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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前世大栅栏



作者:蒋韡薇


二OO六年三月十四日,张金利站在大栅栏煤市街一一七号金利饭馆门前,看着推土机一点点将自家的房子推倒。规划中的新煤市街,把挡在它面前的最后一间小屋夷为平地。

他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阻拦那些拆迁工人。冰箱和一些家具还没来得及搬出便被压倒在废墟里。48年前,他母亲在大栅栏一间普通的民居里生下了他。用这样一种方式离开,当然并非他的本意。一些朋友用DV记录了最后的时刻,张金利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很庄严”。

张家的饭馆一九八四年出现在煤市街,是这条老街的第二家个体户。等他当上煤市街个体户组长,这里沿街的房屋已经全部变成了干果铺、饭馆、理发店、杂货铺……南北走向的煤市街,把大栅栏分隔成两个部分:东边的大栅栏步行街集中了同仁堂、步瀛斋、大观楼、内联升、瑞蚨祥等响当当的老字号,来的多是外地游客和老外;西边的大栅栏步行街则遍布各种小商铺和廉价旅馆,更适合那些生活在这个街区的原住民和外来务工者消费。

张金利背负着一个家庭的重任:他的前妻患有精神疾病,至今一切生活费用由他负担,家里还有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全家的收入原本都来自饭馆。眼下,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张金利,只好搬到远在南三环之外的亲戚家。未来会怎么样,他不敢想像,也不愿想像。

对于他,大栅栏有他的家,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过去和寄托;而在某些学者眼里,大栅栏只不过是一处“典型的贫民窟”。二OO五年北京市社科院公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用冷冰冰的数据诠释了自己的结论:“大栅栏五七五五一个常住居民中,六十岁以上的达九九一四人,占百分之十七,残疾九六三人,失业登记四四二七人,社会低保户九二九户。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

“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三口住房仅为四点八平方米……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八十二厘米宽。

“工商登记个体经营行业七二九家,百分之九十为小餐馆、小旅馆、小杂货店、小发廊、小歌厅。小发廊为一六七家,有理发工具的仅为七家,大部分白天上锁,夜间营业。经营规模和业态呈衰败状况。

“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地区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八元。”

……

大栅栏的确老了。大栅栏也的确破了。可今天谁能想像得出几百年前大栅栏那般绝代风华的模样?

据文史专家介绍,这里曾是北京最古老的城市肌理的文脉遗存。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为人口稀少,商业萧条,决定在北京建廊房,招商经营,吸引外地移民居住,这才有了廊房一、二、三、四条胡同。

《北京历史纪年》记载,康熙九年(一六七O年),为加强治安管理,谕示外城也要像内城一样,在胡同口修栅栏,昼启夜闭,实行“宵禁”。因廊房四条集中了许多大商家,栅栏修得比别处高大,故老百姓习惯称这条胡同为“大栅栏”,后被官方确认。

清政府明令禁止在内城设市场、开戏院。大栅栏及其周边地区虽在外城,但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靠近皇城衙署,便日渐成为京城最繁华的地段。

大栅栏有的是“老字号”。“头顶马聚源(帽店),脚踩内联升(鞋),身穿八大祥(绸缎店),腰缠四大恒(钱庄)”,是民间对这一地段的形象比喻。旧日的北京人用大栅栏的老字号往自己身上一裹,俨然一副上流显贵的气派。

大栅栏有的是“钱”。珠宝市曾集中了二十六家银炉,并经官方批准成立了“公议局”。它们承担着将各省上缴的税银熔铸为银锭交户部的任务,还定期公布银锭与碎银兑换的比价。大栅栏的银炉再加上八十七家钱庄、二十六家银号、四十家金店,以及以正乙祠(银钱业集资所建)为代表的工商会馆的修建,培育了北京金融市场的萌芽。北京最早由中国人办的银行,如交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就诞生在这里。一九一八年,中国人自己办的银行有十一家,其中大栅栏就占六家。

大栅栏有的是“戏”。乾隆八十大寿(一七九O年),三庆徽班晋京贺寿,演出后就留驻在煤市街惠济祠。著名的“同光伶十三绝”和“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都曾住在大栅栏。京剧的“七大名班”、“三大科班”也都开办在大栅栏。过去北京有“七大戏楼”,除广和楼在大栅栏路东,其余六座都在大栅栏。

大栅栏有的是名人。纪晓岚、王士祯、李渔等名流的故居都在这里。这里有七十余处会馆,居住在这里的应试举子难以计数,编纂《四库全书》的学人和著名学者,有三百多人居住在这一带。

大栅栏有的是声色犬马。南边的“八大胡同”是旧日妓院、烟馆的集中地。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都能在大栅栏找到。大栅栏,名不虚传,活脱脱一个老北京市井文化的博物馆。

虽然眼下的大栅栏,当年的绝代风华、流光溢彩不再,可遗址、余韵和市井风俗犹在。但二OO五年以来,大栅栏开始了百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拆迁改造:前门大街将改成步行街。为分流交通压力,大街两侧的部分胡同街巷将被拆除,新建马路。而张金利所住的煤市街的拆迁改造,将成为大栅栏这支曲调低徊、哀声不绝的文化挽歌的第一音符。

当推土机呼哧呼哧远去,站在自家的废墟前,张金利猛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从此将变成回忆。


百年老店谦祥益

一则即将拆迁的新闻,让百年老字号谦祥益这些天门庭若市。

谦祥益是大栅栏著名的“八大祥”之一,专营丝绸品,由孟子后人开办。 一八三O年在北京建店,老址在前门外东月墙,如今在珠宝市街五号。建筑物为木结构两层,一层西洋古典柱将立面分成三部分,各设拱券门,二层铁栏外廊,墙上用壁柱和出檐装饰,顶作女儿墙,立面复杂,保存完好。

三月中旬,纷至沓来的顾客让谦祥益不得不临时调整营业时间。说是晚上六时打烊,可账目到晚八时还结不清——不断有顾客涌入,店门根本关不上。

平日里每天只有六七万元的营业额,这些天居然暴涨到每天三十多万元。但这并没让谦祥益的副总经理高慎昌喜出望外。自从二月中旬拆迁公告贴出后,高慎昌像从梦中惊醒似的。“这真是难以相信,太不可思议了!”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谦祥益,居然也被列入拆迁的名单。

即使不是因为改制而拥有了谦祥益的股份,高慎昌和谦祥益的感情也太不普通了——高家父子两代,已在这家老店服务了七十年,对谦祥益的历史如数家珍。北京谦祥益先在前门外鲜鱼口设立“谦祥益南号”,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于前门外珠宝市建“益和祥”(即今天的地址),光绪二十八年(一九O二年)于鼓楼设立“谦祥益北号”。之后,谦祥益在上海、济南、天津、烟台、苏州、青岛等地设立分号,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总投资白银四百两,比开张之初资产增加了百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丝绸布匹店。

晚清时期,谦祥益主要服务于王公贵族、八旗子弟、达官显贵。随着清王朝的衰败,消费对象变为一些清末的遗老遗少、党政要人、社会名流、新兴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和乡村富绅。马连良等京剧大师,都曾是谦祥益的常客。著名的京剧科班“富连成”素与谦祥益交谊甚厚,其剧装也大多由谦祥益提供。一时间,谦祥益名满京城,享誉全国。

进入二十世纪,谦祥益没能逃过战争的劫难。“九一八”事变后,谦祥益总号迁往上海,“七七”事变后,生意直线下降,直至日本投降后,东家大力调整才有所好转。但顷刻内战烽烟又起,加之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政策和通货膨胀,使得刚刚好转的谦祥益再次受到重创。及至一九五五年,北京谦祥益纳入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今天,北京珠宝市的谦祥益门店,是全国仅剩的还在营业的谦祥益,也是“八大祥”里,惟一一家仍在经营自己产品的商铺。

“我父亲那辈儿,能进谦祥益工作,就感觉像今天的公务员似的,生活有保障。店里包吃包住,给大家发丝绸大褂,每顿饭八菜一汤,每年有50天的探亲假,来回路费全报销,每半个月有一天假期,让大家出去理发什么的。

“谦祥益招伙计,要求严着呢。每两年一次,必须由柜头推荐参加面试,要长相俊秀,能写会算,知道礼让进退的人。选人时,北京总号的掌柜第一个选,然后才是外地分号。”

高慎昌和父亲一样,也是从学徒做起。“中国的丝绸文化太丰富了,绫、罗、绸、缎、纱、绢、绉、纺,光是品种就上百,图案富有中国传统色彩,量尺算料、配色也很讲究,没有几年功夫学不过来。我真怕一拆迁,这老字号就毁了。”

高慎昌的担心是由一系列的经济账构成的:政府至今没说让谦祥益回迁。即使回迁,每平方米数万元的价格,谦祥益也出不起。另找门面开店,市区人气旺的商铺租金都高,远处是便宜些,可没人气。店里有五十二名在岗职工,八十八名退休职工。一旦搬迁肯定有人要下岗,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发放也是难题,如果找个单位托管,每个人要付四万元。二OO六年的生产合同大多已经签订,仅定金损失就达上百万元,更何况仓库里还有近一千万元的存货。

高慎昌说,拆迁公告贴了三次了,可政府有关部门至今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是2月20日,宣武区拆迁办两个工作人员来通知拆迁。第二次,几个房屋评估公司的人来看了一下房子,决定按每平方米8030元的价格对房屋予以赔偿。按照这个价格,谦祥益总共也就能得到一千二百多万元的赔偿,至于房子拆不拆,是否允许回迁,职工怎么安置等问题,一概没有答案。“政府说要阳光拆迁,应该透明,我们也想和政府沟通,知道该怎么配合,可我们找了很多部门,谁也不理我们”。

“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拆迁,尤其是文物保护单位,怎么能说拆就拆?这老房子每年都有文物局来检查,去年因为漏水,还特意申报文物局,由谦祥益出资一百多万元进行修缮。这老房子质量真是好,我工作二十七年,印象中只有十年前发生过一次火灾,是我们隔壁的民居着火。高高的女儿墙挡住了大火,我们一点儿损失都没有。”

说到谦祥益的过去,高慎昌有一肚子的故事:梅兰芳对谦祥益的员工非常客气,还给我父亲画过一个扇面,可惜后来毁了。梅兰芳特别喜欢一种提花双绉,他字婉华,我们就给那种双绉起名“婉华绉”。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喜欢一种双经绉,我们就用他的号“留香”,把它改名叫“留香绉”。

从二月底开始,一向不打折的谦祥益,无奈也打出了“拆迁打折”的字样。百分之七十的商品按进价销售,百分之三十的产品低于进价销售。从各地涌来的顾客,着实让高慎昌感动得不轻。

“有一个老太太,进门就要找经理。她拉着我的手直哭,说她家四代都穿谦祥益的衣服,她结婚时穿的用的,全是谦祥益的料子。她问我,这老字号还能保住吗?她说她得了晚期癌症,这次怕是最后一次来了。后来,她选了两床被面,说留给子孙做纪念。谦祥益的被面,旁边都织着谦祥益的字号。”

“还有一位老先生,带着坐轮椅的九十七岁的老母亲,从颐和园那边打车过来。他们一家子过去在武汉就穿谦祥益,搬到北京后,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所有的老顾客都问,你们要搬到哪里去?我们回答不了,于是在收银台边贴出一张公告,请愿意的顾客留下联系方式,等谦祥益选好新址再开张,请大家去当嘉宾。”

翻开留言簿,净是这样的留言:“千万别拆谦祥益老店啊,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店,我们心疼啊”。“可不能再像拆城墙那样,拆了再后悔,再想重建,难啊!”高慎昌长长叹了一口气。


民间小吃爆肚冯

高慎昌还当学徒那会儿,下了班就喜欢逛大栅栏的胡同。他喜欢看老北京坐着小马扎,端把小茶壶,在胡同里悠闲地聊天,很有生活气息。廊房二条和门框胡同的小吃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廊房二条并不难找,只要嗅着爆肚小料的香味寻去,准没错。这里是大栅栏的“食街”,爆肚冯、卤煮陈、马记月盛斋,还有些个不那么出名的清真小吃店,把这条一米多宽、百余米长的小街簇拥得热闹非凡。

爆肚是老北京著名的小吃。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回味爆肚的风情: “肚儿是羊肚儿,口北的绵羊又肥又大,羊胃有好几部分:散丹、葫芦、肚板儿、肚领儿,以肚领儿为最厚实。馆子里卖的爆肚以肚领儿为限,而且是剥了皮的,所以称之为肚仁儿。爆肚仁儿有三种做法:盐爆、油爆、汤爆。”

爆肚冯一家几代都是做爆肚的,在京城名声响亮。一九七六年,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到大栅栏寻找记忆中的爆肚,没有找到。一九八三年,他又回来,托人找到了爆肚冯的后人冯广聚。他当时是一名车工,已经多年不做爆肚。

“我好不容易找来五个肚,给他做了一回。他吃完特别高兴,说老北京的手艺没失传。我告诉他,已经丢了。过去这条街上那么多著名小吃,富顺斋酱牛肉、豆腐脑白、奶酪魏……公私合营以后,都散了,他们的后人,也都进了工厂。”

“这个老华侨和我说,他出钱,让我再把买卖做起来,我哪敢答应他呦!要是再给我扣一个‘小业主’的帽子,我这一辈子都缓不过来。我那时在技校讲车工工艺,对创新刀具啥的还挺有兴趣。他又让我讲祖上经营的故事,说是给我录音,我也不敢讲。”

二OO六年三月,廊房二条拆迁在即。这一天,冯广聚趁着下午休息,把我带到小店二楼,细细讲述过去的故事。伙计把一壶茶水搁到桌上,桌面早已磨破,露出里面的纤维板,缝隙处还散落着好些芝麻,全是爆肚冯自制的烧饼上落下的。

“光绪年间,我家祖辈就在后门桥卖爆肚。后门桥的旗人多,好些太监也住在那儿,推荐我家给宫里送爆肚。我爷爷那会儿,隔几天往宫里送一次,有次捅一娄子,碰掉了宫里储水缸上的铁环,发出了很大的声响,被守卫抓起来了,关了他一天半。”

宣统逊位后,后门桥衰落了,冯广聚的爷爷把铺子开到了大栅栏,和当时爆肉马、烫面饺马以及馄饨、老豆腐、炸豆腐等五家组成了一个小吃店,被当时大栅栏的老百姓誉为“小六国饭店”。

冯广聚从小生活在大栅栏,至今仍住在三富胡同里。小吃街上诸多老字号和日本人斗、和国民党伤兵斗、和旧社会警察斗,他全记得清楚。解放后公私合营,他也就进了工厂。

改革开放后,工商局出面,五次请冯广聚再来开爆肚店,他不敢答应,小儿子却动了心,率先出来开店。开张时,好些个领导都来了,冯广聚这才放下心来。

他不仅把老祖宗的手艺都发掘出来,还对小料进行创新。吃爆肚,最讲究的就是小料。他的“独门秘方”一共十三种佐料:黄的是麻酱、粉红的是豆腐乳、碧绿的是香菜……“我还在小料里加了蒜,过去的小料是没有蒜的,但是蒜杀菌,有助身体健康。”

“我在工厂那会儿,一个月也就挣一百一十块钱,自家的小店,一两天就能挣一两百元。我寻思着,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我的那些发小,都是老字号的后人,这些手艺可不能失传。”

冯广聚花了十几年时间,陆续把这些老字号的后人请出来,借给他们钱,让他们重新开店,又带着大家去西安考了“中华名小吃”的资格。“要是等到这些老手艺都丢了,再挖出来,可就难了。我就是要把这些小吃都扶起来,让它们永久不衰落。”

这些年,老北京小吃风光过。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时,冯广聚带着老字号的后人去过钓鱼台国宾馆,给领导人做过小吃,各国政要参加的财经会议、外国使馆过年,也都邀请过他们。

大栅栏拆迁,又让这些小吃面临“散伙”的危机。“老街没了,人走了,想再聚起来,难啊!”

“门框胡同的小吃,是大栅栏的一条胳膊,照我说,改造可以,可千万不能拆啊。区政府有次召集我们开会,我就说,不能想拆就拆,想哄就哄。要给老北京留点痕迹。过去说东单西四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是老北京的主要商业区。东单西四王府井都改造了,都现代化了,可是老北京的味道,全没有了,就不能留下个大栅栏,让后代回味老北京吗?”

“我说要留住老北京的时候,领导都表示同意。可现在,从前门西河沿到这里,全拆。老北京不拆,是个大古玩啊!是世界的奇迹啊!拆了想再建,比登天还难。全国两会时候,政协委员有提案,说大栅栏、鲜鱼口这带的改造,要注意保留古建筑、注意保存老北京文化。说得多好啊,不能为了办奥运会,拆了半拉儿北京城!”

爆肚冯晚餐从下午五点开始营业。三月十四日,到了五点十五分,二层店面坐满顾客,门口已经排起了十七八人的长队。排着队的人,有人拿着相机,有人拿着手机,对着门口的招牌拍照留念。不远处的卤煮陈,也是一样的场面。大家都想趁着老字号还没搬迁,再吃一口地道的老北京小吃。


大栅栏是移民文化

大栅栏曾是毛银鹏的梦想。他很费劲地想把大栅栏念成像北京人发音的“大什栏儿”,却总也学不像。

他家在湖北乡下,最大的愿望是到北京当作家。一到北京,便选大栅栏落脚。“这里有老北京的灵气,也有人气”,毛银鹏说。

他在前门的国有商场租了门面房卖鞋,又在煤市街南边的一个胡同里租下两间小屋,安顿一家四口,房租每月四百元。他的小屋在一间老式四合院的二楼,经过一条又陡又窄的楼梯,通往搭建了杂乱无章小房的院子。一张高低铺的双人床占据了屋里的大部分空间。床下堆满了鞋盒,兼做仓库。墙上打了几个钉子,用两根粗铁丝吊起个两尺来长的木板,便是书桌,桌上摆着水晶奖杯——二OO五年,毛银鹏的小说获得了老舍文学奖新人奖。二OO六年,他趁着大栅栏改造的机会,租下大栅栏步行街紧挨瑞蚨祥的门面,斜对门就是卖鞋的老字号步瀛斋。

大栅栏的原住民,开始对毛银鹏这样的外来者并没有多少好感——精明的外地人在这里开店,多少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但这种想法很快就改变了。原住民们发现,把房子和铺面租给这些外来客,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外地人也带来了很多消费,搞活了这里的商业氛围。于是逐渐接纳了这些外来人口。

这种默契造就了大栅栏的一个奇迹: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高楼大厦,却容纳了四万多人。

来自广东的艺术家欧宁,从二OO五年开始,在大栅栏拍摄一部纪录片。它是二OO三年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项目《三元里》(关于广州的城中村)的延续,与计划中的上海普陀区曹阳新村项目(关于上海的工人聚落)一起,构成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社区的系列研究和创作。欧宁感兴趣的是街道的生活方式作为商业方式的样本意义。这个外地人坚定地认为,大栅栏文化其实是外来文化,是移民文化。

这种观点可以找到很多支持的论据:谦祥益是山东人开的,遍布大栅栏的回民小馆,祖上也不是北京人,最早的京剧名角,本是进京徽班……这个地区的新规划者显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们眼下要做的,是把这个地区的原住民和外来者迁出去,迁去哪里他们并不在乎,大兴、回龙观、卢沟桥或者任何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不在大栅栏。开发商期望未来的大栅栏是“高尚”的,就像同样临近天安门的东单一样,有最好的写字楼和最豪华的商店,当然,还有同样高昂的地价。

建筑评论家史建也把大栅栏纳入观察视野。三月,煤市街旧址几被拆空,一条未来道路的雏形,已向北延伸到前门西河沿。钢管围起的护栏下,是深达数米的大坑。史建注意到,这些大坑并不像前大栅栏永兴置业公司总规划师主张的那样,做成地下行车道,而只是为了埋设一些市政管道,“未来煤市街滚滚的车流,会彻底割断两边的商业氛围。”史建断言。

在石头胡同居住了二十七年的张金起,用一张餐馆里使用的劣质餐巾纸,来演示他在区政府看到的未来规划。他把餐巾纸平铺在桌上,稍微用一点力,就撇成了两半。“裂开的这条,就是前门大街,今后要改成步行街。为了让汽车通过,东边的鲜鱼口胡同区,马上要建七条马路”。他哗哗地撕了几下,左半片纸立刻变得支离破碎。

他转向右边半张纸,从三分之一处整个撕开,“这是未来的煤市街,要拓宽到二十五米,通汽车”。他顿一下,捏起右边剩下的三分之二,扯断,分成上下两半。“这是铁树斜街,将来也要拓宽。”最后,他捡起代表现在廊房头条、二条的那块小纸片,利落地撕成几个小细条———“这些胡同,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点之前,全部要拆掉,拆迁公告已经贴出来了。”

等他说完,那张餐巾纸已经成了一堆碎纸片,七零八落地散在桌面上。

张金起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趁这些老胡同和院落还“健在”,抢拍下来。他在老北京网上发起更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拍胡同,期望有一天,大家把这些资料共享,在网上复原出一个老北京的真实影像。


胡同里的生活

网上有一种声音,发言者自称住在胡同里,迫切地表达了想搬离的愿望:没有自家的卫生间、没有上下水、没有暖气,甚至洗澡也要去公共浴室。发言者指责那些要求保留胡同现状的人:你们生活在都市里享受一切现代文明———空调、网络、轿车,却要我们生活在过去的时光,保留原样,来满足你们偶尔回来凭古的兴致,这合理吗?

这种意见一度曾说服了我,直到我在大栅栏的胡同里,拜访了数十个院落,见了几十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包括教师、公务员、下岗工人、残疾老人、学生、捡垃圾的、开杂货铺的、拉三轮车的、做被套的、跑堂的、当保安的、送报纸的……“我们多数人不想走,但我们没有权利选择离开或者留下,公告一旦贴出,我们只能离开,必须离开。”一位妇女指着老墙上的房地产广告说:“你看看上面的房价,哪套房子不得四五十万?还都不在市区。拆迁补偿款每平方米八千元,我们买得起新房吗?就算买得起,我也不想搬。搬到四环甚至五环外去,每天上下班路上三四个小时,大人受得了,孩子上学还受不了呢。”

张金起在老街坊中做了调查,愿意走的,不愿意走的,不想走也得走的,各占三分之一。“愿意走的情况复杂,有的说想住楼房,有的在外面早就分了房,根本不在胡同里住,一拆迁,还能拿笔钱,当然愿意走。”

胡同里的居民分析,网上自称住在胡同里的论调,全是开发商故意散布的。他们比谁都明白,离开这个街区,很多人的生计就没了着落。

煤市街住户腾云龙是假肢技师,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有的残疾人从八个月起就让人抱着请他做假肢,至今已经四五十岁了。“如果让我走,我没了收入,那些老顾客也找不到我。我不愿意上郊区,人老了,到别处开辟个地儿不容易。”

胡同里危房多、火灾多,让老百姓搬离是造福于民的说法,更是遭到胡同居民的一致反对。

“住老院子的,谁家不知道要防火。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没见过几起火灾。倒是拆迁开始后,半年内发生了五六次火灾。”

“胡同里有危房,进行改造不就行了,就算让我们自己出钱维修也行,为什么让所有人都搬出去?”

“不是危房的,也叫他们扒平了。你看看这里新盖的房子,有多少用的以前拆下来的旧料?”

一个住户拉我到街口去看,运来的盖新房的木料堆里,一根近十米长的大梁,一看就是用过好几十年的。工人说,还能做大梁,再用五十年也不会坏。

金利饭馆拆迁后,张金利搬到一处楼房过渡。他觉得不舒坦。过去住平房,买的菜搁地上一星期都不坏,现在住楼房,菜放一两天全蔫了。“过去我家大缸腌酸菜,从来不坏。我姐姐住楼房,腌的酸菜老是坏。不接地气儿啊。”

樱桃斜街一个街头棋局上,几个老爷子谈论着拆迁的话题。“要是搬了,老街坊都散了,我们还上哪儿下棋去?”

“不了解大栅栏历史的人,不会明白胡同里的事”。一位在钱市胡同生活的老人说,他们只看到钱市胡同窄,进不来车,就想拆、扩建。“可他们知道钱市胡同为什么这么窄吗?这里以前好些个铸币的,怕人抢钱,胡同窄了,小偷没地方躲,在胡同口一堵就截住了。这都是有讲究的,他们知道吗?”

几天前,在金利饭馆的废墟上,五六只鸟笼散放着。几只路过的野猫远远地盯着鸟笼。斜对面荣丰恒煤油庄旧址,还顽强地挺立着。很快地,从这里可以直望到前门西河沿,而阻挡着的一切,将被扫平。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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