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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风雨的夜里


作者:格丘山


一、离开北京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号,十一个北京石油学院的反动学生正在北京火车站候车,他们将被押送到黑龙江省北安农场劳动改造。

灰暗的灯光下,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的脸在灯光下显得苍白憔悴颓唐,几个月来的斗争会已经将他们折磨得半死,现在他们将被送到遥远的北大荒去,是什么样的苦难在等着他们呢?每个人都在悲伤和恐惧之中。

站在最角落的是章建航,学校的斗争会上说他的父母解放前是恶霸地主。他的罪行来自他的一首歌颂农村建设的诗,诗中有肥猪二个字。他被强迫承认诗中的肥猪是暗喻毛泽东,在毛泽东是红太阳的年代,这是够杀头的罪。今天回头看去,真正的奇才是那个第一个发现肥猪与毛泽东有联系的人。

章建航的母亲和二个妹妹远远地站在他的旁边。这是一些意志已经被社会和同类压垮了的人,她们看每个人的眼睛都充满了恐惧,好像在说:“我有罪,请你放过我”。

站在左边的是鲍有光和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北洋政府送去留洋的老文人,我曾经见过他,他像是一下子老了很多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前程对于他的儿子会是多么艰难,这是比生离死别更彻骨的痛苦。

王有林坐在行李上,两眼茫然的望着远方。没有人来送他,尽管他的家在北京。他是一个孤儿,父母弥留时,要求比他大十多岁的哥哥等到弟弟成人后才能结婚。哥哥忠心地履行着对父母的承诺,每天在工厂做工,供给弟弟上学。兄弟两人在睡床上议论了不少中国的反修政策。弟弟在学院中被同学揪出来后,系党副书记张西昆对王有林开始了日以继夜的攻心战,王有林揭发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哥哥。他的哥哥随即就被作为反革命送进了监狱。立了功的王有林并没有得到张西昆允诺的宽恕,现在他心灵中压着大过我们的双倍负担。

在我右侧站着李家富,他来自广东的乡村,这是一个遗腹子,母亲怀他时丈夫就死了。留下两分薄地,孤儿寡母没有能力种,就租给人种。解放后定成分,地太少,不够地主,但是有剥削行为,被定成小土地出租。李家富的问题是62年回家探亲时,看到农村俄死了人,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农民不喜欢人民公社,盼望包产到户等等,觉得与报纸上说的不是一回事。他是团员,还是副班长,回校后找政治辅导员廖国芳汇报思想。廖国芳说,你做得很好,以后有想不通的就找我汇报。到了毕业集训时,廖国芳将他汇报的内容全抖了出来,他就不容置疑地成了反动学生。而李家富的母亲也正在李家富成了反动学生的时候,到井边去挑水折了腰,这使她不能再挑水,每次需从地上爬到井旁,用几个小时拖一点水回来,她正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大学毕业儿子回来帮助她哩。

李家富的后面是陈耀强,长得很高,鼻子翘翘的,有着一张讨女人喜欢的脸。可以说即便将陈耀强以一百个罪名定罪,最不应该定的就是反动学生。陈耀强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他算是半个华侨,母亲在印尼,父亲在广州开饭馆,生了九个女儿,最后得了这么一个儿子。陈耀强在学校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与一个比他差不多矮一半的女同学成天在校园中压马路。陈耀强的问题是看完电影《战上海》,回到宿舍时,站在宿舍门口仿照电影中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一边两脚立正,将右手高高举起敬礼,一边叫蒋委员长到。陈耀强变成了反动学生,使他在印尼生了九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母亲,像发了疯似地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要将儿子从中国弄到印尼去的坚韧不拔的斗争。

这是无声的送别。火车起动的时候,我看到鲍有光的父亲跟着火车跑着,他哽咽着叫喊着“有光,要想着我”。在灰暗的月台灯光下,火车将他慢慢地愈抛愈远,缩成了一点。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押送我们的是保卫处的一个干事和两个低年级的学生。这个干事是复员军人,个子很高,对我们礼貌而冷淡,一点看不出他心里的实际感情。上火车前,他从袋里掏出一顶那种帽舌可以用一个扣子与帽体连在一起的帽子,戴到头上,顿时显得非常干练。二个押送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个四川人,对我们说话时总是避开我们的视线,声音非常小,没有一点押送人的趾高气扬,给人的印象仿佛不忍看到这些人。几个月的批斗,使我们已经习惯于被人鄙视,一个押送我们的人,没有大声说一句话,更没有说一句侮辱的话,已使我们从心里感激涕零。整个押送气氛悲哀压倒了肃杀,使我们隐隐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恻隐之情围绕着我们,不过这也完全可能是我们出于自怜产生的错觉。

火车上的十多小时没有人互相讲过一句话,各人似乎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和对于不确知的未来的巨大压力下,没有心情去交谈。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交谈可能也是不允许的,虽然押送人没有明白宣布这条纪律。

到哈尔滨的时候正是午夜,我们要在这里换去北安的火车。哈尔滨的火车站比北京更是昏暗,虽是三月,夜间非常冷。我们将被子铺盖等行李堆在中央,大家围着行李坐地下。充满夜寒的车站,显得凄凉和空荡。范同明拿出一个短笛,吹了起来,押送人也没有制止他,他吹的是苏武牧羊,哀怨的笛声,催人泪下。可怜的范同明是我们这些人中将来命运最悲惨的一个,在他吹笛子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等着他前面的路程将是何等的艰难。

笛声哀扬,我看着范同明悲沧的脸,心想这就是那个被学校宣称气焰非常嚣张的范同明吗?我记起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后,一个夜晚,一个学校的高层官员找我谈话,用一种玩笑的口气提起有些反动学生现在还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时,在灰黄的灯光下,他脸上露出的那种对范同明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不懂事感到好笑的表情。

范同明来自骁勇善战的广西,那里的民风要比表面粗犷豪放,暗里藏针的东北大汉耿直。他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团级军官,这是一个最坏的层次,听说死在监狱里,要是级别再高一些,反而会受到共产党礼遇。这种被称为血仇子弟的人在政治运动中是权利最没有保障的。

范同明的脸看起来有一种沉毅,倔强,说话很慢,而且对人的问话要有一个停顿才能反应,说明脑子不是很敏捷。范同明的问题就是一句话,说他附和苏修的说法,诬蔑中国人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加上他气焰嚣张,拒不认错,所以被定成了反动学生。

后来我问过范同明他说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我们这些不堪一击,在党面前痛哭流涕,苦苦求饶的反动学生中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会让我感到是一个奇迹,而且备感荣光。范同明有些不好意思,罗里罗嗦的说了半天,我听懂的他反复说的就是反面教员这四个字。可能是学校要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反面教员的意思。我觉得范同明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差,词不达意,我无法知道这是运动后受到刺激变成这样的,还是原来这样?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校方描述的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甚至不惜一死的刚强形象。

我基本上明白了范同明是被拖下水的,这种中国人几个人穿一条裤子,明明是宣传部门用来激起人民对苏联仇恨的话,就算有人对中国反修政策不满意,也不会拿这种中国人都不认可的话来攻击的。问题是只要将范同明卷到这个逻辑上来,他是会被愈拖愈说不清楚的,所谓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恐怕也是有人先问范同明是不是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开始的。像范同明这样耿直,倔强的人在乱世如果去参军,不管是共产党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都会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卓越的军官。可是来到大学这种钩心斗角的地方,他的脑子是无法绕出这些文人给他设的圈子的。

到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上火车了,等待我们的竟然不是拉人的客车,而是拉货和牲口的闷罐车,这种车没有窗户,也没有座位,我们都坐在行李上,门一关上里面黑黑的。车上有一个洞,可能是给我们大小便。从哈尔滨到北安虽然不是非常远,但是这是每个小站都要停的特慢车,要走十二小时。我们就这样坐在没有光的黑黝黝的闷罐车中十二小时,黑暗中没有人说一句话,大家心里对后面还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充满了恐惧。

到北安县的时候,我已经在闷罐车中适应了黑暗的眼睛,被强烈的光线照得睁不开来。等到我能够看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北方边塞小城,几栋疏疏拉拉的二三层楼房更点缀出边城的荒凉。路上看不到土,上面被一层由雪踩实,而变成冰和土混合的东西覆盖着。路上走着长相与北京人、哈尔滨人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人,戴着有长毛的狗皮帽,两手对插在袖筒里,鼻子冒出大团的白气,眼睛深陷在高高的鼻子里,就像凶悍的鸟。我想起过去在书上念到的,很多在中原犯了罪的人,为了躲避追捕,就闯关东,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吧。

这十一个人中,数我年纪最小,体力也最弱,加上前几个月的逼供批判斗争,我已经到了临近奄奄一息。从火车站到农场招待所对正常人大约是三十分钟的路程,但对于我变成了无限的走不到头的路了,我背着一个大被子,一手提着一个帆布箱,一手提着一个旅行包,根本走不动。由于胳膊没有力量提箱子,就想借腿的力量,腿都磨破了,加上我的鞋是那种北京市面上最普通的棉鞋,黑灯芯绒的面子,白塑料底,根本无法在这种冰雪的混合物上走,平均走二十步,就滑倒在地上一次。整个队伍给我拖住了,以这样的速度,恐怕天黑了也到不了农场招待所。

保卫干事走到我面前,叫我抬起脚来,看到我的塑料鞋底已经完全磨平了,没有说话,看了一下表,一付无奈。又走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默默地将我的箱子提过去了,没有说一句话。

农场招待所有一辆大轿子车和农场保卫科的两个人在等我们。上了车后,车子离开了县城,在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雪原上驶行着,一路上几乎不见什么房子和建筑物,而天却愈来愈阴霾,凛冽的北风刮得雪原上的雪在空中飞扬,一付北大荒黄昏的样子,我们已经到了天涯海角,车子还要将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呢?

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雪原的远处出现了五六座矮小的土房子,车子似乎是向那些房子奔去。到了房子旁边,保卫科的人说,秦永廪拿着行李下去,其它人不动。我们中间,秦永廪的问题是最严重的,1962年,他回家探亲看到了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回校后,给女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怀疑。他的女朋友邵乃庄倒从未揭发,但是他自己将一封未写完的信放到枕头下面,被团组织委员卢国忠翻到,报了学校。公安局将他列为代号五号控制起来,严密监视了好几年,班中竟然无人知道。我在运动中也因为秦永廪案情的影响受到了牵连,虽然后来证明了我对秦的这些观点毫不知情。秦永廪受的劳动考察比我多一年,他拎着行李下去的时候,流出了眼泪,非常可怜。因为本来我们毕竟是一伙人,现在将他一个人剔出去了,他心中充满恐惧。

后来,秦永廪告诉我,他一进房子,就遇到了麻烦。一个单身的工人正在洗脚,叫他将盆里的洗脚水倒出去,而另一个工人说不要听他的,不要倒。他望着他们,不知是应该倒,还是不该倒?哭了起来,那个让他倒水的工人感到了良心内疚,不再说话了。

汽车离开五队,又在三队扔下了李延成、王有林和李树仁,在二队扔下了鲜朝佐、陈耀强、范同明和章建航,最后剩下了鲍有光、李家富和我。

汽车开到了一座山下,山上烟雾腾腾,山下是一排排的整个冬天枯叶不落的柞树林,和宁静的树干带着白黑花纹的桦树林,在树林的前面静静的卧息着几百座房子,这就是大庆北安农场的总部。我将在这座有名的死火山下面,度过我人生最难忘的八年。它是我真正的大学,在这里我认真的学习和思考了中国社会,在这里,经过苦难的火焰烧溶,我从一个喜欢作弄人的上海恶少,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懂得同情人间种种苦难和受苦人的人。

这座山就是与我生命力最旺盛的八年青春紧紧连在一起的格丘山。


二、被逼到绝路的男子汉——范世春

每当我听到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悲恸、苍凉的旋律的时候,我的脑子中就会浮现一付图画:

北大荒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有一架牛车慢慢地在凛冽的北风中艰难地向前行进着。牛车前面一个个子高大的三十岁左右的人牵着绳子,牛车的后面一个带着眼镜的二十岁上下的人拿着一把叉子紧跟着。虽然太阳苍白的光辉照得白雪皑皑发光,使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但是一点暖意都没有。他们的鼻子呼出一大团一大团的白气,嘴周围结满了在阳光下晶莹发亮的冰霜,每走一步都要从齐膝盖深的雪中起出腿来,再踏入深深的雪里,牛和他们走过留下的脚印,像一条黑蛇,宛宛延延,从他们的脚下一直蔓延到遥远的天边。

那个牵牛的人就是范世春,那个拿着叉子紧随着牛车的就是我。

有一次,我正在雪地里走着,突然似有似无地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三套车的悲恸殷实的男低音,苍凉的旋律,在飞扬的雪花中飘荡: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那是范世春在唱,声音低沉和苍凉。在这浑厚但是绝望无助的歌声的悲沧之中,透出的是向上天发出的一个精血旺盛,正在风华的男人,被逼到了天涯海角,被抛到了死亡边缘的哀伤、无奈、和绝望。我只听他唱过一次这首歌,但是自此后我再不能忍受在灯火辉煌的歌唱会上,听歌唱家唱这支歌:因为它只应该属于冰天雪地;只应该属于天涯的沦落人;它与万头簇拥的人群,西装毕挺的歌唱家,金碧辉煌的大厅和剧院是完全逆反的。

我与范世春在冰天雪地中运送了一冬天的牛草,但是范世春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为什么他会被送到这个农场。他也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默默相对。

我第一次见到范世春是在冬天积肥的时候,说是积肥,实际就是用镐头刨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块,几十镐只能刨下拳头大的块。那天我与管理我的王师傅正在用镐头刨冻土,来了一个个子高大的有着浓重天津口音的中年人。他穿的不是农场发的统一工作服,而是在农场看来很刺眼的蓝棉袄,显然是刚到这里。王师傅好像是知道和期盼他的到来的,一点也不惊讶。他用一种估摸牲口的目光将来人上下打量了一边,点了点头。其实只有我知道王师傅点头所含的深刻含意,因为当时我与王师傅的关系正在最紧张的时候。王师傅对我手无绑鸡之力,干活时的完全没有眼力、脑笨如愚石已经到了无可容忍,伤痛欲绝的程度。这时候,来了这么一个壮劳力,显然感到安慰。

我对范世春的第一印象是他的目光中深邃的忧郁,他的嘴的两边有着两道深深的这个年纪人不应该有的长沟,从鼻子一直伸延到下巴。他比我力气大多了,也知道怎么干活,他抡镐和下镐的时候,王师傅的目光充满赞许。但是王师傅对他并不好,有一次我听王师傅说范是现行反革命,从王的闪烁口气和神秘的样子,我知道范的问题要比我严重得多。我对范世春干活时最深的记忆是,他不像我一干活就满头汗珠,而是鼻子中不断流出人在伤心欲绝时才流的长长的清水。

冬天过后,范世春从四队调走了,王师傅大为惋惜。我与范还在同一食堂吃饭,常能见面,不过碰到了为避嫌疑,也只是点个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农场每年春天的播种誓师大会,和每年秋未的庆丰收大会。那一天农场宰猪摆席,全体职工和干部欢聚一堂,政治空气格外宽容,用老鲍的话说是地富反坏右革命干部工农兵阶级大调和的一天。那天农场领导一桌一桌的敬酒,有时还对地富反坏右说几句努力改造的鼓励之类的话,不乏人情。我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场面,就拿着我的菜和饭,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享受这一年难得有的肉菜。我看到一个地方,范世春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就走过去和他褡过伴。

这一天是我记忆中范世春讲话最多的一天,也是我唯一看到他脸上有笑容的一天。他兴致似乎特别好。就像我们这一类人碰到一起的时候,通常不谈政治和自己最关心的事情,谈话的内容总是最无关紧要的鸡毛屑皮。这一次是从对联开始的,范世春说了一个乾隆下江南的故事。他说乾隆到了金山庙上,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一付平和景象,诗兴大发,当时正是黄昏家家做饭的时候,就指着山下的民居的炊烟说道:因火成烟夕夕多,要旁边的军机大臣对下联,三天为期。军机大臣每天在金山庙前一边转圈子,一边嘴里念着因火成烟夕夕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应对。这时庙前有一个小和尚正在扫落叶,就问大臣,何事这样烦躁,能不能说出来让小僧分忧。大臣说了,谁知小和尚立即指着地上的枯木说道:此木为柴山山出,当然这个对子后来让乾隆龙心大悦。那时所有这类故事都带上了知识者最鄙贱,劳动者最高贵的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烙印,自然老范也不能避俗。记得范还对我说了一些其它有趣的典故,可惜时间长,现在都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个智力游戏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用四根火柴,摆成一个十字,在四根火柴相交的地方,摆得很仔细,有一根火柴被插在三根火柴组成的凹槽里。他说你能不能移一根火柴,形成一个正方形,然后用调皮的眼光看着我。我非常惶恐,移二根火柴形成一个口字的正方形是小学生都会的事情,但是移一根火柴,形成一个正方形却完全超出几何学的可能。范世春看我不入门,狡黠的看了我一眼,提示我说,这是一道教授不容易解,而小学生却可能解出来的题目。我还是不懂得他的提示,范世春顿了一下,又提醒我说因为教授光用头脑,而小学生却用眼睛优于头脑。后来范告诉了我答案,他将那跟插在凹槽里的火柴稍抽了一下,四跟火柴相交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小正方形。我并没有被欺骗的感觉,因为我终身记住了范世春那个很有哲理意味的提示和他调皮的眼光,在生活中对待很多事情,不应该只用脑子而忽视用眼睛,这对于喜欢逻辑推理和数学的我尤为重要。

那天晚上老范还不平常的谈到他的身世,他告诉我,他出身一个体育世家,他好像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是国家队的运动员。他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中国共产党培养的最早的大学生。

我趁着他高兴,就问起他的问题来了,他的脸一下阴暗下来了,然后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他叙述得非常平静,没有怨恨,没有冤屈,没有不平,声音很小,也没有抑扬顿挫,就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是脸上露出深深的哀伤。

他是到大庆油田勘探的最早的地质工程师。他到大庆时那里荒芜人烟,没有一间房子,他们就住在帐篷里。为了赶紧将大庆的地下储量弄清楚,他们日以继夜地赶绘各种方位的地质图。但是效率非常低,因为草原上的蚊子太多了,他们的手都给蚊子咬肿了,一天也绘不出几张图来。范世春是单身汉,享受每年二周的探亲假。那年他在探亲时,问他的领导,可不可以多给他一周的假,他将堆积在那里的图都带回去,将他们绘成后带回来,领导欣然同意。但是当他假毕回来时,没有等到达大庆,在哈尔滨下火车换车时,公安局的吉普已在等他。他被用手铐铐住直送监狱,罪名是盗窃国家一级机密图纸。我说你不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吗?他平静地回答,事情弄大了,谁也不肯承担责任了,说完他的眼睛空漠地看着远处的什么东西,似乎那里藏着为什么会这样的答案。

这样就和我在外面听说的故事接上了,外面的传说是他里通外国,将大庆的绝密图纸送到了国外。这个罪名是死罪,怎么只是送到农场来呢?我想大概是实在找不到证据,找不到和他联系的特务,所以只能以反革命嫌疑罪送到农场劳动改造。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我觉得范世春的罪行是天方夜谭,这和偷飞机,原子弹的图纸不一样,大庆的油在中国的地下,外国要了中国的图纸,有什么用,也不能将中国的油田搬到国外去。所以我想,要是果真什么日本和苏修特务不遗余力来偷中国的油田图纸,我们也不必去将他们当回事了,因为他们的智力也就与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人的神经兮兮彼此彼此了,当然这个想法我是不敢对别人说的。

不久文化革命爆发了。

文化革命在中国风云四起时候,农场处地偏僻,与外边的世界有一个迟滞期。记得当时外边的世界已经成了云水沸腾,红色恐怖笼罩,农场还是牛在地里吃草,拖拉机在地里翻地,一片平和。只有我父母在那个危机四伏的时候仍记得我这个不争气为他们找尽麻烦的儿子,他们给我寄来了很多小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们是在通过小报告诉我,艰险的日子快来了,要我小心。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从小报中的内容,我看到形势的严重。连以敢言著名和观点偏右的元帅陈毅在对红卫兵讲话时都是这样的口气:“我衷心拥护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听说你们将很多地富反坏右抓起来,押送回乡了,有的在半路将他们杀掉了。我不同意你们杀,不是说这些人不该杀,他们死有余辜,毛主席教导我们将他们留着做反面教材,对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更有好处。另外将他们逼急了,他们就会拼命,我这样说,不是怕他们,我们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是不怕他们造反的,我是担心革命小将你们的安全啊!”这些话实际告诉我外面已成了一个没有王法可以随便杀人的世界,迟早这股腥风血雨会蔓延到农场来的,我心里充满恐怖。

但是继之而来的风暴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这恐怕要归之于这个农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战争时过来的西北人,而工人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军队转业的山东人为主。他们经历过共产党的很多运动,比较稳健和持重。真正可怕的是每年来的大庆支援队,这些支援队每年夏天来,秋收完了就回去了。他们打人非常凶狠,而真正的工人和油田二号院干部支援队伍打人反而并不厉害,打人厉害的要数布满知识分子的研究院,设计院,当然还有中专技校的学生。他们打谁的信息主要来自农场当时的掌权组织,在造反派当红时那些邦助旧党委欺侮工人的积极分子没有少吃苦头,真正打人最猖獗和疯狂的时期却是党委重新回来掌权,开始对造反派报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范世春非常不幸,不管是党委掌权,是造反派掌权,他都是被打的对象。其中深层的原因恐怕是由于他的案情没有彻底查清,大家都想从他身上立功,找出帮他将图纸送到国外的特务。

从文化革命的打人来看,我实在怀疑我看到的电影和小说中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形形色色的中国英雄是真正存在的,不管是干部,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工人,是造反派,甚至当年的战斗英雄,到棍子的面前都是那么不堪一击,那么熊包和那么没有气节。印象最深的是李云飞,他是一个共产党革命烈士的后代。由于出身好,一直将他分在组织部管人事,无奈他口舌尖刻,不饶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不讨领导欢心,就被踢到队里当工人了。他属于那种看起来聪明,理解力很强,脑子反应很快,但是没有主心骨,容易跟着别人思路走,也就是下棋只看一步的人。由于他的嘴坏,什么都说,又敢说,无论坏事好事到他那里都要发展到极端,所以在造反派如日中天时,李云飞肯定是会选择造反的。加上他在斗走资派时表现得刻薄,花样百出,走资派早恨他在心,等到走资派重返权薹清理阶级队伍时,李云飞这顿打是很难逃过的。当支援队根据名单,将他叫出来准备修理的时候,李云飞突然跪了下来:“我的老爹,我的老妈,我这个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们让我叫爹叫娘,叫我学乌龟爬都可以”,他的声音像京剧里面那种丑角的声音,又尖又细,极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队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来。但对于这种棉花般的人,谁也下不去手,只能装模做样的训斥了一顿就过去了。

但是范世春纠正了我的概念,他是一个真正的威武不屈的男子汉,正因为他非常刚强,被打得非常凶悍和残忍。支援队的人穿着那种东北人冬天才穿的非常笨重的大头鞋,踢范世春膝盖下面,脚上面的骨头,一脚踢去,范世春就倒了下去。然后支援队的人对倒在地下的范世春叫着:“范世春,你再不老实,我们就对你实现群众专政!”,范世春看着他们,慢慢地从地上颤颤巍巍的爬了起来,用一种很平静但是很蔑视的声音一字一字的说“群众专政不就是打人吗?”,支援队的人气得咆哮大叫“范世春,尝尝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一拳朝范世春的脸面打过去,范世春惨叫一声倒到地上,但是他又从地上颤颤巍巍和艰难地爬了起来,脸上流着血,用着同样平静但是更蔑视的声音一字一字的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就是一个月十五元,吃不饱饭吗?我都领教过了”。

范世春在这样长年累月的折磨和殴打下,慢慢变了一个人。二年后,我在食堂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衣服已难以蔽体,脸灰蒙蒙的,两只眼睛空洞地望着空中,脖子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大粪筐,粪筐里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饭票,一跌一颠地向售饭的窗口走去,他疯了!食堂的人将饭放在他的粪筐里,从他的粪筐中拿出饭票,又将剩下的饭票放回粪筐中,范世春又背着粪筐一跌一颠地,眼睛看着空中,向食堂的大门走去。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范世春是不是真疯,因为有一次我与范世春在一个周围无人的路上碰到了,当他快要与我对面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看着远处的空洞的目光收了回来,转到我的脸上,接上了我的目光,那一霎那,他的眼神出现了人的理性,目光中充满哀怜,充满渴望,充满要求温暖,要求人的交流,他的嘴动了几下,像是要说什么,不过那只是极短的一霎那,他似乎不能,他很快改变了主意,或者那整个一霎那的表现只是一个精神病人短时的神志复苏,他又将目光转回远远的空中,一跌一颠地远去了。

我一九七二年冬天离开农场分配到大庆工作的时候,范世春还没有解放,我也自此不再知道他的消息,也不知他今天是否活着。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一想起他时,我的耳边就响起他低沉的男低音: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三、解放军特级战斗英雄——赵风山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了。这迫使农场党委必须从自己干部队伍中选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来,执行中央十六条的精神。农场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虽都是干部,但没有一个是在党政重要位置上的当权派,其中包括粮食科副科长赵风山。

食堂的大字报上骇然写着,国民党特务营营长赵风山不算下令杀的共产党,自己承认亲手用刀砍死的共产党就有一百多。

我感到奇怪,赵风山是什么人,如果大字报上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能在农场当粮食科副科长?

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大会小会上都是要求枪毙赵风山的群众呼声,甚至没有一个人对杀了一百多共产党员的赵风山,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得到司法追究做一个合理说明。我认为这个赵风山死定了,批判大会结束了,在归回宿舍的黝黑的小道上,我试探地对下放干部张瑜说:“这个赵风山肯定要被枪毙了”。谁知,张瑜淡淡地说:“他死不了”。说完后,在夜色苍茫中,可以看到张瑜神色凄楚,流露出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淡淡嘲弄。我知道在这种非常时期,作为一个经过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延安下放干部,是不会再多说一句话了。

但是张瑜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张瑜说赵风山死不了?我伸长耳朵想在工人中得到一点信息。但是大家似乎都早就知道这件事的原委,没有人谈论它。我知道的只是赵风山的工资是农场最高的,二百多元一个月,而且赵风山的老婆也是农场出名的美人,外号黑牡丹。且不论他是否杀过一百多个共产党员,就凭上面两条,他已经犯了中国社会的大忌,高高的站在被枪打出头鸟的林子上。

我终于忍不住了,想弄清为什么张瑜说赵风山死不了。我将突破口锁定在出身烈士,由于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领导和工人的李云飞身上。当然不能直接问,几年农场的改造已经使我有了这个党喜欢和培养的投其所好,讲假话的丰富经验。我说:李师傅,这个赵风山杀了这么多的共产党,太可恶了,为什么我们不马上将他直接送去枪毙了。我装出一付义愤填膺的样子,心里对我的改造成就颇为得意。李云飞听见我问他,高兴极了,马上卖弄起那些在农场其它人那里已经一钱不值的新闻来了:

“哈,你知道这个赵风山是什么人吗?”

我当然不知道。

“《解放军画报》创刊号的封底里页就是他的整版照片,戴着军帽,挂着满胸的奖牌,下面写着解放军特等战斗英雄赵风山。”

“哇……”,我做出吃惊的样子,李云飞讲得更有兴致了:

“你知道,什么是特等功吗?”

“不知道。”

“罗盛教也不过是一级战斗英雄,只有黄继光才是特等功。”

“哇……,他怎么得的特等功?”

“辽沈战役,他领了一营人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将他们的战略步骤打得乱七八糟……。”

我原以为这样的事情都是电影中编来哄大家开开心的,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传奇。

“解放军指挥部认为赵风山的行动,为减少部队正面进攻的伤亡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授他特等功……”,李云飞眼中闪烁着敬畏和羡慕的光。

“那么他怎么会落到农场当一个粮食科付科长?”我更好奇了。……

“解放后,肃反运动,他交代了自己被俘前当过国民党特务营营长,光亲手用刀砍死的共产党就有一百多,大家傻了......。”

“后来呢?”

“谁也不敢碰这个马蜂窝,直报国防部。据说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了八个字‘功过相抵,永不重用’。”

现在我就对赵风山斗争会的风声大、雨点小不奇怪了。

很快文化革命风云剧变,风水轮流转,抛出赵风山的党委成员也沦为人下囚,一个个戴高帽,剃鬼头,到处游街。等到造反派掌了权的时候,这些官员们已经变成农场累赘,被作为新牛鬼蛇神与我们这些老牛鬼蛇神编排在一起劳动改造了。

与我分在一起的有机关党委书记余XX和中学校长李喜元等等,令我吃惊的是还有赵风山。看来不管是党委当权,还是造反派当权,对赵风山来说都是一样的恶运当头。在那个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人人紧跟毛泽东,人人都叫捍卫毛泽东思想,人人都叫毛泽东万岁。但是云谲波诡,谁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被算入革命阵营?还是被丢弃到反对毛泽东的百分之五的一小撮中。所以不管谁上台,看来都要借对杀死一百多个共产党的赵风山的愤怒,来证明和表现自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货真价实。

与这些下台的干部在一起劳动是不沉闷的。农场的干部大都是有资历的解放军转业军官,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深有了解。所以他们在暂居劣势时并没有那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相反嘻嘻哈哈,互相调侃。机关党委书记余XX对李校长说,你也太放肆了,昨天斗争会上,蹶着屁股在那里九十度的时候,你要和我换帽子。李校长说我看你那顶帽子旁边的二个长耳朵不断震动,比我那顶有意思......。但是不管这些下台干部怎样在一起有说有笑,赵风山从不参加。他处于这些人中间,既不自卑,也不踞傲,总是仿佛有兴趣地静默地听着大家说话,但仿佛又不在那里。更精确地说,这就像一艘巨大的兵舰停在一群喧闹的商船中间,沉重、静息、但是你无时不刻不感到它的存在。

赵风山个子很高,但不是魁梧大汉,皮肤黝黑光亮,肌肉结实,目光犀利,就像一头黑豹子。那个时候他正是四十多岁的壮年,比我们从现存照片上看到的样子更为成熟,稳健和威武。我和赵风山一共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我的感觉告诉我,在他的世界中,我比其它人更有份量,他和我说话时总是眼睛低着,余光中我能感到他的友善和尊重,这是他和别人说话时不存在的。我和赵风山是人性世界上位于两个不同极端的人,我处于极端理性,没有力量,而赵风山处于力量勇猛的一端,我相信他对我尊重是像他们这一类勇士,普遍具有的对他们完全陌生的知识世界的敬畏和羡慕。

赵风山没有和我们一起工作多久,就被农场革委会送到黑龙江省监狱,以后好长时间音讯不明。

赵风山走后,他的妻子黑牡丹先是与农场理发师熊师傅鬼混,后来听说跟别人跑了,离开了农场,音讯不明。

三年后,在我离开农场的前夕,赵风山被从黑龙江省监狱放回来了。他已经像变了一个人,身材,头发和脸都露出衰老,疲惫的迹象,与我当年一起劳动的赵风山已经是判若两人。听说他在长达三年的蒙难中首先被黑龙江省中级法院定为死刑,然后被上报到省高级法院,仍维持原判,之后又到了国家高级法院,国家高级法院将这个案件转到了国防部,最后国防部下令将他放回原地,工资照补。只是这一圈是几年的历程,等到风山回来的时候,已是家破人散,曲终人悲,被分在农场最偏僻的五队,在那里像苏武一样牧羊,聊度余生。人可放回原地,工资也可以照补,而有些东西已经无法再回来了。

一九七八年,我已经在大庆钻井研究所工作很多年了。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外面路上一片喧闹声,有人在叫,快来看游街!那正是一打三反的时候,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经常有杀鸡吓猴式的游街经过闹市。如果冥冥中确实有天意的话,那一定是鬼使神差叫我去了,因为我从来不看这种野蛮,中世纪式的侮辱人格的不开化行为。我走到研究所的门口,挤进人群,一眼就看到一个大卡车上,几个警察押着一个人,胸前吊着一块大牌子“奸淫知识青年坏分子赵风山”,下面写着十五年徒刑。我拼命挤到前面去,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我知道的赵风山。

牌子下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北安农场,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还是难以相信这就是我当年与之一起劳动的赵风山,岁月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站着的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想他必死在服刑期间了,毛泽东的功过相抵,这次已经无法救他了。虽然从今天看来,一个有着很多对他没有用的钱的孤零零的人,用这些废纸去买性的交易并不是了不起的罪行。

我看见他的目光在空中茫然的游离人群,慢慢地移过来,到了我身上仿佛停住了,我不觉得他还记得我,认识我,毕竟隔着近十年的时光,但是我又确确实实感到那个视线落在我身上,好像有话要对我说。那个目光已不再如炬,如电,但是也没有哀怜,没有恳求,没有恐惧,有的还是那份印入骨髓的,曾经沧海的坦荡。当那个目光从我身上慢慢离开,转向其它地方的时候,我仿佛从他的灵知中感到了一个托付,一个责任,一个疑问......,一个向我这个所谓知识人,留下的他对自己命运不能明白的诧异。


四、永久的歉疚——黄天秀

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常有一些区域,一般不会轻意去打开它。那常常是一些令人感到悲伤、羞愧、或者懊丧的事情。黄天秀的回忆于我就是这样一个望而却步的地方。

虽然不愿去触动这些回忆,但是每每看到细佻、窈窕的少女,我眼前依旧不由自主地飘过黄天秀的倩影。这时我常会感到苍生是如此无情、飘渺。

黄天秀有的是怎样悲惨的人生啊!而且伤害过她的人中间,不但有国家的人,有党的人,有民族的人,还有我这个小小的被社会压到最底层的反动学生。

初次见到黄天秀,是在晚上队部政治学习。这在大庆所有的下属单位是雷打不动的,除了农忙,周一到周六,每日晚上七点到九点都是政治学习时间。那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现在低矮的干打垒搭起的队部会议室的黝黑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仍能感觉到从那个黑暗角落里模糊的身影上透出的清秀隽永的气息,异然不同于这个会议室里粗犷的芸芸众生。而且我有一种超验、模糊的感觉:她的眸子光线也落在我的身上,好像在问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天清晨去地里干活,在满天旭阳的光辉里,我看到一个细俏、高佻,穿着工作服的女孩子从我面前走过去,直往郭志强师傅的拖拉机,显然她就是昨晚坐在黝黑角落里的女孩子。这时候我看清了她的脸,正像她的名字一样,清秀、细巧、神色清纯、肤色苍白,但是已经没有书香闺秀那样的腼腆和娇媚。她说话和走路的样子都在努力显示一种与下层社会相配的粗俗和直率,虽然这种姿态和神色与她的气质并不和谐。

她一来就分配在拖拉机上,不像我们这些反动学生初到农场时只能在大田班打杂,经过一段时候的考核,才有资格被分配到农业机械上工作。今天回想起,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经过考验,被证明不会破坏党和人民的农业机器后,被分配到拖拉机和康拜因时,那种心里激涌的能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的喜悦和感激涕零,真有些令自己脸上发烧。

因为工作不在一起,我与黄天秀没有很多的接触机会。但是从工人背后支离破碎的议论中我还是慢慢知道了她的身世。

她是从北京的一个大设计院来的,父亲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正当命运给她展开如花似锦的前途时,她的擎天柱塌了,她的父亲被定成历史反革命,她的母亲离婚跑掉了。就这样那张自她俱生以来为她遮挡风雨和种种人间丑恶的篷布就此被撕掉了,将她光裸裸地扔在社会光天的化日之下。高中没有毕业,就跟着他劳动改造的父亲来到农场,顶起一方自己的天空,风餐露宿,以己身之力独对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人间。

与黄天秀接触比较多的时候是铲地,这是播种之后、秋收之前的一段日子。这时候黄豆的苗都出来了,同时野草也在它们旁边蔓生起来。如果这些野草不被铲掉,黄豆苗就会被野草淹没,老百姓说地荒掉了。农场是有灭黄豆草的农药的,但是农场领导嫌灭不干净,就用人工除草。这时候全场除了垦荒的拖拉机不停外,所有的机械都停了,连一部分机关干部也下来支援,每天早上一大帮人挤在铁牛上,声势浩荡的奔赴黄豆地,非常热闹。

在地里,我总是远远地看见黄天秀,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倩影总使我感到无尽的向往和吸引?以至于晚上躺在床上,脑子中除了浮起满地的黄豆苗以外,也常常浮起黄天秀的身影。大庆工作服穿在她身上,有一种英姿飒爽的美,这也许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以雄伟粗壮为荣,女人多没有线条,像水桶那样圆乎乎的,而工作服一到黄天秀身上就完全变了,玉立婷婷。另外黄天秀爱将衬衫的领子从蓝色的工作服领口翻了出来,充满生活情美。

每天收工前,黄天秀总是到野地里去采花。北大荒的夏天,地里长着一种酷似牡丹的芍药花,花瓣洁白晶莹。每当黄天秀胳膊上抱了一大把洁白的芍药花从西下的夕阳中跑过来,奔向回收工家的铁牛时,那个图景就像一幅美丽的画。黄天秀这些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行为在大部分工人中既不引起好感,也没有负面反应,只是不理解而已,但是却肯定地使队指导员邵兰新非常不悦。我清楚地看到,拿着一大把芍药花的黄天秀爬上铁牛时,邵兰新看她时,那种鄙夷和讨厌的目光。

在地里休息的时候黄天秀常常唱歌,她唱得最多就是地道战的插曲"主席的话儿记心间"。直到现在每当这首歌的旋律起来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一个孤苦无助的女孩子在北大荒风雪交作的草原上深情和凄婉地唱着,唱着。但是从这个优美曲调发出的词语中,我听到的是完全不同于歌词本意的内容,当她唱到"太阳照得人身暖啊!",我听到一个可怜无靠的女孩子正在全身心的盼望、期待和向上苍企求和呼吁爱和关怀!然后紧随着"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我心里亮啊,心里亮",那种沐浴在爱的大海中的无比陶醉和幸福的满足,使我的心灵感到强烈的战栗:它发自一个家庭破灭、亲人四散的女孩子沉浸在歌曲短暂虚幻的温暖和关爱中的忘情。

我与黄天秀很少有机会讲话,但是我感到我们心中有着一种越过语言的理解和默契。队里的人都叫我小黄,而黄天秀来了后也叫小黄,因此大家在地里,或者在铁牛上叫小黄时,就会有工人打趣的问:哪个小黄,男小黄,还是女小黄?这时黄天秀就会向我投来一个会心的眼神。那一霎的眼神中传达的高兴、信任和鼓励,就像暖流一样流及我的全身。

在到农场之前我没有认真地爱过一个女人,也许我的一辈子都没有谈过恋爱,我的婚姻是政治恐惧的产物,那个荒唐的婚姻不但毁坏了自己的幸福,毁坏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幸福,还给这场婚姻的产品,二个孩子留下了无法补偿的心灵创伤。如果我一生曾经有过恋爱的话,可能就是对黄天秀的感情了,假如这种没有语言的心灵感触和用眼睛传情也算是恋爱的话,它就是我的初恋了。

我们的恋爱就是晚上的政治学习,我们总是坐在最没有人注意的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远远的相对着;邵兰新在那里枯燥无味的讲着老三篇;工人们半睁眼,半闭眼打着瞌睡;......在半昏不明的灯光中,我们对望着,感情的烈火就在那朦胧的灯光中燃烧起来,似有似无地,传递着......。

啊,那曾经是多么美妙和令我心灵激荡的时光,在昏暗中,人间的种种道德、政治、社会遮拦都模糊了,我们可以尽心的没有羞涩地、没有顾虑地看着对方,一直看到对方的心和灵魂。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一定会画下,在黝黑昏暗灯光中一个望着你的少女,那种朦胧的美,那种在黑暗中散发和透出的温柔,爱的火光,那是在灯火通明的大厅和太阳烈焰下的女人,无论怎么装饰、化装、也无法达到的境界。

奇怪的是每天回到白天的工作,在光天化日之下,昨晚二个恋人、二个灵魂的互相贪婪地交融,互相饥饿地吞噬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像从没有发生过的梦一样。我们互相走过去的时候,大家若无其事,就像队里任何一个平常的工人一样擦肩而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爱情本来就是在黑暗中成长、累积起来的,它只能属于黑夜吧。

  让他们拥有光明和白昼
  我们就待在黑夜吧......

或许这种白天的麻木,还来自于一个正在劳改的反动学生没有恋爱权利的自我保护。在那些困苦艰难的日子,我的个人意识、我的自尊、我的灵魂、在白天都在昏昏的沉睡和休克。只有到了深夜人静的时候,当我拿起笔,与我假想中的美丽的诗女神缪斯交谈时,它才苏醒过来。也只有这时,我才感觉到我是一个人。可是自认识黄天秀后,缪斯就渐渐被偷换成了黄天秀的形象,她是我精神世界中纯洁的女神啊!

但是我从来没有摆脱那种劳改烙印在我身上的深深自卑,因为我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将来,怎么再去对一个女人负责呢?下面的诗就是我陷入对黄天秀情感最炽烈时写的:

  姑娘,我们徒然相望
  犹如那高远的蓝天
  你望,望那蓝天正向大地注视
  可是它们相隔万里
  永难超越

  姑娘,我们徒然相望
  犹如那被巨擘截断的水流
  你望,望那水流正向绿茵奔去
  可是被一道巨擘截住
  永难超越

  姑娘,有一天我们会从人间消失
  回到我们神秘的来处
  可是你望,望那天空仍正向大地凝望

  姑娘,有一天我们会从人间消失
  回到我们神秘的来处
  可是你望,望那奔腾的水流还在巨擘下吼撞

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我与黄天秀之间的这个秘密,连我自己在白天看到黄天秀时都认为晚上的一切只是梦境,相信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也不会有什么。但是慢慢地黄天秀开始逾越界线了。

首先,在去地里的时候,或者从地里回家的时候,一大堆人都紧紧地挤在铁牛的拖车上,一个挨住一个,一个抓住一个,车颠颠簸簸,很难平衡。有一次黄天秀上了拖车后说,“黄,抓好了啊”。语气中的关爱显而易见。这是绝对不合时宜的,也是非常大胆的,其勇敢的程度今天人难以理解。将自己的关爱送给一个正在劳改的反动分子,这个行为如果发生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之中,黄天秀无疑会受到积极分子的当场训斥,甚至开会批判。但是这里毕竟是相对淳朴的工人队伍,他们也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黄天秀对我的关心愈来愈明显了,不但在铁牛上对我的关嘱愈来愈频繁了,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显露出来了。有一次在地里休息的时候,突然天下起雨来了,黄天秀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将她的雨衣给我送了过来。这一切使我已经清清楚楚的意识到,长年累月来,晚上那种在昏暗灯光中的二个饥渴的灵魂的相互撕裂绞缠已经不是梦幻,它正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它已不满足于晚上,要偷偷地向白天潜入和侵占。

幸而这时铲地结束了,队部调我去看场院,我就不必参加政治学习了,加上拖拉机也要倒日夜班翻地,我与黄天秀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每天夜晚场院都是灯火通明,直到半夜人才走空。这时诺大的一个场院空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阶级敌人看守粮食,以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了壮胆,我将场院所有的探照灯都打开,然后钻到用小杨木围起来的四面漏风的工具房中睡觉。我根本不相信会有哪个阶级敌人会来烧场院,如果有,我倒是担心当时被斗得昏天黑地的走资派。其中哪一个要想不开了,放把火与粮食同归于尽的可能也要比那些在无产阶级铁拳下已经元气大丧,像落水狗一样在苟延残喘的阶级敌人大多了。如果运气不好碰上这么一个家伙,我也只能认命了。反正这么大的场院看是看不住的,不如呼呼大睡,将命运交给上帝吧。

但是北大荒的夜又冷,风声又凄戾,我将很多麻袋盖在身上,重得喘不过气来,还是冻得发抖,半夜经常冻醒过来。

后来车启轲师傅夜深来查场院,纠正了我将场院所有的探照灯打开给自己壮胆的愚蠢行为,他将探照灯全部指向场院外边的道路,这样外边来场院的人远远的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安全多了。

我的探照灯可能从来没有吓唬住哪一个窥视我的场院想破坏的坏人,唯一受到这探照灯麻烦的却是黄天秀,因为她是整个秋天唯一夜深来看过我的人,也是我所谓的初恋中唯一一次的与她单独相对。

她是给我送信来的,因为看场院,我好长时间不去队部,父母给我的信扔在队部的桌子无人拿。她一来就说:那些探照灯好亮啊!我知道她没有说出的话是,对于一个夜深来单独看望人的女子,这些探照灯是多大的麻烦和障碍啊。

那次见面,我们都很慌乱,不知道说什么好。以我们的精神而言,我们已是非常非常情真意切的情侣,而从实际的经历来看,我们又是那么生疏,一共就没有说过几句话。所以那个夜里,我们讲的话都是废话,都不是我们心里要说的话。我感到自己的舌头这么笨拙,黄天秀显然不是送信来的,她下了如此大决心,冒着风险创造的这个机会,显然是在期待什么。而我除了你好吗、要保重的屁话,什么也说不出来。

黄天秀显然是失望地走了,她走了后,我也万分的懊恼,平时在脑子中曾经想象过无数次的与她亲昵,在机会来临时,就这样浪费了。我觉得那天夜里我不管对她做什么,她都是不会反对的,她是考虑了千万次有备而来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还是一个处男,没有与女人相处的任何经验,不可能有任何非分行动,加上这次机会的突然性,我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不过,我们所以没有走向更深关系的本质原因,恐怕还是我们双方的恶劣处境,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一条可行的通道。后面的经历证明了如果那个夜里,我越雷池一步,那么我犯下的罪孽更将终身不能饶恕和洗涤。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与黄天秀这种私下的把戏,没有逃过一些年纪大的下放干部的眼睛。在我结束了看场院的秋天,回到大田班去垦荒时,他们对我做了一个很可能是事先预谋的点化。

通常这些下放干部都不在我面前谈论队里的是非,他们认真地将我当作一个犯了错误的年轻学生,不愿意让我再卷入任何可能引起的麻烦、引起思想混乱,希望只用正面的东西来影响我。他们尤其不在我面前谈女人,虽然这是他们自己最喜欢谈的题目。今天我回忆这些往事时,常对这些前辈的好心和审慎心怀感激。

那是一个田间休息的时候,甘肃农民出身的管理大田班的工人王奎选不在,在一起谈话的有张瑜、丘德功、老曲等人。好像是老曲挑的头,他说“我看好像女小黄对男小黄有些意思”,这话引起了感情上对我最好的张瑜的愤激:“小黄,不要理这个婊子,她跟谁都睡觉,她在办公室跟王纯阳搞(保卫科长),在地里跟郭志强搞(她的师傅)......”。我的头一下子轰地炸了,后面我只看到张瑜的嘴在动,什么也听不到了。等我恢复过来时,张瑜已经说完了。大学毕业的丘德功看出我受了强烈震动,用一种非常恳切和平静的声音说:“小黄,沉住气,不要这个破货,你会有出头的日子的,你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的”。对于一个反动学生,这番话是非常推诚置腹的。

但是我不明白,怎么事情会这样呢?这个反差太太了,我心中象征美丽,纯洁的女神变成了婊子和破货!我不能不相信张瑜、丘德功等的话,这些人自我到农场后,一直同情我,以诚挚待我,没有任何理由要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但是另一方面与黄天秀的感情相融,使我无法自拔:是她在那个困苦的岁月里,给了我甜蜜和纯净的希望,是她在那个看不到尽头的苦难中,给了我鼓励和力量,还有那在昏暗的会议室中我们以目交谈的美丽时光,她抱着一捧洁白晶莹的芍药花从夕阳中向铁牛奔来的样子等等......,难道这一切都是幻影和表象吗?至圣的纯净和美怎么能和最无耻的堕落混杂交缠在一起,无法分清呢?

我不明白,不明白,我心中象征美丽,象征希望的女神倒塌了,破碎了。它的碎片在我的心中杯盘狼藉,不忍目睹。我一旦想到黄天秀清秀的身体在粗俗无知的王纯阳、郭志强的搂抱下作乐扭动时,就快发疯了。我的心像被刀刺一样,在流血,我对于美好事物的信念和对真和美的向往摇动了,使我不知所从。

经过一段非常难过的挣扎,我决计埋葬这段情孽,不再想黄天秀的事情。黄天秀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变化,用她美丽的眼睛,惊讶、期待、疑问的直盯着我。可是我低着头,不敢看她。我虽然不看她,但是超验让我感觉到她陷入了深深的不理解,失落和痛苦之中。

终于到了一个了结的时候,那又是到了铲地的时候,在一望无际的黄豆地里,一个炎日如火的中午,风很大,满地的黄豆苗都在摇摆着。

我在黄豆垄上铲到半途,前后都没有人,这时我发现邻接的黄豆垄的远处出现了黄天秀的身影,她铲得非常快,她在拼命追我,离我愈来愈近,我感觉到她要找我。

到了我身边时,她在喘气,已经成了汗人。很久她只是傍着我,不向前去,也不掉落,显然希望我说话。发现我不会说话,她开口了,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变化,为什么冷淡,而单刀直入地说有一个大庆战报的记者向她求婚,问我应不应该同意。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会问我这个问题,不知怎么回答。如果我叫她不要同意,这就意味着我与她的特殊关系被默认了,如果我叫她同意,我对对方一无所知。我想我不应该纠缠到她的婚姻中去,最好是沉默。过了一段不短的,非常难堪的僵持以后,她又说,如果我不喜欢她结婚的话,她听我的。说完后,她的锄头停下了,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看我仍没有回答的意思,她又说:她愿意等着我,直到我的处分解除。我已经无法躲避了,一刹之间,几个月来埋在心里的痛苦和苦闷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根本记不得我到底讲了什么话,但是肯定有这样的话语:“......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孩子,即便我们遭了不幸,落了难,也不应该丧失自己的道德和廉耻,丧失做人的尊严......”。

我讲完的时候,看到黄天秀流满汗珠的脸变得苍白,那是一张被痛苦扭曲得已经哭不出来的脸,我感到天在转,地在摇,我不敢再看那张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张脸,我拼命锄地向前走去了。

到了地头的时候,我才回头看去,黄天秀没有再跟上来,也没有再锄地,远远地,我看到她蹲在地里,两手捂住了脸。

第二天,第三天......,我再没有看到黄天秀上班。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队上的人,黄天秀哪里去了,他们说她请假去大庆了。谁也不知道是我赶走了黄天秀,那些日子中我有着一种深深的犯罪感,不管她的生活作风如何,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去伤害一个曾经给过我那么多温情和关爱的女孩子呢?每每想起在铁牛上她那样深情地关瞩我小心,想起她在雨里将自己的雨衣送给我,我就感到羞愧难当......。

我心里在盼望黄天秀回来。

黄天秀再没有回来,不久后听说她结婚了,丈夫是战报的记者。

又过了两年,我听说黄天秀怀孕后早产了,四个月孩子就掉了,而且再没有生育能力。她的丈夫对她很不好,经常打她,还听说她变得非常苍老,非常吝啬,舍不得吃喝,拼命地存钱。这是我听到的黄天秀的最后消息。


五、性欲的奴隶——王胖子

二OO一年我重访当年劳改的农场时,朝鲜族的朴场长一直驾车陪着我。我问起当年四队的一些故人的现况,朴场长都尽他所知回答了。回答完了,朴场长的眼睛突然一亮,问我“你还记得王胖子吗?”我的脑子中浮起了一个个子约在一米六零左右,浑身的肉健壮得像牛一样的二十五岁左右的皮肤黝黑的女人。我说记得,她怎么了?朴场长说,她跟一个来农场办事的齐齐哈尔人跑了,丢下两个孩子,已经几年了。有人在齐齐哈尔街头上看到过她,像在卖淫。朴场长的话令我感到凄凉,我丝毫不觉得王胖子落至这种处境是一种堕落,只是感到人生的飘渺和人的无奈。

我一被送到农场就看到了王胖子,那时她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是作为职工家族来参加农场工作的,口音像是东北人。中等个子,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叫她王胖子也是她来农场后一二年的事,由于这个称呼使大家忘掉了她真正的名字。但是这个称呼并不准确,它容易使人联想那些大腹便便的胖男人,或者那些像水桶腰那样的胖女人。王胖子可不是这样的,她是圆滚滚的,上面的肉都像铁蛋一样结实,王胖子一点也不因为肉多而显得臃肿,正相反少女的线条清清楚楚。那可不是减肥,节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出来的病态瘦弱线条,这是大自然的天然线条,就像老虎那样的力量线条。即便王胖子后来结婚后,那些肉暴得更开了,从铁蛋变成铁球,也丝毫不见松弛。另外她的五官谈不上漂亮,但也为端正,充满了年轻人的英气和乡下女人的野气。这里说的不是野蛮的野,王胖子笑眯眯的,对人很和气。我说的野是身上散发出一种野性,仿佛她不是人类生的,而是森林或者草原上产生的生命。

王胖子到农场的第一个秋天,就震动了农场。这个农场基本是全机械化的农场,除秋收时大庆来支援队帮助场院工作外,其它工作基本靠自己的五六百个职工。但是农场领导有两个工作不愿用机器:一是大豆地的除草;二是割豆子,因为豆子熟时,一碰就掉,浪费太大。人工割豆子是一个非常累的活,人必须弯腰到很低的位置,刀才能贴地皮将豆子割尽。所以每年的割豆子是农场的好手大献身手的时候。王胖子在这一年的割豆子竞争中,将往年的冠军摔到连屁股都看不到了。严格说,领先一半的距离,这简直是一个使人难以相信的奇迹。

王胖子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就是在豆子地里与康队长的摔跤。部队转业的康队长是一个一米八十高的非常强壮的男人,听说在军中是侦察排的排长。这是一个老实人,就是有一个问题,他不能理解其它工人的体力远远不如他,跟他干活常常将大家累得半死。大家在会上向他提过很多次意见,用处不大。那年铲地中途休息,大家刚休息不久,康队长就站起来了。大家觉得不好,一定要有个什么事情将他拖住才好。有个调皮鬼叫起来了,康队长有个人不服你。康队长是个直性子,马上跟着话走,眼睛一瞪,谁?那个人笑起来了,王胖子,你要是能将她板倒,大家就服你了。康队长鼻子里哼了一下,啐,看都不看,就继续往地里走。那个人叫起来了,王胖子上,将康队长撩地下。王胖子高兴极了,一下子冲上去,挡在康队长前面,像摔跤运动员那样弯着腰,嘴里叫着,嘿,嘿。以康队长的傲气,怎么能够跟一个女人摔跤,就绕王胖子走过去。谁知王胖子不放,康队长往东,王胖子跳到东,康队长往西,王胖子跳到西,嘴里仍叫着,嘿,嘿,那个情景将大家腰都笑弯了。

最后谁也没有看清楚,到底是康队长忍无可忍,冲上去,还是王胖子不管康队长愿不愿意摔跤,冲上去了,反正等大家发现时俩个人已经成了一团了。王胖子光有傻力气,没有摔跤技巧,是不可能将康队长摔地下的,所以这场摔跤比赛实际上是康队长摔王胖子。康队长为了很快结束这场好男不跟女斗的比赛,恨不得立即将王胖子摔在地下。可是欲速不达,每次抓住王胖子,用了很多摔跤的手法,无奈王胖子像个铁塔一样,栽在地上,摇她不动。等到稍一疏忽,王胖子又从手里滑走了,弯着腰,又在他面前又蹦又跳的,嘴里叫着,嘿,嘿。这整个过程很像西班牙的斗牛,王胖子像个斗牛士,康队长像个被逗得火冒三丈的牛。大家都围着他们,又跳又喊,康队长加油,场景热闹极了。十几个回合下来,康队长已经满头大汗,进无用,退无脸,一脸尴尬,不知道怎么办?而王胖子脸不红,气不喘,在那里叫着,嘿,嘿,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是哪个机灵鬼,上去帮康队长收场,说比赛是平手,但是康队长进攻多,所以康队长赢了。

王胖子后来跟李瑞祥结婚了。李瑞祥当过民警,个子有一点七五米,在男人中应是强壮的。但是李瑞祥绝对与王胖子不匹配,在年底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身为革委会副主任的李瑞祥痛苦流涕,伤心欲绝的控诉旧社会;小时候生活太苦了,营养不够,以至现在体质不好,王胖子天天晚上要做爱,自己实在吃不消了,说着眼泪洒洒的往下滴。平时最爱用这个题目开玩笑的工人听了李瑞祥的哭诉一片肃然,心里都同情李瑞祥,没有人感到好笑。只是会后以讲话刻薄著称的李云飞说了一句话,王胖子只能用牛操。

过了一段时候,王胖子出事了。与一个叫黄茂春的工人。

黄茂春是农场食堂的厨师,三十岁左右,个子很高,一身筋肉,没有一点肥膘,非常强壮。黄茂春对我很好,我看场院的时候,半夜去吃夜班饭,最高兴的就是看到黄茂春值班。黄茂春从来不叫我名字,不管当着多少人的面,总是亲热地叫我一家子。对于一个流落天涯的反动学生,听到这种充满家庭温暖的话,真是非常高兴。有一次,就我一个人去吃夜班饭,他说要炒些肉给我吃。当时没有冰箱,除了农场杀猪,要吃肉非常不容易。食堂仅有的肉是吊在水井中的。我站在伙房里,看着黄茂春从水井中拿出肉,从洗,到切,到下锅炒......,心中的感动,溢于言表。黄茂春从来没有说过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在我蒙难的那段日子,受到不少无故的欺凌和白眼,但是也不乏有一些人反而对我表示同情。他们往往不用语言,而用对我的态度和帮助来显示。这些人多来自没有很多文化的底层,而且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

王胖子与黄茂春发生关系的事情,从发现人黄福明的叙述来看显然是王胖子主动的。大家知道这件事后,没有人像那时风行的将王胖子的事情挂到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上去。也没有人用传统的中国道德,将王胖子描述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形象。甚至王胖子的丈夫李瑞祥也没有伤心欲绝的样子,大家都在想王胖子该怎么办呢?

王胖子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政治制度。王胖子的错误可能不是人的错误,而是上帝的错误。他将太多的活力注到一个女人身体内,弄到这个女人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中国历史上传说的几百年前的女英雄穆桂英、樊梨花,旧书中总将她们描述成亭亭玉立的美人,那很可能是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一厢情愿,其实她们很可能就是王胖子这样充满野性和力量的人。而王胖子有这样的素质,却没有得到成为这样女英雄的机遇。现在听到朴场长告诉我,她漂流在齐齐哈尔的街头,我心中凄然。

我正在回忆和思索王胖子的事情时,汽车开过当年王胖子与康队长摔跤的豆子地,我说朴场长能不能让我下去一下,等我几分钟。

我独自走到地里,满地的黄豆仍像当年一样翠绿,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谁知道,谁会想起,谁又会关心,三十年前这里曾有一大帮人围在这里,又嚷又跳,叫着康队长加油,恍惚中,我仿佛又看到了王胖子弯着腰,在康队长前跳着,叫着嘿,嘿......。


六、从农场回家

一九七O年是我反动学生帽子摘除的第一年,其变化实际也只是工资从28元增加到46元,享受一年一次的探亲假而已,其它一切照旧。

六年来,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从沈阳到上海的火车上,大部分时间我都伏在座位前的那个小桌子上假装睡觉,生怕人们问我的来历。

多年未见父母,回家探亲,我喜悲参半。站在门口,半天没有敲门,不知父母看到我会是什么感情?母亲开开门后,脸上显现了一种复杂的表情,没有惊喜,没有嫌弃,我确实找不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中国字来表现出母亲的神态。母亲让我进房子的时候,哪像是在招呼她八年没有看到的儿子,但是也不像在对待一个回头的浪子,更不是对待一个被打入社会谷底的所谓五种人。那一刻气氛凝重,悲恸多于重见的欢乐,还夹带着在那个无形的巨大社会压力下,怎么来对待我这个五类分子的不知所措和无奈。

在家的日子,非常压抑,给家庭带来的不是欢乐和喜悦,而是恐惧和对我将来命运的深深担忧。母亲不喜欢我出门,总让我待在家中,怕里弄中的人问起来不好说。母子、父子往往相对无言。我终于明白这个政治的处罚不仅毁灭了我的将来和前途,而且也在无形中毁灭了我的过去、我的亲情。我有时会感觉到母亲常常远远地,默默地看着我,目光中充满痛苦,怜悯,但是一发现我知道了,就将目光移开了。

一个下午,有人敲门。母亲通常是不允许我去开门的,那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开了,一个身体残废背驼的,和我年龄相仿的人站在门口。他看见了我,高兴得惊呼起来,叫着我的名字。看着我一脸茫然,他非常不解,黄XX,是我啊,我们是小学的同学啊!我还是记不起来,八年的劳改生活使我不得不用我的全部心神,精力去对付残忍的社会和严酷的大自然,而差不多忘记了我是谁,我从什么地方来的。只是在那扇久已关闭的记忆之门的地方,远远地,模糊地,好像在隐闪他的影子,我不忍让他失望,假装记起来了。

他兴高采烈的说,“我看到你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走了那么多家,谁也没有碰到......。”

可是,如果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摘帽反动学生,你还会高兴吗?我心里想。

“你还记得林和伦吗?我们班中最小的小姑娘,就坐在你的斜对面......,”他接着说。

我说记得。可是我能记得吗?十几天之前,我还是一个比这里街上你看到的乞丐还肮脏,还破烂,穿着满身窟窿和油腻的衣服的农工,在东北凛冽的北风中刨着粪堆。

“她死了。”

是吗?死?八年前,听到死,我会震撼,我会痛哭,我会愤怒。而现在,对于一个在死亡边缘游离挣扎了八年的人,它只是一只围绕在头上嗡嗡叫的苍蝇。

“你不想知道她怎么死的吗?”他好像对我的麻木和冷漠有些奇怪。

哪里?哪里?我在听着。我真想听吗?过几天,我就会回到北大荒去,在那里刨土,扛麻袋,......。我耳边响起了北大荒冬天暴风雪像狼哭一样的啼声......。

“她死在武汉,死在百万雄师的枪弹下。她是钢二司的,她是真正的造反派,她死得非常英勇,死后手里还捏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旗帜......。”

是的,很英勇。可是什么是英勇?英勇死去又是什么呢?这些词汇似乎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我的词典中已经不存在。

“她的父母非常悲哀,他们留着她住的房子,一切都像生前的样子......。”

我终于记起来了,她父亲是交大的名教授,她还有一个哥哥在我们班里,那是一个有着非常可爱圆脸的小姑娘。她真的已经从人间消失了吗?比我还脆弱,还不经一击?人生真是奇妙......。

“我想给她写一个回忆录,所以我访问过去的同学,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我一些资料。可是谁都找不到......能够遇到你,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

什么?写回忆录?为一个臭老九的女儿?他一定是疯了......。我想他一定是因为身体的缺陷,不能进大学,所以他就像“孤星血泪”电影里面的那个老女人一样,时光停住了,停在十年前我们的中学时光,......。“不,我确实不知道,我实在不能帮助你。”

“时间太久了?一下子记不起来了?我可以隔几天再来......。”他满怀希望的说。

“不,不行。”我斩钉截铁。

“为什么?”他迷茫的眯起了眼睛。

为什么?让我怎么告诉你呢?告诉你我是反动学生吗?告诉你如果你和我搅在一起,那么这个回忆录,就不是回忆录,是反党毒草,是反党宣言,是反动纲领,你我很快也就会变成以写回忆录为名,组织反党小集团的现刑反革命,这样平凡的故事不是在这一刻的中国的城镇乡社,到处发生着吗?

“不行,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不得不用说谎马上结束和离开这一个危险的陷阱。

将这个同学打发走了后,我决计不去开门了。过了几天我又给家庭带来另一个麻烦。这就是我姐姐的定婚。
姐姐从小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学习很困难,成绩也不好。

我们上中学的那个时期,尤其我们那个学区,资本家的子弟是蛮领风骚的。干部子弟刚进城,土头土脑,成绩也不好,不被人看在眼里。他们要到文化革命,狠狠教训了那些狗崽子后,才真正风光起来。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许正是这些干部子弟多年来饱受白眼的爆发和反弹。扫除了这些资本家狗崽子的威风后,他们才开始在这个他们老子用刀枪强占的土地上,真正享受到当太子公主的甜头。那时的资本家子弟没人愿当干部,干部子弟尚未从自卑中走出来,这样我这个学习非常困难,脑筋也不好使的姐姐,就凭她的听话和苦干精神被老师看好,一直被钦定为班长,思想非常进步。听妹妹说,文化革命初期,姐姐从江西回来探亲,以为父亲这个老知识分子肯定会被揪斗的,先打了电话打听父亲的情况,肯定父亲一切平安时,才踏进家门。后来妹妹将这件公案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是啐了一句“死丫头”,一笑而已。

姐姐的对象姓顾,与她一起是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学。我上中学时与顾下过棋,他人蛮聪明的。如果我姐姐进不了正规大学是因为成绩实在太差,那么顾肯定是因为他的宗教背景了。顾住在徐家汇,那一带住的全是天主教徒,以徐光启盖的天主教堂为中心。顾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解放前全家就在教堂中做事,这个教堂的主持就是后来被捕关在监狱里几十年的龚品梅主教。一解放的时候,民间就流传着解放军进那个教区时,很多教民受教堂的煽动,拿着剪刀去剪站岗的解放军衣服,而解放军不还手的军队爱民故事。不管这个传说的真伪根据,可以看出双方的敌对情绪从一解放就栽下了。所以那个区域的教民以后每况愈下,变得家境潦倒,是必然的事情。

因为顾与姐姐定婚,顾家就请我们全家去吃饭,但是请帖上却没有我的名字。我的父母都是以躲事和宁事息人为本的人,在社会上待人处世非常恭谦退让。但是令我出乎意料的是,父母这次反应非常激烈,拒绝去顾家吃饭,而且不给原因,连推逶的借口都没有。直到顾家下不了台,不得不出来道歉,说不小心将我的名字漏掉时,父母才勉强接受了邀请。

父母现在已经都双双离开人世了,写到这里时,我不禁热泪盈眶,为什么温顺的父母在这件事上这么认真和激烈呢?

父亲从心里相信和热爱共产党,他常常说,共产党结束了兵荒马乱的日子,现在日子安定多了。父亲也相信报纸上报导的那些经济建设飞跃的数字,常常感叹地说:他们发展得真快,言里语间,充满对共产党的敬佩。即当那些共产党犯的明显的过失,例如反右,三年灾害......,被提到的时,父亲也只是眨眨眼睛,想一想,不会有一句评论,现在对于自己的儿子成了党的敌人,他能够去责备共产党吗?说党不对吗?或者党冤枉了自己的儿子吗?但是性格温顺的父亲,也不能够忍心去骂已经像条落水狗的儿子,父亲只是自己沉湎在无言可喻的痛苦中,常常坐在那里发呆。现在当顾家将我徘在请客的名单之外时,一向对人谦让的父母,突然将无法言表的痛苦都泄到倒霉的顾家身上。好像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在说我儿子再坏,也是我儿子。

那次吃饭是我一生最难忘记的饭席之一。顾家爸爸,一个解放后,被逼到子女进不了正规大学,家境潦倒,一脸忧愁和倒霉样的老人,现在被可笑的放到代共产党受过的位置,左一个弟弟(他跟着儿子对我的称呼),右一个大建(我的小名),不断地为我夹菜。尤其当他也非常生硬的操着共产党对我们这类人常用的语言来鼓舞我,什么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改了就是好同志等等的时候,这个宴席的滑稽和催人泪下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程度。父母坐在那里,严肃、沉重、忧愁、阴沉、一脸的尴尬。当我这个不祥物,坐在那里,像一个阴影压在姐姐的定婚饭席上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是不应该去这个饭局的。我真的想对姐姐,对姐夫,对顾家爸爸说抱歉......。

写到这里,我心里不禁在问已经过世的父母,为什么。冥冥中,浮起了满头白发的父母亲切,熟谙的面容:“大建,我们不能,不能将你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终于不能自制,对着虚幻中父母的影像哭了起来。

摘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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