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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绮云和她的两本书


作者:贝苏尼


(上)

尽管“费绮云”这三个汉字是前几天才从她的《北京往事》(Det var engang i Peking)里的出生证明书影印件上看到,但我早已知道此人。不过她不是“费绮云”,而是Chi-yun Eskelund。

最早是一位曾成为她座上客的同胞,告诉我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华人女士,嫁给丹麦名记者后在此定居。怎奈那洋丈夫风流成性,她只好跟着他走遍世界,以期给他的“胡搞”提高点难度,结果对独生女儿关心不够,造成悲剧云云。我听了有些不以为然。对丈夫采取“紧逼盯人”战术的,在别处也听说过,但那是没有自立能力的家庭妇女。这位女士既然是在燕京大学邂逅的未来丈夫,属于有机会受高等教育的幸运者,受“五四”精神熏陶也应该有点独立精神,合则留,不合则去,何必跟来跟去呢?同胞说,她们后来还是离婚了,她也再婚了。既然已经离婚再婚,还跟人数落前夫的不是,未免有些神神叨叨。

过了些时候,在朋友家吃饭,邻座一位老先生问我是否看过Chi-yun Eskelund 的新作《我的卡萨诺瓦》(Min Casanova)。我说没有。老先生说,这本书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既然前夫已经过世,就不该再说他的坏话。啊!原来那不忠实的前夫已经去世,不光口头唠叨,还写成了书,确实有些不妥,难怪他的同胞要抱打不平。

不过话说回来,写,还是老公开的头。早在1945年,Karl Eskelund就写过一本关于她的书,《我太太用筷子吃饭》(Min kone spiser med pinde),是他的成名作。这书名透着 “东方主义”,涉及中国人怎么就离不开“吃饭”二字呢?后来知道这本书还有英文版My Chinese Wife,跟他的另一本书,My Danish Father相对应。不过这跟眼前要说的事儿没关系。



My Chinese Wife, 1945, by Karl Eskelund
illustrated by Hans Bendix.
后来还断断续续在各种场合听到Chi-yun Eskelund,她在电视上表演中餐啦,出版菜谱啦,教中文啦。不过没有兴趣,也无从去跟她结识。尤其是听说她半年在葡萄牙,半年在丹麦,即便想见也不容易。

1996年夏天,应邀去朋友家参加烧烤宴会。朋友的老公(也是朋友,当然)大费周章地订购了N只半大整猪,请塞尔维亚朋友来主持,将猪五花大绑架在炭火上烤到一定时候,撒盐和啤酒,烟雾腾空而起,十分壮观。那天大概有近百客人,认识的不认识的乱哄哄。忽听有人说,Chi-yun Eskelund也来了。放眼看去,只见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戴眼镜,身穿学生制服似的运动套装,大概是腿脚已经不太灵便了,手拿拐棍坐在花园草地上搭起的遮阳棚下。还是没有兴趣,也无从前去搭讪。

吃了几片塞尔维亚式的烤小猪,有点撑得慌,就去散散步。走出朋友家的院门,却劈面撞见Chi-yun Eskelund在等公共汽车,只好没话找话地说,“等车呀,您先回去了呀。”“这车老不准点儿,”她很随和地微笑着说。她说的是一种如今已经很少听到的高雅老北京话,该儿化的地方都儿化了,却丝毫不“侉”。看样子车一时半会还来不了,我就继续找话说,“您是作家?”她继续微笑着说,“我可以说是‘一种’作家。”究竟是哪一种作家呢?她显然不写小说,也不写剧本或新闻报道,“大散文”总是的吧。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车却来了,我责无旁贷地扶她上了车。

那天留下的印象,大异于以前的“听说”。首先没觉得她突出的美丽。不错,将近八十岁还一没发胖二没弯腰驼背,可开动想象力,倒回去四十年也未见得是美人儿。然而言谈间却透露出相当的聪明和幽默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Chi-yun Eskelund作品《为吃而生》封面
显然是反苏格拉底之道而行之。
然而我似乎还是满足于一面之缘,从未想方设法去接近她。2000年,从报纸刊登的讣告上得知她去世的消息,也没有什么触动,82岁高龄去世本是很自然的事情,毋宁可以说是“喜丧”。

我到现在也还是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我在十年之后忽然对她产生了兴趣。也许是我也从“活在当下”进入“回忆过去”的年龄;也许是对陈丹青的“民国话语”产生了共鸣;也许是想寻找,有机会逃脱“被”洗脑的知识人模本;也许,不过是百无聊赖中偶尔输入min kone spiser med pinde……


(中)

费绮云,1918年8月16日生于北京,是家中第三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后来又有了两个妹妹两个弟弟。父亲费兴仁是美国留学生,母亲Elizabeth Tse-Vong Cornish是中英混血儿,中文原名康彩蓉,婚后改名费彩蓉。不过费太太就没多少白种特征,这七个孩子更成了“完全彻底”的中国人。尤其是绮云,肤色偏深,小翘鼻子,两眼微吊,特别符合洋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关于费先生的学历,本人不是打假专家也看出绮云女士笔下有些水分。 她在《北京往事》中说父亲1914年在美国得了博士,同年和学习幼儿教育的母亲结婚。而网上关于其弟经济学家费景汉的材料则说费老先生系Oberlin College学士(1912),耶鲁社会科学硕士(1914)。当然,留洋硕士在二十世纪初也是极高的学历,所以费先生“海归”后很容易就找到工作,先后任京汉铁路英文书记,满洲粮食公司经理,以及清华大学教员等职。然而,他的负担也很重:上有父母要供养。一个借钱给他去留学,不知是叔叔还是伯伯的uncle那里要还债,钱财债能还清,人情债永远还不完。下有两个妹妹,上学要学费,结婚要嫁妆。尤其是,太太几乎每年生一个孩子,家庭规模不断地扩大,渐渐无法靠一份教职的收入维持。于是费先生辞职“下海”,先和人共同经营地毯生意,1922年开始独立经商,创办古玩店京奇行。费先生显然有经商的才能,地毯和古玩生意都很成功,俨然成为一大富商。他在灯市口购买下一大宅院,临街是店面,后面是家人和厨师、奶妈、车夫等的住宅。

《北京往事》既然是用洋文写了给洋人看的,当然不免有些金鱼、荷花、鸟笼、风筝、鞭炮、京戏、厂甸、隆福寺之类的民俗。我感兴趣的是二、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费先生符合任何一种“资产阶级”的定义,因此不用加引号),那时的富人是不是穷奢极侈,腐化堕落,残酷压榨穷人,活该“被”革命。绮云女士不是政治人物,和国共两党没有关系,她讲的故事都不是为了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也就比较接近“原生态”。

食:绮云女士是食谱作者,让我大为惊讶的是,她的童年回忆里“吃”的内容竟然如此贫乏。早起吃稀饭咸菜,偶尔有茶叶蛋,午饭晚饭没提,只有夏天分吃沙瓤西瓜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了一通。几十年后,她们兄弟姐妹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聚到一起时精神会餐的内容竟然是烧饼油条、豆汁咸菜丝、灌肠(油煎淀粉块浇蒜汁)和元宵!考虑到费家那么有钱,映证了张起钧教授所说的“北方民风淳朴”,此言不虚。张著《烹调原理》中提到,北京殷实人家每天也吃热汤面,那家老太太说,“换着样儿吃,费;这么着,省。”而在云南,抬轿子拉板车的苦力也不蹲在路边捧着大碗吃饭,油渣炒青菜也是一盘菜,消消停停在饭馆里点来吃。

衣:大部分是布的。不仅她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都是布的,连费先生和费太太也是穿布的时候多,绸缎少。书中提到女仆的日常工作就是纳鞋底,可见少爷小姐们穿的都是家制布鞋。不过当年中上阶级服装的“国际接轨”程度甚高。1925年的全家福,只有费太太和最大的男孩是中装,费先生和其他五个儿女都是洋装,而且是很家常的棉布,并非夸张的洋纱印度绸。到了三十年代,绮云女士及其同学都穿洋装,穿得非常“正确”,即衣料并不昂贵,裁剪做工也不是很考究,但是半正式的式样符合中学生身份,适合跑跳活动。几个男生的领带都打得很“正确”,没有一根松松垮垮的。

住:从书中提供的平面图来看费家的宅子不止三进,显然比周家(鲁迅)在八道湾买的那座大,可是住了祖孙三代加上那么多佣人和公司雇员,“生存空间”——人均居住面积也就有限。上下水和厨房及卫生设备现代化程度不详。

行:费家有专职车夫,人力车。费绮云们长大后骑自行车,或乘人力车,没有乘Taxi 和或公共汽车电车的记载。文革中大字报上说抗战胜利后王光美在军调处工作时也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可见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机动车极少,公交不发达,阔人也要达到“富豪”级才有私家车。

八九十年后回头看,当年中国富人的狭义物质生活水平也就那么回事。不过,当年中国富人有一样奢侈,如今“巴比”(Warren Baffet & Bill Gates)也未必能享受,那就是众多的佣人。费家当年有多少佣人,书中没有交代,大概二小姐也闹不清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来估算一下,“正经主子”有13人,老太爷、老太太、老爷、太太、老爷的两个妹妹、7个少爷小姐。这7个少爷小姐每人一个奶妈/保姆,就是7个。这20个人的饭日常要几个厨子做?还有花匠、车夫、门房……加起来有十几二十个人。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欧美人家雇佣的staff也人数众多,富人家里列队成行不用说了,就是中等偏下阶级也要雇厨师女佣。这些都是社会变迁的表现,变来变去贫富的差别都在那里,关键在于富人对穷人的态度。

费家发财后,慈善是费太太的主要社会活动,可见富人对穷人并非完全冷漠。然而,富人接触穷人的机会毕竟不多。绮云女士承认自己生活在高墙之内,对社会相当无知,在加尔各答见到大批穷人乞丐才想到祖国可能也是同样情况。她日常能接触到的穷人限于乡下来的女佣以及人力车夫,经常坐人力车,很久以后才听说人力车夫多数活不到三十岁。

费先生费太太对孩子的管教相当严格。她们上的教会学校英文和数理化水平很高,但“国学”部分相对薄弱,于是她们每天放学回家后还要在家庭教师辅导下补两个小时的古文和大字。也许是老爷太太都有留学美国经历的缘故,虽然没有明确禁酒,家中日常不备,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才有黄酒——当然,也和少爷小姐们无缘。

绮云女士成长的背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邂逅她的“卡萨诺瓦”之前,在中学同学里有过一个追求者,给她写小条写情书,约她看电影逛公园的男孩。这种幼稚的恋爱有一千个理由结束。那男孩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才结婚,彼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医生。再后来,绮云女士听到“未经证实的消息”说(rumour says),他成为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这少年追求者别是李志绥吧?李志绥生于1919年,完全有可能和绮云女士同学,但是他的中学有一部分是在苏州上的。因此,还是不能“证实”。

P.S.网上找到少数几张照片都复制失败,估计是受版权保护的,无法转贴,抱歉。





部份跟贴

  • 杜智富:老时代曲,往往让人感觉到民国时代人平和的性情。

  • 旁观者昏:几乎不能够想象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了。

    就是民国时候的电影能够多少闪现一点儿当时的状况,但是许多又是左翼文人们的产品才能被我们看到。

    近年来国内有些人怀古搞了一些影集。例如老上海,老北京,老南京。我看过一些,似乎可以同意许多陈丹青的说法。他是个搞艺术的,自然更为敏感。民国的人,看上去和我们在49年以后76年以前的人十分不同,不说穿着,看眼神就能感觉到。我还不是拿文革时候的照片来比,文革时候的照片是另类,算了。

    特别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民国的文人身上,包括学生。我相信许多还保留老照片的家庭会有同感。小时候,看照片没有感觉,不到一定岁数,除了只会傻呵呵嘲笑前人以外,不懂什么。

    不过想想也没有什么特别不易理解的。北洋军人,政治上或许观点各自有些不同,但几乎都能在日本入侵时保持气节。像段祺瑞那样的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并不能因此得到人们额外的谅解,可见做官做得不大容易,说退了,就真的退了,没有意思还跟后人们搅在一起谋取什么了。

    社会有个“范儿”,人才会有个“范儿”。

  • 贝苏尼:陈丹青特别重视“没受过欺负”。到美国见大街上的人都“没受过欺负”,民国人物也“没受过欺负”。古今中外谁都免不了受欺负,我理解他说的“没受过欺负”指没有被人长期反复往死里挤兑。像地已经分掉,地主成份仍然不变,每次运动都要拉出来斗一斗,还要祸及子孙;做半辈子学问形成的观点,突然被要求加以否定,在大庭广众之下反复批判自己;夫妻父母子女朋友之间划清界限互相揭发批判成为常规……

    李南央讲的她母亲的故事,她的家庭故事,那真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绝望,最彻底的绝望。比她家更惨的还不知有多少。

    看陈丹青文章的时候想起一个民国人物真性情的例子。蔡元培在饭桌上劝汪精卫不要当汉奸,说着说着声泪俱下,那天吃的是西餐,眼泪掉在汤里,蔡元培就连着眼泪一起把汤喝下去。在座的人都看见了。

  • 旁观者昏:说得对。斯文扫地以后,就知道你不能抬起头来了:你上次不是已经怎么怎么地了……?让你斯文扫地几次,每次运动都来一次,什么傲气,什么风骨都给你收拾干净!

    陈寅恪在晚年文革时被红卫兵吓得尿裤子,不是一日之功。早先跟老毛那里也小小地叫过一次板,当是老蒋呢?后来竟然到了这样一幅状况,当年那副傲气就再也无法拿出来了。再照相,你还能气宇轩昂,我还就不信了,又不是邓小平,周恩来这样的共党,没脸没皮的。

    民国时的名人趣闻很多,共党时代什么趣闻都没有了,只剩下他们吓得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的故事了,革命之彻底,叹为观止。前朝故事不再,搞得人人看上去有如鬼魅,亲人朋友也不敢相认,哪里还有闲暇去作“范儿”?活人已经不易了。

  • 贝苏尼:“傲气风骨”不过是另一种社会契约而已。民国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社会,老蒋和陈寅恪这些文人学者之间没有关系,尤其没有命令-服从的关系。就是从老毛开始,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斯大林学的,千方百计要让人服从。赵高玩指鹿为马还有个范围,到老毛这儿就无远弗届,连农民种什么东西都要管,眼前的大学教授当然更不得消停了。

    我觉得,有些最基本的东西需要“拨乱反正”。国家机器以暴力为后盾任意威胁公民的生命,威胁剥夺公民的经济来源和工作权利,是不正常的。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当中的两个“免于”,最根本的是免于恐惧,匮乏也是一种恐惧。

  • 七姑:炸灌肠真的很好吃,一直纳闷,一个简单的淀粉肠,切切一炸变得那么外脆里嫩,浇上蒜汁,别提多好吃了。

  • 博讯螺杆:这种做法,老北京人叫“沓焖子”,五十年代时的街头上还能见到。

  • 贝苏尼:没听说过“沓焖子”,就叫灌肠,现在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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