毛泽东其实也不关心农民的命运。当全社会被集体改造成“工农”之后,中国并未走向毛所许诺的现代化,而是朝着相反方向大踏步倒退,暴露出种种无法掩饰的巨大恶弊。


  四、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社会后果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农业文明中,维持生产仅需简单的感性经验,毋须理性知识,生活在这一层次的人们很难认识到知识的作用,产生不了“黑手(工农)要拿,得有白手(知识分子)帮忙”的直观感受。事实上,社会越落后,贬低知识分子的观念便越有市场。从最根本的观念认知的角度来看,所谓工农与知识分子谁高谁低的问题,建立在所谓“谁养活谁”这一认识上。而这一质问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十分原始落后的价值观念,其荒谬性今天已毋须论证了。这种人为抬高工农的社会地位与人生价值的观念,究其实质,乃是“均贫富”观念的变形。

  从本质上,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动乱学说,以煽动穷人夺取富人财产为政治目的。它所煽扬起来的族群仇恨,让一部分社会成员从另一部分成员的屈辱中得到满足和成就感。然而,阶级斗争运动并不能增加社会整体的财富,它所许诺的“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提高生产力”则是一个金色泡沫,压抑强者的平均主义不仅不能提高生产力,反而会成为拖滞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障碍。革命所竭力争取的“伟大成果”其实往往是为下一场革命提供了对象,那些以残酷暴力推行的“社会改造”不仅没有正面推动历史前进,反而严重阻挠了社会的正常发展,从根本上将中国带错了路。那些提出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家、领袖们常常把“无产阶级思想”当作一面旗帜,其实,所谓的“无产阶级思想”,莫要说无产阶级自己并不清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们也从未说清楚过。

  如果说,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对知识分子反复的“思想改造”和对工农的不断拔高,是企图引导着知识分子从思想观念上“工农化”,那么“文革”时期实行的强令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去“五七干校”的做法,则是从制度上强制地把知识分子的生存“工农化”。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掌握的资料显示:1980年代初,干部队伍中文化程度低的往往位居较高的位置,而文化程度高的却处于较低的位置;据1983年统计,全国2,200万具有“干部”身份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里,大学文化程度的占21%,高中程度的占42%,初中以下的占37%;而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81万负责人当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6%,高中程度的占22%,初中以下的占72%.[49]这一现象在全国党委系统中尤甚,在县委一级,大学程度只占5%.[50]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文化低的当领导,文化高的当职员,时称“老粗管老细”、“文盲治国”。掌权的工农干部只懂“革命”不懂建设,一谈建设便斥之为偏离革命大方向,谈论经济更是不屑一顾。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如何建设。

  让无知者来管理社会,自然会按照无知者对世界的理解与标准去设计社会秩序并规定价值规范。也因为他们的无知,面对复杂的问题拿不出什么办法,只能搬用教条,这也是教条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社会客观倚托。直到1980年代中期,“各地一些工农干部仍然不断出现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现象,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有深远的社会与历史背景。[51]”

  “文革”时期迫使知识分子走“工农化”道路还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重弊:首先,愚民化孕育出“知识无用论”,阻滞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导致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老粗化”;其次,“工农化”背后所隐含的平均主义观念破坏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正常社会差序,扰乱了社会价值观念,大大弱化了社会成员的创新进步意识;再次,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强迫他们取媚于工农及掌权者,除了一再上演“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便是“触及皮肤深入灵魂”的全面改造;第四,由知识分子代表的现代文明随着这个阶层被长期打压而日渐凋零,取而代之的则是“大老粗”文化当道。1980年代政府曾大力提倡“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可见,连最基础的文明礼貌、秩序道德、卫生习惯等都败坏到需要重新建设的地步。

  在1980年代,“谁养活谁”这样的荒谬说教虽然从官方的宣传教育素材中消失了,但却仍然存留在民众的心里。曾经有不少这样的事例,一位科学家得了发明奖,所在单位的食堂大师傅、传达室门卫、楼道清洁工、送信的工友都来分科学家的奖金,而且还振振有词,“如果我不给你做饭,你能做出发明吗!”科学家若不将钱分给他们,势必影响“群众关系”,今后就别想再专心从事研究了;另一冶金专家某次得奖金4千元,七分八分,最后个人只分到70元,再应单位同事们的要求请了一次客,化去100元,还倒贴了30元。[52]

  1980年代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不仅仅是对“反右”以后的纠偏,而且是对“五四”以来整个价值方向的调整,尽管从理论上官方至今仍无明确表述。但是,有了这样的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大老粗”文化就荡然无存了。虽然今天文凭和学历成了人们热衷追求的目标,干部升迁也必须以此为参考,但嘲讽知识分子的社会观念并未消失,“大老粗”文化的痕迹仍然深深渗透在今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在文艺创作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赵本山近年在一次春节晚会上表演的小品中就有这样一段台词:“没有农民你吃啥?没有农民你穿啥?没吃没穿,你还臭美啥?!”这段话居然换来了经久的掌声,显然,当年提出的愚昧的“谁养活谁”这一观念,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1990年代热映一时的电视剧《渴望》里,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角色被描画成品德优秀的正面人物,而具大学文化的知识分子却表现出各种缺陷。此剧的价值指向仍然是迎合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贬低知识分子的大众心理定势——无知者比知识分子纯洁高明。

  在知识分子当中,主动迎合这种落后的价值观念的人也仍然存在。比如,1995年7月,季羡林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写道: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53]……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54]……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55]

  贬低知识分子的观念和“大老粗”文化当初是凭借政治的力量广泛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当中的,现在,即便现代化过程已经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观念文化仍然会下意识地表现在当代人们的行为方式、话语系统、文化品味等诸多方面,其印迹久久难退。正是在深深带有“大老粗”文化痕迹的当今中国社会里,社会迅速的两极分化孕育着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和呼应这种情绪的民粹主义思潮,这样的思潮常常表现为仇外心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探讨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矛盾的由来和后果,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脉动。



注释:

[1]其它三对矛盾是“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参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

[2]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转引自高华的《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版,第14页。

[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11月第1版,第161页。

「4」章立凡,《君子之交》,明报出版社(香港)2005年2月初版,第170页。

「5」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职合会演说”。参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年12月第1版,第301页。

[6]章太炎,《革命与道德》(1906)。参见朱维铮、姜亮夫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03~312页。

[7]参见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2年1月第1版。第一卷,第154页。

[8]出处同上,第426页。

[9]刘半农,“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参见肖卫主编《北大岁月》(《北大精品书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2001年9月第1版,第329页。

[10]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参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年4月第1版,第116页。

[11]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参见《王观堂先生全集》,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6册,第7134页。

[12]转引自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参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年4月第1版,第122页。

[13]高华,《身分和差异》,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第5、6页。

[14]张国焘,“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肃反的情况”,载《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版,第246页。转引自朱鸿召的《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版,第179页。

[15]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111页。

[16]参见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6月版,87页。

[17]傅国涌,《他们惨死在黎明前》,载《开放》(香港)2004年第8期,第66~67页。

[18]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6月修订版,第61页。

[19]温济泽主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4年版,第184页。

[20]何方,“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2005年春季号,第108页。

[21]鲁煤,“我和胡风:恩怨实录——献给恩师益友胡风百岁诞辰(六)”,载《新文学史料》(北京)2004年1期,第98页。

[22]转引自王若水的“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原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1年第4期(总75期);参见何清涟主编的《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博大出版社(美国)2004年10月第1版,第6~7页。

[23]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3年1月第1版,第174页。

[24]王蒙,“杂感”,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5]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8年版,第538页。

[26]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转引自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浮沉录》,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初版,第83页。

[27]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9月第1版,第415、439页。

[28]出处同上,第416页。

[29]牛汉、邓九平主编,《思忆文丛。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8年9月第1版,第137页。

[30]陈一新,“知识分子政策与国家发展——对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考察”,载《知识分子》(纽约)1986年冬季号,第106页。资料来源:Bennet Kovrig《Commuism in Hungary 》(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9年出版,第261页。

[31]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9月第1版,第411页。

[32]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5年10月第1版,第38页。

[33]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8年版,第68页。

[34]出处同注[31]。

[35]出处同注[31]。

[3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11月版,第172页。

[37]参见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301~302页。

[38]许水涛,“王芸生的临终口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访谈录”,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9期。《文摘报》(北京)2005年10月2~5日摘转,第6版。

[3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2~454页。

[40]马嘶,《负笈燕园》,群言出版社(北京)1999年8月第1版,第251~252页。

[41]陈雪薇,“知识分子的毛泽东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参见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等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283页。

[4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年9月第1版,第1414页。

[43]转引自李锐的“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参见《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133页。

[4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下卷,第1010页。

[45]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8年版,第293页。

[46]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1991年7月第1版,第105页。

[47]冯友兰,《三松堂自述》,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4月第2版,第34页。

[48]参见章立凡的《君子之交》,明报出版社(香港)2005年2月初版,第32页、第34页。

[49]李锐,“新形势下的用人之道”(1984年12月),参见《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601页。

[50]李锐,“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选拔干部的问题”(1982年12月),参见《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553页。

[51]千里驹,“论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运动”,载《知识分子》(纽约)1986年冬季号,第64页。

[52]出处同上,第61页。

[53]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204页。

[54]出处同上,第211页。

[55]出处同注

[46],第218页。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总第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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