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至爱兄弟不了情



作者:董鼎山


原编者按:杰出的翻译家董乐山去世已十年,其兄董鼎山怀着沉痛的心情追忆两兄弟五十年的亲情。从早年的欢乐无间,到后来的思想分歧,感慨万端。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大时代中的一个动人故事。


董鼎山一九七八年回上海见到了经历劫难余生的弟弟乐山。


十五年前,弟弟来信告我,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意请我们兄弟俩合写一本回忆录。他们的意念很新颖,要我与乐山(我在美国,他在中国),叙写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各自生活经验,一章一章地对照。我是于一九四七年出国留学的,历年所过的是正常生活,在此期间,他则经受了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二十年入狱、下乡劳动种种苦难。我们的经历当然有天渊之别,惟一相同处是我俩都喜爱阅读与写作。我们继续不断的出版作品,到了后来作总结,他的成就完全超越了我的。我于一九七八年开始,几乎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在遇到旧友新知时,总被介绍为「董乐山的哥哥」。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

遗憾的是,上述那家北京出版社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忙碌与我的懒惰给拖延下来。直到乐山去世,我才恍然领会到损失巨大。到二○○二年,替我出版《纽约客书坊漫步》的天津百花出版社主编李华敏女士约我写回忆录,我已因没有持久的精力长期写作而谢绝了。


半世纪分离造成兄弟间思想隔阂

明年(二○○九年)一月十六日恰好是乐山逝世十周年,我不免细细回忆,要把我的感慨写下来。这十年来我常想,我是比他大了两岁的哥哥,怎么他会先我而去?如果他仍在世,我们间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少年时期,我们俩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是最亲近的,数十年的隔离,由于我们生活经验的差误,造成晚年的隔膜。而我最感不平和不安的是,他乃是含冤而离开人世。他少年参加革命,出了力,国家不但没有宽待他,反而给予他二十余年苦难。他深感委屈,耿耿于怀,对自己曾出力助成的政府体制终于产生了极度恶感。

在他去世前两年,某次我们在他家谈话,他(一位马克思主义深信者)把对共产政府的憎恨转移向我这个在美国言论自由、避免偏见的气氛中受熏陶数十年的哥哥。因为我的一篇书评结论(我反驳那书作者认为中美战争不可避免的言论,我以为中美之间或有冲突,但绝不会发生核战),他对我大发脾气,指我为中共张目。我深知他的嫉恶如仇的心理状态,并不与他争论。我渐渐了解到,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会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便是百分之百的错。有些在国内受过迫害的人,到了美国后就把美国看作甚么都好的天堂,但同时又不能体会美国自由气氛中的理性:即凡事都不能视为「非黑即白」。

但是乐山并不一定持有这类「非黑即白」态度。把凡事看得「非黑即白」乃是文革时期所遗下的陋习,乐山怎会采纳?我了解他的思想过程,在此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不免回想起我们自童年开始的思想发展。我们相差两岁,在家中我是老二,他是老三。我们兴趣相近,自幼喜欢看书,给我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一本书是巴金的小说《家》。在那个反对旧礼教的故事中,他自比为较为激烈的觉慧,而我是较为温和的觉民。初中时期,我们狼吞虎咽的看了不少左翼著作。到了我十四岁在宁波的一家日报《时事公报》副刊首次发表文章时,他与我同样惊喜。慢慢的,我们都走上写作之路。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家迁往上海,我开始在柯灵所编的日报文艺副刊发表散文(第一个笔名是『坚卫』,因为那时作家多流行笔名),他也开始写诗,在报刊出现,他又学会了木刻,母亲常说他「比哥哥更聪明」。


乐山中学时代参加中共地下活动

一九四○年代的上海所谓「孤岛」时期,是我们思想发展最快、写作最多产期间。我们住在租界,抗日情绪激昂,我想就是在那时期,他暗地参加了地下活动(请注意我们都不到二十岁)。我们在那时向往「延安圣地」,凡有朋友偷偷加入新四军的,我们都很羡慕。同时我们写作的发表也更频繁;尤其是在敌伪统治之下,我们如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指桑骂槐的讽刺杂文,便觉得很痛快。乐山的智慧发展更是迅速,十八岁时他突然成为上海剧艺界最受尊重的剧评家(当时思想进步又未及迁往内地的戏剧界人士都集居上海租界。由于美国电影不能进口,话剧极为兴旺,观众在受租界保护的爱国戏剧中找到一些娱乐与慰籍)。

我至今不能解释,乐山何以正在高中毕业之时,竟能写出对戏剧艺术有那么成熟的见解的评论。今日我重读二○○一年出版的《董乐山文集》(李辉编集)所收的〈麦耶剧评〉,仍能敬佩他的少年文才。在敌伪统治期间,未去内地留在上海的影剧文化人仍很多。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的知识民众因没有美国电影进口,苦闷得很,乃去话剧院找寻娱乐。剧艺界人士趁此机会,搬演出许多名剧,卖座不错。剧院生意兴隆,在报刊写剧评者也纷纷出现。乐山用了「麦耶」笔名,在当时销路最大的综合性刊物发表每月一次的剧评,大受文化界人士注意(这本名叫「杂志」的刊物,乃是敌伪机构出资所办,但敢容纳较为大胆敢言的文章,多年后我才知晓,主编人原来乃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他与艺剧界有名人物的交往,我也结识了一些名导演,名演员如黄作霖(佐临),胡导、石挥、刘琼、乔奇、黄宗英、白文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美国电影开始进口,上海文化界也起变化。那年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考入《申报》当记者,刚二十一岁的乐山则自著名剧评家降为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生。约大是以学生生活浮华、专爱舞会派对著名,乐山也不免予人以这种印象,但我相信他仍保持地下党关系。

在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年的两年中,我在新闻界活跃,喜欢夜生活,也在著名小报《辛报》兼职。我自己觉得那是我整个生活最愉快时间:白天采访(我是外交新闻记者),晚上与朋友们在夜总会相聚,有闲用「令孤慧」笔名写些迎合男女大学生趣味的小说,在朋友所编的畅销杂志发表。那时乐山有了女友,好像兴趣转移,专心学习英文,很少写作,只偶然写些小诗而已。

我于一九四七年九月离国前的最后职业是国民党所办的《东南日报》本埠新闻编辑(该报原是杭州名报,胜利后移至上海),夜间上班,但每日下午仍有时间去南京路新雅茶室与文化界友人相聚。我们在茶室楼上有个固定大圆桌,朋友们随进随出,喝茶谈天,相互传达文化艺术消息,各自推荐文章找地方发表。由于内地文化人的大批返沪,上海剧艺界也随之变化,麦耶停止写剧评,从剧评家还原为大学生身份。我惊讶一个人在少年气盛时期的充沛精力,以及对知识吸收、精炼、运用的快速。他于十八、九岁时所写剧评文字,我今日读了还是觉得十分老练成熟。


二十年苦难中仍有优秀译作问世

我离开上海后,乐山接任了我在《东南日报》的夜间编辑职务,后来又一度当过中央社记者。两年后上海「解放」,他恰在美国新闻处任职。这个履历后来就成为他在反右运动与文革时期遭受折磨的原因之一。其实,在初期,他的才干颇受新政府赏识,邀请他入新华社主持新闻翻译工作。在二十年间(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入狱下放苦难时期中,他没有放弃工作志趣,暗中与几位友人合译并独自编校了美国名记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的德国纳粹历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获准出版后(先是内部读物)名气大扬。

上述一段是我在后来才知晓的。当我于一九七八年回国之前,《第三帝国的兴亡》巨大翻译工程早已在美国文化学术界对中国有兴趣人士之间引起一阵骚动。那年是我离国三十一年后首次返回祖国,乐山与其它亲属在上海火车站(当时我们是自纽约飞香港、从广州乘火车抵沪)迎接我们一家三口。我立时提出必要到北京去看看,乐山一口应允办到。

在北京皇亭子新华社简陋宿舍一个宿室(是他家三口住所)中,我索看他的译本,乐山在我们挤坐的小木床(房中没有座椅,只有两个木床,一个小桌)床褥下抽出三集破破烂烂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译本,我不禁一阵辛酸,一面敬佩他在艰难环境中的成就,一面悯怜他们生活条件的苛刻。那时,落实政策后的他已被调至外国语学院教授英文,而且也是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专家、新闻研究所教授。我马上看出其间的讽刺意义:他因熟悉英文与懂得美国而遭清算。他又因同样原因而被重用!

通过他与知友冯亦代,我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新出版而且内容开放的杂志《读书》上写个介绍美国文化与文学的专栏。他也开始不断出版不少近代美国文学名著的译本(在一九八○年代间,他是中国名气最响亮的翻译家)。从此,我几乎每年回国一次,应邀讲学或探亲,每见到他,我总觉得他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一九八一年我邀他来纽约我家住留三个月,谈话机会多得很,但一提他的受折磨经历,他就闭口不谈。他对美国的新奇也似乎没有兴趣,不时在客厅踏方步深思。某次我说要带他到纽约文化界出名的格林威治村散步,他竟没兴趣。


享有盛名仍郁郁寡欢无限苦闷

次年他应康乃尔大学之邀(福特基金会资助)担任访问教授一年。那年经我介绍,他在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发表了由我所译的短篇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原文曾在上海《文汇报》获得征文头奖),并附了我为该杂志所写的〈董乐山访问记〉与〈当代中国文学近况〉。我可说那是美国文化界首次读到中国作家形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折磨的作品,恐比所谓「伤痕文学」传到美国还早。

一九八九年夏,「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乐山夫妇竟被获准出国,我大为惊喜。此次乃是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鲁斯基金资助)前往担任访问教授。在机场去迎接时,我首次看到他的解愁笑颜。一年任期完后,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助申请绿卡,在美国留下来。他说不,他要回去「享受应得的养老金」,一句话说出他的执拗性格。虽然他欣赏美国自由空气,他还是要赌气地回去收回政府(一个他自己在青年理想时期所助成的体制)所欠他的债。

他的复杂情绪是容易了解的。他憎恨自己的理想主义竟被出卖(少年时受欺骗,成年后又受虐待),他钦服美国的民主自由、宽容公正。但同时,由于他在国内压抑气氛中受到长期影响,竟不能容忍我在美国自由发表意见的习惯。我们在民主自由世界的人,尽可能的保持言论真实,即有错误,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忠实立场。「你非我友、即是我敌」的绝对态度乃是极权社会空气所造成。我伤心的是,我的嫉恶如仇的弟弟,竟也因受文革的恶毒气氛熏染,成为不容异见的顽固者。


最后见面竟是不欢而散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名记者李却·伯恩斯坦新着《即将来临的中美冲突》的书评。我的结论是,中美或会冲突,但不会发生核子战争。五月我去北京看乐山,谈到此文,他对我的意见不以为然,厉声把我大骂一顿,斥我是帮中共讲话。而我只不过是发表读后感而已,预测未来核战不可能发生,不然全球毁灭,同归于尽,甚么善恶、甚么爱恨都没有了。对他的责骂我闷口不言。不料那次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两年后,他因肝癌逝世。他的儿子亦波曾自美赶去送终,回来后我问他爸临终时有没有给我留言,他说没有,我听了非常伤心。

《开放》杂志二○○一年八月号发表了主编金钟对我的访问记,我也提到我们兄弟最后不欢而散的一场。不料有人看到此文,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他显然也曾受过中共折磨,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中共气氛的熏陶,现在到了美国,他可自由发挥,他对中共嫉恶如仇,犹如乐山。他说他很敬重董乐山,我当然听了高兴;他指我所发表的文章持有「许多左倾甚至『亲共』观点」,不值我弟弟的敬慕。由于他在文中作人身攻击,我不屑作答。但我认为这类「亲我者友,逆我者敌」的态度,乃是中共最暴虐时期「文革」所余下的遗毒。那位显然自己吃过苦头的人,在进入自由环境下竟不能去除如此骂人态度,令我可惜。

乐山是个聪明人,某次我们讨论在思想与行为上,左右两派若走极端会产生的结果。我们同意,到了极端的终点,共产党与法西斯思想相遇,都是一样的不容自由思想的发挥。这是真正的乐山,我的弟弟。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于纽约


摘自《开放》杂志,二OO九年一月号



《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