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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告密”——黄明珍的道歉



作者: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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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绀弩刑事档案》曝光以后,满城竞说告密郎。此前出版 │
│ 的《悔余日录》,作者冯亦代也公布了他在60年代受命密告 │
│ 章伯钧等的日记。这两种告密虽然都是受命的行动,但是看 │
│ 来告聂者是迫于压力,告章者倒是自愿把自己改造成“党的 │
│ 驯服工具”,欣然从命的;所以可以算作告密Ⅰ型和告密Ⅱ │
│ 型。纪红的这篇文章又写了一个“告密”者,与前两位不  │
│ 同,未曾受命,仅为避免一位同学走上自己认为的“邪   │
│ 路”,向理应帮助学生的校方反映了这个同学的思想,居然 │
│ 使人遭到严重迫害。此例当为告密Ⅲ型。         │
│                            │
│ 在中国,把向“组织上”反映同学的思想情绪当作义务的这 │
│ 类第三种告密,所在多有。在本文里,受到告密从而遭到迫 │
│ 害的Yin同学,就拥有24位告密者。可惜,为此向她道歉的  │
│ 只有一个人,惟一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唉! │
│                            │
│                    ──黄一龙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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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珍(Jan Wong)是第三代华裔加拿大人。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两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到北京大学留学,她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她19岁。虽然她是加拿大人,可是人们还是不时地把她当中国人,因为她的中国人面孔。她决定到中国寻根,去学习祖先的语言,并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当时中国正值文革,国际上美、苏两大阵营又处在冷战时期,越战给北美社会留下深深的阴影。她所在麦吉尔(McGill)大学,年轻人对中国文革也非常关心,辩论会不断,抗议资本主义的活动接二连三。她所能了解的中国情况,基本来自都是中国对外宣传。她觉得,文革冲击了旧社会的腐朽的东西,妇女解放,人民不再受剥削,真是太好了。当然,她对中国有兴趣,不只是因为政治热情,更重要的是让她有归属感的中国文化,她的老师也鼓励她回到“祖国”去看看这个“乌托邦”。

她在北大,住留学生宿舍,还有单独教她汉语的老师,同室也是经过校方挑选的政治可靠的人。黄明珍对中国社会的印象,就是来自对北大的印象,更准确地说,就是她每天所能接触到的老师、同学这个小圈子的印象,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干净、健康、安全、更没有犯罪”,她认为,中国真是一个平等、和平和幸福的社会。

她学了10月的汉语,已经能用中文与人交流。有一天,一个叫Yin Luoyi的中国女学生十分意外地来访。“十分意外”,是因为这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中国学生。Yin直截了当地告诉黄明珍说,她想到美国去,问她能不能帮帮忙。黄明珍很不理解,中国这么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喜欢这里,Yin为什么想到美国呢?她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但这不是要离开自己祖国的理由啊。她能上大学,在同龄人的中国人中,就是幸运儿,出国的想法就很不对头!于是她把Yin的请求报告了校方。她想,学校应该教育教育Yin。当然她完全想不到,她的密告可能会给Yin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世人对于加拿大人的印象,说得好听是单纯、善良,说得难听是头脑简单、轻信。毛泽东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吧。黄明珍说她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听人家说什么,她就信什么,直到她后来成为加拿大一家大报驻中国的记者,依然很天真。她有文革时期中国生活的经历,因此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重大的变化,十分惊叹中国的进步,她满怀热情地赞颂中国政府,全部都是正面报道和“主旋律”啊。

89年春夏,坦克开到了天安门,给了“头脑简单”但是心地善良的黄明珍当头一棒。她不能理解也绝不原谅对学生的暴行,她觉得自己与中国政府的“罗曼谛克”的关系终结了,再也没有理由为它说好话了。她回到加拿大后,把自己从文革北大留学起到89在中国生活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1997年出版、后来成为亚马逊的畅销书《红色中国布鲁斯──从毛到现在,我的长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在她为《红色中国布鲁斯》作准备时,她翻阅了当年在北大的日记,看到她早就忘记的打小报告的记载。政治大大成熟了的她,她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觉得背叛了同学,弃同学于一种不可知险境,顿时万分不安。即使当年是因为无知而为,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借口,她一定要向这位同学道歉。她决定带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返回中国,寻找这位同学,临行时,她对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一点底也没有。因为,可是,她只知道同学的名字拼音是Yin Luoyi,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怎么写。

她回到北大,找到当年老师和一些同学打听,好多人也记不得这个人了。后来,有人打听到Yin的情况,告诉黄明珍说,Yin没有毕业,学校就把她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后来,Yin还真的到美国,不过后来回到中国,成为一名商人。黄明珍拿到了Yin的电话,心直颤抖:老天爷啊!她没有被害死,也没有自杀,她还活着!居然就在北京!她打电话问Yin愿不愿见面。Yin说,“好啊,我们就在北大见面吧。”

黄明珍马上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为什么非要选择北大见面不可呢?黄明珍的儿子也很紧张,对她说:“妈妈,Yin会不会雇人打你,甚至杀了你?”她还是按时到了北大。

黄明珍万万想不到,Yin见到她后,一句话还没说,就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接下来,就是黄明珍诚恳的忏悔。

Yin笑了笑,说:“你不是惟一的告密者,我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别的同学,一共有24个人告了我。”

她告诉Yin:“并没有谁让我这么做,我是主动自愿地去告你的。因为我,你遭了罪,为什么你还要拥抱我?”

Yin说:“因为你是惟一向我道歉的人。但我也不怪其他人,因为他们未必出于自愿,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

“为什么又特地选择北大见面呢?”她问。

Yin说:“我就住在北大啊。我的丈夫在北大当教授。”

Yin完全接受黄明珍的道歉,黄明珍终于放下了压迫自己良心的重负。这个故事从北大起,又回到北大终。迈着沉重的脚步,历史好象又回到了起点,一个人与人可以互相信任的起点。

黄明珍把她专程返回中国寻找Yin的故事,写成了她的又一本畅销书:《告密──在北京寻求宽恕》(Chinese Whispers--Searching for Forgiveness in Beijing,Published by Atlantic Book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