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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达芬奇密码》想起的往事——记北京的一次“梵蒂冈自激振荡”



作者:方励之


  《达芬奇密码》的主要情节——主业会(Opus Dei)对锡安隐修会(Priory of Sion)长老和圣杯持有者的追杀,始于该会与梵蒂冈教廷在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进行的一场秘密的交易。岗多夫堡也发生过一场与中国(科大,科学院,外交部)有关的事件。事在1983-85年间。我亲历。


              背景

  1983年9月9日,李淑娴和我再次到罗马。这一回住在岗多夫堡,为期三个月。岗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宫,也是梵蒂冈天文台所在地。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我们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直到9月18日他才返回罗马城中的梵蒂冈城。夏宫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只参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博物馆,而没有去岗多夫堡,就等于只参观了北京城中的故宫博物馆,而忘记了去颐和园。

  岗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几分类似颐和园,但尺度大。从罗马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多分钟后进入Albano湖区。湖面开阔,平静无浪,类似昆明湖。但其直径有四公里。沿湖走一圈,要用四个多小时(昆明湖两小时足矣)。这里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划船比赛场。Albano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湖与西岸山的尺度比例也恰似昆明湖与万寿山之比。山顶的最高建筑(相当于颐和园的佛香阁),就是岗多夫堡。

  我们来这里是同罗马大学物理系的同行合作,与宗教无关。当然,同梵蒂冈天文台的同行也成为朋友。我有一篇文章(Astr.&Astrophys.140,77,1984)在致谢中写道:Fang and Li would like to thank Drs.G.Coyne and B.Stoeger for hospitality during their stay at the Specola Vaticana.。这里Specola Vaticana 即梵蒂冈天文台。Dr.G.Coyne 神父是梵蒂冈天文台台长。Dr.B.Stoeger是梵蒂冈天文台研究人员,宇宙学学者。二人均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会士。

  《达芬奇密码》中说,教廷的机密会议常在岗多夫堡的天文学图书馆里举行。这不是事实。我常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无人管理,也没有反窃听设备(比中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保密会议室差得多)。我有一张岗多夫堡出入证,只在有教皇的瑞士卫兵把守的地方有用,其他地方无人查验。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和我走在堡外,忽然听到从一个窗口传出声响,该人轻声对我说:“听,教皇在里面在喝酒。”可见,这里大概不是一个举行机密会议的好地方。(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机密会议一场,没有声称那是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Ron Howard怕G.Coyne找他麻烦?)

  科大人倒是常在岗多夫堡举行“会议”,虽然不是机密的。当时,科大有近十个人在意大利。加之罗马常有过客,李和我在岗多夫堡的公寓,一时成了中国学生学者的一个集散地。过客当中的CCP们不介意进入教皇领地。距集散地不远,有一小院落,外挂的牌子是Departmento di Propaganda,已数百年了,比所有CPs的历史都长。所以,CCP中的宣传部人员,也算是到了他们的名称的源头朝圣。


            岗多夫堡的望远镜

  在插图版《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Special Illustrated Edition)中,有一张精美的岗多夫堡照片,突出了堡顶上的两个望远镜园顶。(电影《达芬奇密码》中,堡顶出现了三个园顶。是否也是怕找麻烦,以区别于岗多夫堡?)。“密码”作者说,这两个望远镜是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设备之一。这证明作者只从外面看过这两个望远镜园顶,没有入内。从外面看两个园顶,光亮银白,熠熠然,象征着天主、教廷、上苍三位一体的崇高。但如进入园顶,就知道望远镜已弃置了。原因是,距罗马太近。罗马灯光造成的天空背景太亮(灯光污染),在岗多夫堡已不能做有研究价值的天文观测。

  两架天文望远镜中,一台是施密特望远镜,口径一米,质量远不是欧洲天文台中最先进的。但比北京天文台的施密特望远镜(90厘米)略大。突发奇想,我建议Coyne神父把这台弃用的施密特望远镜送给中国的天文台。望远镜只能沿着纬度平移。中国有许多地方与罗马的纬度相同,不难找到没有灯光污染的地方。Coyne神父一听我的建议,竟然马上同意了。在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支持这个想法。

  其实,由耶稣会士送天文望远镜到中国,是有历史的。据记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即伽利略于1609年在威尼斯用来发现木卫星的望远镜,只隔了五年,1614年,就由耶稣会士J.Terrentius带进广州。所以,中国的第一台架天文望远镜应就是世界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我向中国科学院汇报后,科学院也接受了这一计划,并计划将该望远镜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天文观测站,镜址也选定了。

  1985年春,中国科学院派了五个人(我不在其中)专程去梵蒂冈天文台,讨论具体的拆卸及运送技术性事宜。经中国驻罗马使馆科技参赞的同意,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此备忘录只涉及梵蒂岗天文台和中国科学院两方。至此一切顺利。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

  有一个困难:中国和梵蒂冈没有邦交。若涉及外事文件,如何签署?按国际惯例,这种问题,找一个第三方(third party)作为中介就可以解决。我有这方面的一次经验。

  1982年在上海召开第三次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大会。当时PRC与以色列无邦交,不能在以色列护照上签发PRC入境签证。另一方面,这个会议是国际组织办的,不是中国一方主办的邀请会,不能拒绝以色列学者参加。形势一度极紧张。以Steven Weinberg(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首的一批美国犹太裔物理学家公开声言,如果中国政府不发签证给以色列学者,他们将抵制会议。后来找到一个变通方法: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作为第三方。ICTP主任Abdus Salam (也在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签发给两位以色列学者,T.Piran 和G.Horowitz,各人一纸,作为护照。中国领事部门在该纸上正式盖章发放签证。在他们入境时,由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验明正身)。我曾是ICTP的国际理事会成员。所以,进入上海的两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原则上是虔诚的穆斯林Abdus Salam教授的“ICTP王国”公民。

  我建议用类似方法解决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望远镜转移。不难找到一个愿充任一次性“王国”的第三方。

  1985年夏,罗马大学等发起成立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后来,ICRA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个下属。准备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美国Hubble空间望远镜研究所,梵蒂冈天文台等。我也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参加ICRA。以ICRA作为转移望远镜的第三方,十分合适而且方便,即先由梵蒂冈天文台将望远镜送给ICRA,再由ICRA送给中国科学院。无涉中梵外交。

  1985年6月17日,ICRA正式成立,罗马大学校长Ruberti教授,梵蒂冈天文台Coyne神父,斯坦福大学Everitt教授,空间望远镜研究所Giaconni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单位草签了ICRA的章程。


            北京的自激振荡

  6月19日 意大利信使报(Messagero)报导了ICRA成立的消息,提到有罗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梵蒂冈天文台等学术机构参加。美国之音也简单地报导了这条消息。这是条学术消息。一个国际学术组织中含有中国与梵蒂冈,并不新鲜。比如,二者就都是国际天文学会(IAU)的会员国(地区)。6月20日以后,西方媒介不再提这件小事。6月21日,教皇保罗二世接见所有参加Marcel Grossmann会议的学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对此,西方媒介也没有任何报导。ICRA 是个学术机构,同IAU一样,它与中国和梵蒂冈二者之间的政治,宗教或外交没有联系。

  但,北京开始自激振荡。

  第一个信号发自“大参考”。6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大参考”重复转载有关ICRA的消息,而且放在政治栏目中。“大参考”是一种内部报纸,它选登外国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有权订阅。“大参考”两次选登同一消息,少见。说明有人为ICRA和岗多夫堡望远镜二事而陷入自激。

  果然,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查询有关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一事,并暗示这件事已经触及了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政策。本来,中国科学院清楚地知道望远镜的全部内情,他们曾派人去过岗多夫堡,签过备忘录。只要说明此事为纯学术交往,就完了。但是,在官场,凡遇到追究责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推卸干系。所以,中国科学院立即把查询之事踢到科技大学。幸好,科大的同事有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的共识,支持这项活动。再则,科大根本没有参与签署备忘录。科大不理会外交部的查询。

  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再就此事查询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如前所述,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是直接经手此事的,完全知道这是一件非政治性的学术交流。但同科学院一样,想减轻干系。正好那时我正在ICTP短期访问。驻罗马大使馆找到我。我把事情的原委写了一个详尽的报告,以证明这件事根本不涉及中梵外交,就如1982上海会议不涉及中以(色列)外交关系一样。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接受了我的报告,没有提出异议。

  到此,真相已大白,证明是一场虚惊。事情本可以结束了。但不知甚么原因,北京的自激振荡还在继续,而且,振幅愈来愈大了。

  6月29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再度被查,这次来头更大。据透露,在一次CCP中央常委会上居然也提到这件事。几乎同时,7月1日,在合肥,举行CCP成立第64周年大会。在会上,我也是被表扬者之一。名字登在“安徽日报”上。表扬的事迹之一恰是“努力为科大开辟国际交往渠道”云云。我当时人在Trieste,对国内的消息全然不知。无论是北京常委会,还是合肥大会,都不知道。

  7月2日我接到中国驻罗马使馆紧急通知,责令我于1985年7月3日上午必须赶到罗马。任务见面再谈。我漏夜乘火车从Trieste去罗马,3日清晨赶到大使馆。原来,十万火急的事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将于当天(7月3日)从北京飞抵罗马,要我去亲迎院长。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迎接院长也是应尽的义务,但要我从六百公里之外的Trieste乘夜车专程赶来迎驾,未免架子大了一点。(在意大利乘夜车很累,如不是包厢,是不敢睡觉的,因小偷多。)后来才知道,迎驾一事,倒不是卢院长的主意,而是北京官方决定的,责由驻意大使馆执行。当时外交部估计,当卢院长一到罗马,必定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讯问有关梵蒂冈望远镜等事。责我在机场护驾,为院长解围。

  当日下午2时,我和几个大使馆官员到达罗马达·芬奇机场,恭候院长。北京来的飞机误点,直到下午6时还没有到。我不断仔细地观察机场大厅,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企图围追我院长的记者。机场气氛倒是极其紧张,警察带着警犬不断地来回巡逻。不过,他们的任务并非专为保护卢院长,而是由于前一天,7月2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候机楼中的以色列航空check-in柜台。

  总之,无论在机场,或是在随后的访问活动中,根本没有一个记者有兴趣采访我院长。外交部为院长精心准备的关于梵蒂冈望远镜的答记者问,没有派上用场。

  七天以后,7月10日,我陪卢嘉锡院长小游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海风终于使我院长认识到,他不是记者或狗仔队有兴趣的对象。院长显得轻松多了,好像圣马可广场上一支逍遥的鸽子,除了不会飞以外。这时,院长告诉我,他到罗马那天,即7月3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国外交部两周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了对付外国记者提问ICRA及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外交部发言人精心准备了答词。很可惜,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提这个问题。实际上,外国舆论早就忘了ICRA倒底是哪几个字的缩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梵外交事件。

  尽管如此,当局还是决定终止执行由耶稣会转移望远镜到中国的计划。

  可见,八十年代的北京当局,对耶稣会等事务的了解,似乎还比不上1614年明代的万历朝廷。以至,一架天文望远镜就会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自扰。对于科大参加ICRA一事,当局找不出任何错,故仍允许进行。后来,许多科大的,非科大的朋友及学生都是以ICRA作为第一站,踏入欧洲。


             后记

  二十年后的今天,ICRA规模更大了。Coyne神父和我依然都是它的成员。近两年(2004,2005)暑期,每年都有约十个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来ICRA的新总部Pescara作学术交流,并享受亚得里亚海滨的沙滩和阳光。今年(2006)照样。李淑娴和我也每年暑期从美国来此一会众老友。有关当局似乎终于开了一点窍,不再看到有趣的自激了。

  至于岗多夫堡,我后来还多次住过。不少中国同行也住过。1999年,北京天文台一对研究宇宙学的新婚夫妇(不是信徒)还在岗多夫堡度蜜月。

  2005年4月2日教皇保罗二世去世。当天我给许多朋友发了一个email。大意说,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尊重保罗二世,他是一位伟大人物。主要理由是,他对科学的态度相当开明。他为伽利略一案正式平反。主张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分离。他曾说“宗教和科学二者各自应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John Paul II:On Science and Religion,1990)。所以,“异教”如CP者们也可以住进岗多夫堡,作研究,教廷不过问。这一点,在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今天,宗教信仰应与科学研究分离,“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在许多地方,包括华盛顿D.C.,也还有许多人不完全明白。

  寻找圣杯的故事,开始于达芬奇的“莫娜丽莎”和岗多夫堡的圆顶,终结于牛顿墓前的苹果——最后一个密码APPLE。无论是否作者的原意,都免不了令人想到西方文明的精华。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一架圣镜。可惜的是,进入中国后,圣镜就下落不明了。最后的密码在那里?


  2006年5月24日,从罗马飞回Tucson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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