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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血泪一百年



作者:章海陵


俄罗斯作家萧洛霍夫在史诗巨着《静静的顿河》中抨击沙皇的腐朽,也揭发革命的残酷,赢得两个世界的掌声。人民备加称道,连斯大林也对文学巨匠网开一面。这是文学与勇气的胜利,也是作家心中轰鸣着的生命呼喊、人性的悲壮。

今年是着名作家萧洛霍夫(М· Шолохов)诞辰一百周年,全俄与全球都举行隆重纪念。这位一九八四年去世的前苏联作家魅力无穷,倾倒众生,可跟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比肩,被誉为「大文豪托尔斯泰再世」。萧洛霍夫先后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六五年分别获斯大林奖和诺贝尔奖,是唯一同获这两个奖项的文学家。

让人讶异的是,这颗罕见的文学巨星不仅不具备完整的学历,更难得地来自拥有数百年扛枪打仗传统的哥萨克族群,却在二十三岁时以史诗巨着《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和第二部震撼文坛,令尚武的哥萨克也沐浴文学之光而熠熠生辉。当年,顿河渔民清晨划船经过小镇月申斯克,都会仰望萧洛霍夫家阁楼的灯光,以这位喜欢早睡、早起、早开工的老乡为荣,更为看到窗前大作家文思煎熬中的身影而激动不已。

才华的力量是无敌的,萧洛霍夫受到几近全体苏联作家的崇敬。不过崇敬背后却隐藏着同行的强烈羡慕:怎么不是自己,而是他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个子和文学新手,捕捉到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及哥萨克命运的宏大题材?羡慕很快变调为一些作家辛酸的嫉妒,演变为愤愤不平。在洋洋洒洒四大部《静静的顿河》中,为何他可以详尽描写「红」、「白」哥萨克之间的残酷杀戮?讨人喜欢、令人同情的悲剧主人公葛里高利,可以不是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战斗英雄,而是朝三暮四、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者?他一会儿投向红军,一会儿倒向白军,双手沾满了红军的鲜血,当然也浸透白军的鲜血。这样的小说,别说在列宁、斯大林年代,就是在赫鲁晓夫时代揭发斯大林的「融雪天」,也没有哪个作家写出如此大胆的作品。

这是文学的胜利,是勇敢哥萨克「放肆秉性」的胜利。也因为笼罩萧洛霍夫魂魄的,不是政治教条,不是革命的清规戒律,而是人类生命的悲壮、人性的闪光与性格的逻辑。作为一个劳动者、普通人,小说主人公葛里高利本来注定要埋葬在历史废墟中,连同他所遭受的痛苦与屈辱。永远不会有人为葛里高利说话,但萧洛霍夫为他说话,为他讨清白,大作家的文学心灵与他同生共死。

萧洛霍夫藉主人公葛里高利的命运讲述的十月革命的「另类真实」:这位劳动者以他倾心平等的价值观,痛恨人吃人、人剥削人、贫富悬殊的制度,是天然的。但暴力革命的狂躁与荒谬,阻止了他靠拢革命的步履。过去有评论家说,这是小生产者的优柔寡断,是小私有者的患得患失,其实是葛里高利作为民间思考者性格的表现。他清醒而不盲从,心中有一个更高原则,那就是正义。他相信自己的观察与判断:革命的正义光芒减弱了。

一九一九年春天,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地区展开清算哥萨克的肃反运动,追究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受牵连者包括最终已站到红色政权一边,并立下战功的一大批人。当局的出尔反尔可耻而又残酷,不但是政治错误,更是道德罪孽。于是,哥萨克以暴动和造反来回敬苏维埃政权的背信弃义。这一「左倾」错误,列宁在世时就已作出否定性结论,不过学界仍讳莫如深,而萧洛霍夫则以《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整卷篇幅,揭露和控诉这段令人发指的史实。

文学是心理典籍。如果不是萧洛霍夫的努力,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英勇善战的葛里高利,作为政历问题的登记者,天大的屈辱与反抗意志如何被怯懦吞噬得一乾二净,只剩下赤裸裸、卑微的求生意识。他一次又一次在肃反委员会门前徘徊,而终于走进门里后,虽然仍保持着镇静的神色,但腋下却汗如泉涌,对问话者一个和蔼的表情而感激涕零,当对方问「是否要喝茶,不过放的是糖精」,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能活着用两腿走出这个房间就谢天谢地了」。「前罪人」已无反抗意愿,而强大冷酷的专政机器、自首通令及半夜敲门的随意拘捕,把他们推向地狱般的煎熬,西方读者永远无法体会这种生不如死的感受。书中有一句刻在神龛上的话「在腐化与动汤的岁月里,亲兄弟不要践踏亲兄弟」,可视为作品主题。作者更在书中告诉读者俄文字母的一个有趣的巧合:共产党党徽中的铁锤(Молот)与镰刀(Серп),一模一样的字母,若以倒序念,就是皇权或帝制的意思(Престолом)。

萧洛霍夫的另一部长篇《新垦地》也是无愧于历史的巨着,更是《静静的顿河》真正的续篇。该书看似赞扬新生活、新时代,其实淋漓尽致批判毫无反省之心的斯大林政权,在大规模阶级斗争业已告终的和平年代,又开始了骇人听闻的胡作非为。为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当局残忍掠夺农民,藉「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政府把富裕农民当作敌对阶级予以消灭,哪怕他们是毫无政治污点的前红军战士,他们那身冬冬夏夏都不换洗、浸透汗水的帆布衣,就是「私有财产罪」的「罪证」。

苏联当局开始清算这些从不违反宪法的劳动者,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以暴力将全家大小押往西伯利亚流放地。在一片哭喊声中,有的执行者于心不忍,于是《新垦地》主人公、上级派来的工人代表达维道夫以童年回忆对动摇者进行阶级教育:寡母为养家活口不得不把嫖客带回家,隔着布廉,小哥哥捂住小妹妹的嘴巴,以免发出哭声防碍母亲的交易。

达维道夫问:敌人什么时候为我们穷孩子擦过眼泪?这种冷酷的逻辑也跨出国界,为各国无法无天的极左狂徒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国文革初期,在臭名昭着的「血统论」宣讲会上,有人就以达维道夫式的逻辑,号召对黑五类进行父债子还的报复。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及广西全境出现名为「消灭剥削分子及其子弟」、实为杀害无辜公民的血腥犯罪的浪潮。

书中大量的描写显示,萧洛霍夫绝不同情沙皇与旧制度,反动政权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拒绝反思、蔑视改革、仇恨良知,无异于自掘坟墓。而在暴力革命中诞生的一党专政的红色政权,其金玉其外的合法性,则恰恰在革命胜利之初,甚至胜利的前夕就开始融解。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执政二十年后,苏联政权大量吞噬自己的「革命孩子」。犯下那么多残暴的行为,全都是无意义、随心所欲,而且跟当年的沙皇政权一样,也拒绝反思、也蔑视改革、也仇恨良知。前苏联于一九九一年以解体方式走向尽头,两个集权政权殊途同归。

但讽剌的是,现实中的萧洛霍夫却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保持良好的「私谊」,他甚至吹捧无情的国家体制,声称要对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实施严厉惩罚,结果遭到自由派作家最辛辣的反制:以同样的标准看,《静静的顿河》字字句句都喷溅「反动」毒液,又岂可例外?其实,萧洛霍夫心里何尝不明白:头上悬着用发丝系着的利斧,他与斯大林的交情比君臣关系还不如。在官方对他作品迟迟不表态的日子,萧洛霍夫曾焦躁而绝望地表示,愿以分尸来换取作品的发表。他清楚自己与体制在政见上的尖锐对立。

在中苏蜜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萧洛霍夫的名字在中国如雷贯耳,许多中国作家视他为楷模,要学他做「文学良心」,广大读者也期望中国式《静静的顿河》的问世。萧洛霍夫获诺贝尔奖后,引发当时坚决「反帝反修」的中方的尖锐敌意,称诺贝尔奖是专为「西方资产阶级走狗和东方叛徒而设立的奖金」。殊不知当年萧洛霍夫碰上外汇管制,连赴瑞典领奖添置燕尾服的三百美元也没有,须跟政府有借有还。


摘自《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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