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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秀与曹禺的婚恋



作者:李惠薪


  我的案头放着一本《摄魂——戏剧大师曹禺》,是万代从美国回来看我时送的。那时郑秀已去世,万代的脸色显得憔悴、疲惫。临走时,她对我说:“看看这本书,关于我家的情况你清楚,遇到文艺界的人,你要讲出真相!”我答应了。但说实话,多年来由于没能履行诺言而感到内疚,并非不想说,而是没有适当的机会,这篇文章就算是承诺的兑现吧!

  万代和我是同届的中学生,但我们并不就读在一个学校,她在贝满女中,我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她被选拔到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一年,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停派留学生,第二年她才进入北京医学院,中途又曾调出做过老师,直至一九六五年毕业,比我晚了四年。最初,她被分配在北医附属的结核病院,“文革”中结核病院与北大一院呼吸科合并,我们就在一个科内工作,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学院内读书时,我们并不熟悉,但她却是知名度很高的人,这当然与她有十分显赫的家庭背景有关,不过说句公平话,她本人是十分刻苦、认真、勤奋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学院里排练大型文艺节目,曹禺亲自莅临现场,并作了鼓励,在校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应该承认我们并非挚友,但对她的讳莫如深的家庭私事,她却从来对我没有隐瞒过什么,细想起来这绝非偶然,尽管我们家庭背景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际遇。我家有五姐妹,她家也只有女儿(郑秀生两女:万代、万昭;方瑞也有两女:万方、万欢);我父母虽没有正式履行离婚手续,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家里都是母亲担当着哺育我们的重担;我们俩又都很酷爱文学。

  60年代后期,我们曾一起赴西北医疗队,编在同一小队,她是队长。住在敦煌城郊的一个农家土炕上,我就睡在她的旁边。我曾坦言地问她:“你爸为什么要和你妈离婚?”

  由于提问突然,她没有任何准备,但脸上并无愠色,只有困惑、忧伤。她非常诚恳地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显然她不希望睡在同一条大炕上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

  “我曾经问过我的父亲,他说你现在年龄还小,讲不清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快过而立之年,而我也有了儿子,他也从来没有主动地解答过这个问题!”

  看过书后,我才知道她的母亲郑秀在饱受十年婚外恋的折磨后,于1950年,拉着一双年幼的女儿,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的离婚仪式上办了手续,裁判书刚一读完,坚强的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那时她还不到四十岁。想当年在清华园内,曹禺爱得死去活来;南京订婚、长沙婚娶;解放前夕,龙华机场为了迟迟未到的他而与父亲诀别……一九四O年夏,他的难言之隐,已为这场苦苦恋情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不难想象郑秀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和被遗弃的心灵的重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抚养着一双未成年的女儿,其担子之重,内心之苦,作为女人,应该能够理解。

  万昭虽小万代几岁,但她表现得十分倔强,她的爱憎分明,父亲对于母亲的不忠,不可原谅,所以她不像万代那样穿梭于父母之间,直到母亲去世后才恢复了与父亲的往来。

  这里我要谈谈方瑞的死,因为我是“目击者”,其事实与书中的叙述是大相径庭的。

  当时万代正在密云医疗队,我恰恰刚由医疗队回京,接替她在病房的工作。走时她非常放心不下家中的事情,当然是母亲和父亲两个家。那时大家是互相帮助的。在我成为“宦游人”发配边远的西南边陲时,万代也曾主动去探望我的老母亲,我是十分感激的。这次她将照顾两个家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自然是慨然相允。

  一天上午,我正在病房查房,突然接到万代母亲病重的电话,是由病房的护士长转达的。由于对她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又不便查问到底是哪个母亲。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去史家胡同郑秀家;我和费护士长带着输液瓶、针管、急救药品,骑着自行车直奔张自忠路曹禺的家。

  那已经是近中午的时分,方瑞仍然躺在床上,不单单是双目紧闭,脸色死灰,呼吸、脉搏都没有了,连背部的皮肤都出现了一些花斑。臀部的床型由于凹陷,堆积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药片,有的已经碾碎了。身体厥冷,已无抢救可言。家中只有保姆和曹禺。保姆十分惊恐,断断续续地在为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

  “……每天早晨都是九十点钟起床,然后喝牛奶,她拿不动碗,要在椅子上再摞个小凳……她是将下巴颏凑到碗边去喝的……”保姆学给我们看。“她的两手抖得厉害……可今天早晨她睡得很香,我问过曹同志要不要叫醒她,他说让她好好睡会儿吧!……”

  她大概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竭力想摆脱自己的责任。

  当时曹禺的两只耳朵上埋着耳针,眼角旁有泪迹,面容憔悴、慌恐,口中不停地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就这样走了……”焦灼、惶惶不安,胜过了悲痛。在我的记忆中,那房子虽小,但是北房,至少是三间或更多,因为方瑞躺在最西边的一间,曹禺不停地在房间内,从西头溜达到东头,步子很快,不能坐定在一个地方。

  一九七四年,曹禺已从干校回京,但并没有完全解放,如果爱人因服安眠药而死,这无疑是雪上添霜,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经过和护士长商量,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回到医院急诊室开了一张死因为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的死亡证明,由医院的救护车将尸体拉到太平间。

  为此,万代十分感激我,曾在她仅有一间小屋的家里“设宴”接待了我。其实从内心来讲,我觉得大可不必,再说我有一个癖性,不喜欢与外人共餐,我觉得妈妈做的饭菜至少在我眼中看来是最好吃的,但这次却是盛情难却,我记得在那不大的桌面上摆着炒鸡蛋、炸花生米……那年代,对于我们这些每月只有二十几斤定量的人来说,应该算是高蛋白饮食了。

  方瑞死后的一些年里,说句公平话,真是忙坏了万代。临床工作很紧张,她还要花出很大的精力照顾体弱多病,而又感情丰富的父亲,特别是他失去了一切特殊待遇的那段时间。万代从不否认,在自己对父亲的关怀中倾注了母亲的心血,凭着郑秀对曹禺的了解,他的好恶、起居、饮食……毫不夸张地讲万代做到了润物细无声……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你妈和你爸为什么不复婚!”其实这是医院里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只是觉着不大好开口,万代总是表现得十分踌躇,仿佛是难以启口似地说:“母亲当然……可父亲……”

  我常常会突如其来地提这个相同的问题,总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就用常人的心理来推测:好事多磨吧!可后来从文艺界传出一则令我十分震惊的消息。我是搁不住事的人,忙跑去问万代:“怎么回事?婚还没有复呢,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万代显得一脸的无奈说:“猜不透父亲的心思。”后来,她主动地告诉我,“我爸将我们召集在一起,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主要是怕她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们不能接受。但他立刻解释说,不过从我们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她的文字功底……”

  俗话说,年轻人找情,中年人找家,老年人找伴。老伴儿,老伴儿,找的就是伴儿。这纯属个人私事,不要说旁不相干的人,就连子女都无权过问,只有望“伴儿”兴叹了。至今大家聊起这件事来都不无憾意。

  至于这件事给郑秀带来的影响,那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万代也从不提起此事,他人更不好去触动的这致命的旧伤又再一次流血……“春如苗,人空瘦,泪痕红氵邑鲛绡透。”

  郑秀抽烟更多、更勤了,恸哭已无法表达她心中的凄苦,数十年受压抑、受摧残、被遗弃的爱情,再次煎熬着她那颗受重创的心。她没有向他人赘述自己苦闷的习惯,烟成为她唯一可以发泄自己愁苦的方法。因为面对着课堂上的学生,她必须全神贯注,保持着诲人不倦的、可尊可爱的师长的形象;对于膝下的一双女儿,她不应该仅仅是严“父”而且也必须是慈母,孩子们太缺少“爱”了,这样惟独苦了她自己。

  由于长期抽烟以及内心的“重创”,郑秀的健康明显受损。后来医院在西什库盖了宿舍楼,万代将自己的平房换了两间楼房,接母亲同住。她还买了辆小三轮,平时看病或外出就蹬着郑秀,颇令我羡慕,因为我虽会骑自行车,但是个左撇子,始终没有练会蹬三轮,就当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来讲,也就只能负担一辆小三轮车。如果我也能蹬着车,带着年迈的母亲到处看看,将令母亲非常开心。她是十分喜欢热闹的人,虽然年过八旬,对生活仍然是兴趣盎然。这一宿愿未能实现,至今想起来都后悔不已。

  晚年,由于肺部疾患,郑秀长期住在医院内治疗,依然是住在我们病房,当时万代已在美国。因为住院时间长,病情多次反复,万代曾回国看望过她,但不能久留。在郑秀弥留之际万代没有回来。

  病重时,郑秀提出要见曹禺一面,通过多种渠道,不知为什么竟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她是呻吟着家宝……家宝,这个名字而离开人间的。

  死后,在院方为郑秀设置的简单的灵堂内,曹禺献上的大花篮,最引人注目,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名字,而那是一个足以使整个灵堂内所有的鲜花、挽联、花圈,黯然失色的最大的、“品位”最高的……

  郑秀什么也看不见了,带着终生的憾事走了。

  在郑秀眼中,曹禺永远是家宝,她爱的是家宝,而不是曹禺,这是她与其他任何女人的不同之处。谁说天下没有痴情的女子,郑秀爱家宝就是海枯石烂,粉身碎骨,也不变心。但她又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没有沉沦,没有放纵自己,她竭尽全力地掌握着自己生命的风帆,在情感的“九级地震”的强震下,带着一双女儿闯过来了。


  摘自《传记文学》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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