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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全盘西化”——先母辛亥百年祭


作者:方励之


  这是我三岁前后的故事。我虽是故事主角之一,但只有极少的内容来自我的记忆。大部分是听母亲讲述的。

  我父母都是杭州人。1934年春夏举家迁到北平。一则因为祖父去世了。再则父亲在北平的铁路部门找到工作。祖母也一起北上。二,三十年代,从江浙一带北迁的家庭不少,尽管南方更富庶。因为北平是一个文化,教育和政治的中心,但缺人。那时,我父母的家庭中已有我的两个哥哥:念之和复之。移民到北平后的第二年,1936年,我出生,所以,我算是我家第一个PBH(北平出生的杭州人)。被取名励之。后有解字爱好者云:厉,“犯政为恶曰厉”(康熙字典),再外加一个力,一个之,加力犯政之谓也。

  1934-1936年,中华民国的赝平安年代。
  1937年,国有大难,七七事变,日军入侵,北平沦陷。
  1938年,家有大难,念之得病不治,死了,时年六岁。
  1939年,我有大难,重病。母亲说,“比念之还厉害,看样子不行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的母亲,在幼儿看病问题上,全盘西化了。长大以后,常常听到母亲痛数误诊误治念之的中医的劣迹。念之得的是肠胃系统病,不是不可治的。从我以后,凡是母亲管得到幼儿有大一点的病,一定送到西医的儿童医院,虽然大佛寺西街的中医院近在咫尺。母亲的儿科全盘西医化,受益者当是很多,因她从事过十多年的幼儿教育。

  我是第一个受益者。

  三十年代的北平,西医和中医还极为对立。两造之间,水火不容。当时,大部分人看病是请悬壶济世的郎中,或是找中药店里的坐堂郎中。不少社会名流则已不断对中医说狠话。不仅鲁迅,许多受过西学熏染者都卷入了。他们似乎觉得,不放狠话,民智不能开。如傅斯年,在1934年还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为了与中医划清界限,北京协和医院规定,凡到该院就诊者,不准同时再看中医,否则不负责预后。

  另一方面,反西医群体,一样强硬。上海有“提倡中医中药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中医符合三民主义”,而西医是“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途径”。协和医院没有治好孙中山,接着又误治梁启超,都是医药侵略的恶果。父母的朋友中,有业余中医,也支持文化侵略论。

  然而,母亲偏偏就带我去了协和医院,没有去找符合三民主义的中医。

  协和医学堂创建于1906年,有西太后的默许。辛亥革命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买断前清的豫王府旧址(在东单三条),建起协和医院。它是北平的第一所综合型的西医院。在此之前,虽也有传教士以西法行医,但不十分专业。同样是美资的清华大学,创建于1909年。所以,协和医院是“西风东渐”在北京的最早的大产物之一。豫亲王多铎,是1645年清军入关时,发动“扬州十日”屠城的主帅。杀人王的王府换成了一座西方文化侵略的洋医院。这就是北京的一段历史。

  “扬州十日”是我最早知道的历史之一。因为明末扬州抗清守将是史可法,母亲家族也姓史。常听母亲和在杭州的外公提到史可法,他们有同宗的自豪。1939年也是战乱和屠城,“扬州十日”变成“南京四十日”。早在抗战刚一开始,北大医学院就随着其它大学一起逃难,迁走了。北大医院彻底停摆。幸好,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日之间还不是正式宣战的敌国。所以,协和医院还能正常运转。协和还有德籍医生,日军更不便轻易干涉。

  我家当时住在西四礼路胡同。从西城去东城看病,前后一年多。开始是坐人力车。后来,人力车不坐了,太贵,改乘有轨电车,便宜。北京的人力车夫们,即“骆驼祥子”们,为了报复有轨电车抢了他们的生意,曾大打出手,毁坏有轨电车,打伤电车场工人,迫其停驶。人力车传自日本,有(东)洋车之称,而有轨电车大都是西洋造。所以,毁车运动也是“西风东渐”惹的祸。

  北平的有轨电车路线,不到十条。我还依稀记得,母亲抱着我乘有轨电车,去协和。从西四去东单的电车,要绕道前门,因天安门前没有有轨电车道。据说是修铁轨会割断龙脉。尽管二,三十年代的天安门上下里外都没有龙,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

  我的病在呼吸系统。百日咳、急性肺结核、胸积水等轮番出现。做抽液手术不止一次。那时还没有抗生素,确实是不容易治的病。母亲说,我这个病例被协和医院大夫选作教学示范用。医学院的学生观摩整个治疗过程。我上大学后,协和医院的老大夫和老护士还向母亲问起过我,还记得我在协和的病历档案之厚,是极少见的。1970年代,一位在协和医院病历部门工作的人转告说,还查得到我童年时的厚病历。

  还有一件小事。我的头顶左后侧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突出物,半球状,直径约两厘米,高约一厘米,外层柔软内有硬核。母亲觉得不好看,要大夫切除它。当时,北京猿人的头骨就藏在协和医院。我猜(没证据),母亲也许想,不能让我的头骨比北京猿人的还差,要治。协和大夫认真诊断了,结论是,突出物虽为良性,但不能割除,因它与脑内有连接。有人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头上长反骨”。大夫则说,人体共有206块骨胳,块块有拉丁名,不知“反骨”的拉丁名。看来,治反骨还得去找中医。

  到1940年底,我的病情,大体稳定了,只是体质还弱,不时要去协和复查。1941一开年,快到五岁了,还是冬天,母亲就不让我“养”在家里,硬是设法把我送进了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念书,第一目的是加速康复。至于学业是否能跟上班,是第二位的。师范附小在报子胡同,离家很近,但学校的气氛不同。把上小学作为一种病后康复手段,大概也是受西医理念的影响。

  母亲认识我的一年级老师,姓华。母亲请她多照顾体弱的我。我不记得华老师上的课了。只记得她常帮我系裤子。那年冬天极冷。小学生的厕所是露天的。上厕所的几分钟里,手指就冻僵了,系不上腰带,只有求老师帮忙。就这样,在华老师和母亲的荫庇下,稀里糊涂地没有留级,升入二年级。小学一年级的课,实质上没有认真地上过。一个后果是,我一直认不全“博破末佛”等拼音字母。这算是至今仍在的大病后遗症。

  到1941年暑期,肺中的病灶开始钙化,病好了。母亲带我回杭州,这是我的“一进临安府”。见到外公外婆,和大量的亲戚。还没有认清谁是谁,就又匆匆赶回北平上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小学生每周要在操场排队,听读昭和天皇的(对英美)宣战诏书“仰承天佑、承践万世……”(不懂,但会背,就象后来的学童背“语录”一样)。北京协和医院旋即被日本当局接管,关门停业。北京猿人头骨也在混乱中丢失,至今下落不明。从此,我也再没有去过协和医院。

  母亲常说,我是挑了一个“好”时候得病,不早也不晚,不早于念之事件,不晚于美日大战爆发。长大后,母亲每次要对我施一点压力时,会说“我们家都是给你看病看穷了”。母亲把我的病列为家道衰微的主因,不一定完全属实,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冤案”。

  1989年5月下旬,北京当局开始抓人,北京天文台的同仁送我到太原避风。因为母亲当时在太原。她又在看管一批幼儿。她对教养幼儿,一辈子有“瘾”。就在这时,母亲还要在人前说,在她的子女中,她在我身上耗费的教养精力最多。这不“冤”。

  母亲以她及时地转向西医,给了我的健康一个良好的初始条件,至少整七十年(1940-2009)了,我没有住过医院,没有请过病假。也还没有必要退休,仍可以经受文化侵略至今。

  母亲去世十年了。早在1983年,陪母亲再回江南时,就选定了她的墓地。母亲的骨灰,一半葬在西湖和钱塘江之间的南山陵园中,一半供奉在Tucson我这里。一东一西,亦东亦西,她永远能同时看到世界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母亲生于辛亥,公元1911年。按传统,2010年春节一过,她就一百岁了。我想念着她,无论是黑暗中或光明里,也是永远。

  2010年清明前,Tucson


摘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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