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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眼烟云五十年——曹禺、郑秀婚恋始末



作者:曹树钧


  1999年12月,是戏剧大师曹禺逝世三周年。曹禺虽然逝去了,但他的艺术生命是永生的。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家》今年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重庆、深圳等地上演。电影《北京人》(由吕丽萍、程前主演)将在全国公映。一个新的“曹禺热”正在形成。在这样的时候,回顾一下曹禺与前妻郑秀的婚恋生活和他的创作道路,无疑是一件颇有兴味的话题。


  清华园月下定情

  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期的初恋更洋溢着诱人的芬芳。1933年,一个女大学生闯进了曹禺的生活。她叫郑秀,也在清华大学读书,是法律系的学生;曹禺当时在西洋文学系学习,与后来蜚声文坛的钱钟书是同班同学。

  曹禺与郑秀第—次见面在1931年,曹禺在清华大礼堂演《娜拉》的时候。那时郑秀还在北京贝满中学念高中。

  演出结束后,郑秀听清华同学成己介绍刚才演娜拉的就是曹禺,大吃一惊。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矮个子男青年,圆圆的脸,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布长衫,貌不惊人,简直想象不出刚才台上活蹦乱跳的娜拉就是他。

  曹禺也凝神注视着这位陌生姑娘,趁成己介绍的时候.仔细地打量了——下她:高高的鼻梁,红润的脸庞;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发出动人的光彩;身材苗条,面容清秀,一副大家闺秀的仪表。不知为什么,曹禺第一面便对她有一种亲近感。

  第二年秋,郑秀考进清华法律系,曹禺闻讯暗自高兴,但苦于没有接近的机会。

  1933年春,清华话剧社排演英国话剧《罪》。此剧由曹禺翻译、导演,男主人公拉里由他主演,拉里的女友汪达,曹禺特邀郑秀担任,借机可以接近郑秀。

  排练在二院九十一号曹禺的宿舍里进行。前后排了一个月,每次排完之后,曹禺都送郑秀回新南院宿舍。在一个月的接触中,郑秀感到曹禺这个人聪明、有才华,对自己有一种灼热的、特殊的热情。两人边走边谈,话越说越多,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1933年8月底,在曹禺大学毕业前夕,《雷雨》完稿了。一天,曹禺约郑秀在校内荷花池畔见面。他拿着一包稿件,兴奋地对郑秀说:“颖(郑秀的号叫颖如),终于完稿了。”郑秀打开手稿一看,简直呆住了。只见页页稿纸上画满了红色、蓝色的杠杠道道和修改的字句。郑秀情不自禁地夸他:“小石(曹禺的号),人家都夸你‘神’,我看你在写作方面的确是才华横溢,是个天才!你一定能写出许多好剧本来!”

  曹禺一脸严肃地回答郑秀:“即使有三分天才,也要十分努力啊!何况我很笨,写东西很慢、很费劲,哪是什么天才!”

  1934年7月,《雷雨》终于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在巴金的热情支持下,很快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一天,曹禺高兴地拿着一本书,对郑秀说:“颖,这是送给你的,是巴金特地印的一册精装本。”

  郑秀打开一看,原来是《雷雨》的惟一的一本精装本,印得十分精致,封面上镌刻有曹禺亲笔书写的烫金的手迹:

给颖如 家宝

  郑秀十分喜欢这件礼物,将它看作爱的象征。这本书郑秀一直珍藏着,后来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订婚宴群贤毕至

  1936年9月,曹禺应国立戏剧学校(后升为“剧专”)校长余上沅的盛情邀请,来到剧校任教。余校长答应曹禺两年以后,派他和郑秀一起赴德国考察戏剧。

  到了南京,曹禺住在南京四牌楼十七号一幢两层楼的楼房里,楼上楼下各两间。这幢楼,原先是白杨、马彦祥当初同居时的住所。后两人分离,白杨去上海明星公司拍电影,马彦祥另住别处,将原住房让给曹禺租用。这年夏天,郑秀从清华毕业,回南京,在审计部当一名科员,住在青年会,与曹禺每周见面。

  1936年,经两家协商,决定在南京举行订婚仪式。曹禺继母亲自来南京与亲家公郑烈一起张罗安排。继母薛咏南,为人精明能干,落落大方,举止很有分寸。她第一次进亲家公家,手头只有一百二十五元大洋,郑烈家有十个佣人,她当场每人给十元大洋。郑烈说:“她是见过官场世面的,她要是男的,可了不得。”

  这年11月26日,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德瑞奥同学会在南京颇有名气,里面有舞厅、餐厅,可容四五百人。这天下午,宾客盈门。薛咏南穿着一件狐皮大衣,当着亲朋好友的面,从一只盒子里拿出白金镶金刚钻戒指,作为订婚礼,祝愿郑秀、曹禺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许多文化名人,像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等都参加了这次典礼。那时上海与南京刚刚开辟了飞机航线,巴金与靳以是特地坐了飞机从上海赶到南京的。他们带来的礼品是一个特大号的洋娃娃,做工十分精巧:那洋娃娃的一对大眼睛眨巴眨巴会动;嘴也能一张一闭的,还会表演吸奶的动作。郑秀看了十分喜欢。

  临开宴的时候,忽然仆人向曹禺通报:田汉先生来了。曹禺原听说田汉去福州游览去了,故而未送请帖。

  不一会儿,田汉兴冲冲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一见曹禺就说:“家宝,恭喜恭喜!”

  曹禺向田汉介绍了郑秀。

  “田先生,您好!”郑秀大大方方地行了一礼。

  “哦,果然气度不凡,有大家闺秀的风度。”田汉打趣地说。

  田汉说话间将手中拿着的一卷东西展开。那是一幅中堂,上面是田汉亲手书写的“蜚声诱和”四个大字,下面还画有文房四宝。

  “一份薄礼,不成敬意。”田汉豪爽地说。

  “谢谢田先生,写得好极了。”曹禺、郑秀齐声道。

  曹禺请田汉人席,田汉说我是专程贺喜,至于喜酒嘛,改日再来讨扰。曹禺、郑秀一再挽留,田汉坚辞,迈开大步一阵风似地离开了宴会厅。


  避战乱入川执教

  1937年8月,日寇大肆轰炸上海、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内迁长沙。10月,奉令在长沙就地开学。曹禺和郑秀从武汉赶到长沙,两人决定举行一次正式婚礼。为了慎重起见,分头发电报征求家里意见。不久,曹禺收到薛咏南发来的电报,电文为:“同意,祝你们幸福。”又过了几天,郑秀收到父亲的电报,电文极为简练,只有一个字——“可”。

  婚礼在长沙青年会举行。证婚人是剧校校长余上沅。喜宴在一个小酒楼上,总共就一桌人,有余上沅、陈衡粹夫妇,陈治策教授夫妇,吴祖光(剧校新来的青年教师,余上沅是他的表姑丈),还有教务处的两个女同事。

  婚礼很简朴,新房布置也十分简单:两把藤椅,两张帆布床,一个书桌。婚后过一段时间,校长在稻谷仓附近又为曹禺、郑秀租了一间比原来稍好的房子。

  1938年初,因为敌机轰炸,剧校又开始从长沙向重庆搬迁。全校师生200余人,分乘五条大木船,经洞庭湖过宜昌、万县……每当船靠一地大家即上岸走上街头,曹禺敲着大锣在前面开道,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学生们装扮成卖艺人、难民、伤兵等各种角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疯了的母亲》等街头剧,一路喝遍了长江、湘江、嘉陵江、金沙江的水。曹禺深深为青年学子火热的爱国精神所鼓舞,同他们一起高唱抗战歌曲,高呼抗日口号。

  剧校到重庆后先在七星岗,后定址于北碚,经过半年流徙,师生均有散失。到重庆定居后,余上沅聘请曹禺任教务主任。作为专任导师,曹禺担负了《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方法》等多门课的教学。作为教务主任,他又负责聘请了陈白尘、陈鲤庭、张平群、戈宝权、梁实秋、方令孺等许多著名学者、教授来校任教。经过他和余上沅等人的共同努力,这时的剧校人才济济,堪称“黄金时代”。

  在重庆,郑秀时常怀念南京的岁月。那时两人朝夕相处,有时郑秀病了,曹禺几乎天天到郑秀家,讲法国剧本《玛婷》的爱情故事,背诵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会”一场中罗密欧向朱丽叶求爱的大段优美台词。

  郑秀还想起曹禺在南京时同她父亲郑烈的关系。她觉得曹禺真是一个聪明人,善解人意,也很会投父亲所好。父亲见他彬彬有礼,又能侃侃而谈,十分喜欢他。父亲对岳飞十分敬佩,写了一个名叫《精忠魂》的话剧剧本。这是他第一次写剧本,根本不像个戏。曹禺告—诉郑秀:“我一看哭笑不得。剧本写得不伦不类,京戏不像京戏,文明戏不像文明戏,是一个‘四不像’。”可是。曹禺还是恭恭敬敬地帮他逐字逐句地修改。难怪后来父亲喜欢曹禺甚至超过了喜欢自己的亲生女儿郑秀。

  到了重庆,四川人称自己为上江人,称郑秀他们从南京来的人为下江人。郑秀闲着没事就常想:长沙婚礼过于简朴,抗战早点胜利回下江去,在南京再补一次婚礼,搞得再热闹些。不过,这个想法,郑秀从未同曹禺说过。谁也没想到,在四川,他俩一待就待了八年。


方瑞女亭亭玉立

  1939年4月,日机大肆轰炸重庆,剧校奉令疏散到川南小县城江安。江安的生活是郁闷的。每天在小城中行走,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场景:一串串用麻绳捆缚起来的壮丁们,在手枪、刺刀和皮鞭的驱赶下,被迫离开自己的妻儿老小。

  社会生活死气沉沉,令人郁闷;回到家里,也不舒心。婚后两年,曹禺渐渐发现自己与妻子郑秀在性格、志趣、生活习惯上矛盾越来越大。小城的生活单调乏味,曹禺又忙于事业,郑秀闲来无事,就经常同剧校几位师母打牌消遣。最让人痛苦的是,她还常拉曹禺陪她一起打。

  “我不会。”

  “不会你就学嘛,这又没有什么大学问。”

  曹禺无奈,只好陪在郑秀身边,看她和几位教授夫人一块打牌。刚看了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自顾自地看了起来。

  次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剧校女学生邓宛生带着一位年轻女子来到曹禺家中。一进门,邓宛生就大声嚷道:

  “万先生在家吗?”

  邓宛生和那女子到楼上书房,只见曹禺正在看书。一见是她俩,曹禺忙站起身来问:“宛生,有什么事吗?这位是——”

  “万先生,她是我姐姐,叫邓译生,又叫方瑞。这位是万先生。”邓宛生连珠炮似地说着,“姐姐这次是趁暑假来看望我和璃德表哥的。她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很想见见您。”方璃德也是曹禺的学生,正在国立剧校念书。

  “万先生,您好!见到您,非常荣幸。”那女子一直低着头,这时方才抬起头来,轻轻地说了一句,又低下了头。

  一瞬间,曹禺的眼睛一亮。在昏黄的屋子里,这位白净的女子显得十分突出。她看起来二十几岁光景,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沉静。她眉清目秀,气度大方,穿一身浅蓝色的旧旗袍,服饰淡雅。她站在那儿,犹如一支秀竹,亭亭玉立。

  “万先生,我姐姐兴趣可广啦,她喜欢写字、画画,还喜欢听音乐、作古诗。她的字写得秀丽极了,比我强多了。”

  听着妹妹滔滔不绝的介绍,她恬静地微笑着,轻轻地说了一句:“宛生,别胡夸了,说正经的。”

  “对啦,万先生,我姐姐这次来,一来是看看我们,二来是想补习补习英文。她跟我商量,能不能请先生抽出一点时间帮她补习补习。”邓宛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她们的来意。

  “现在正是假期,可以的。”曹禺一口答应。

  第二天下午,邓宛生领曹禺到了方瑞的住处。方瑞的房间布置得文雅秀丽,有淡淡的纱窗帘、名人山水画,还有她祖上邓石如的书法,靠墙有一张挂着蚊帐的床。总之,一切都那么淡雅、和谐。在给方瑞补习英文的交谈中,曹禺了解到她是安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先生的几代重孙女。母亲方愫悌是清代大文学家方苞的后代,父亲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一位著名医生。曹禺感到,这是一个文静的女子,她温柔、善良、秉性高洁,没有一点咄咄逼人的架势。在方瑞练习写英文句式的时候,曹禺凝神注视着她,似乎看到眼前这位女子纯洁的灵魂,激起他产生一种要写一写她的巨大冲动。

  补习英文完毕之后,有时曹禺就同她一起去郊外散步,听她谈自己的身世。从交谈中,他又进一步了解到她虽然只有23岁,但已有坎坷的经历。她从小体弱多病,得过小儿麻痹症,还有肺病、心脏病。在说到病情时,方瑞问曹禺:

  “万先生,过几天能不能请您托人帮我在重庆买一些中药?”

  “可以。你只要将药单写给我,我尽量给你买到。”

  小县城的人封建观念相当浓厚。曹禺与方瑞在郊外散了几次步,很快就引起了一片风言风语。传到郑秀耳中的流言,甚至说方瑞像怀孕了,这便引起了郑秀的注意。


  送情书风波陡起

  一天傍晚,方瑞托人送来一封信。郑秀看见佣人航嫂向曹禺使了一个眼色,曹禺便悄悄地走出门去。

  曹禺拿到信,来到江安一个僻静的小茶馆里坐下看信。刚看了一个开头,忽然背后伸出一只手来,一把将信抢了过去。曹禺回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郑秀,她已暗暗跟踪而来。

  “家宝,你,你,你竟敢在这儿干这事……”曹禺见郑秀脸色不好,拿信的手气得直哆嗦,忙说:“多拉,你消消气,消消气,路上吵不像样子,咱们回去说。”多拉,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考帕菲尔》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是曹禺在清华大学时给郑秀起的别名。

  到了家中,郑秀就要看信。信是用毛边纸写的,共六七张,小楷。郑秀看了两三张,前面说的是托曹禺买中药的事,后面就是一些情意绵绵的话,郑秀越看脸色越不好。曹禺两手发抖,求郑秀不要往下看:“你不要看了,看了你会气死。她与你不一样,她不爱说话,什么事都写在信上。求求你,把信还给我。”

  “还给你,没有那么容易!平时叫你晒被子,你总没有空,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书呀信呀的递起来,你当我是什么人!……”说着说着,郑秀就大声骂开了。

  “求求你,不要闹。你这么大声嚷嚷,让她以后怎么嫁人?”

  “好,到现在你还那么护着她,她既然做得出,我就骂得出口……”

  曹禺执意要郑秀将信还给他,郑秀就是不肯。曹禺用力抢到一张一口吞到嘴里。剩下的五六张,郑秀死活不肯给,两人扭在一起。不小心将桌上煤油灯的玻璃罩打破了,曹禺的手被划开一个口子,血从手上渗了出来。

  郑秀一见曹禺手出血了,于心不忍,便松开手,将余下的几张信纸扔给了他,晚饭也没吃,气呼呼地上楼去了。

  曹禺跟上楼,一个劲儿地向郑秀认错。不一会儿,郑秀哭着从床上爬起来,拿起笔要给重庆的父亲写信。

  “多拉,我求求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以后我一定同你好好过,天天帮你晒被子。我们从头好起……”

  当夜,两个人睡在床上,谁都没有睡着。郑秀啜泣了好久,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郑秀深深懊悔自己太大意了。她深知曹禺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他同她多次说过:“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他的炽热的感情,曾经燃烧过她的心,让她陶醉在花前月下。她又感到自己有时对丈夫过于任性,要求不当。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丈夫再同别的女人情来意往!

  楼下的旧式座钟发出一阵丝丝的声音,接着“瞠喧”敲了两下,已经是深夜两点了。睡在床另一头的曹禺,仍瞪着一双大眼直发愣。他感到自己与身边的这个女子距离是如此之近,但心却越来越远了。

  小床上传来了女儿小黛黛均匀的鼾声。一想起可爱的黛黛,曹禺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黛黛,可爱的黛黛,这可是他和郑秀爱情的结晶。这可爱的小生命,唤起他多少美好的回忆,又给他带来了多少乐趣和幸福。黛黛,可爱的黛黛,你怎知道,你的妈妈同你的爸爸,正经历着一场多么痛苦的摩擦。

  一想到这儿,曹禺又情不自禁地回味起清华时代那无数个甜蜜的夜晚。清风,明月,荷花池的花香,悠扬的乐曲,洋溢着青春朝气的颖如,这一切是多么的让人陶醉。今昔对比,曹禺无限惆怅,忍不住热泪从颊边缓缓流出。

  天蒙蒙亮,曹禺刚入睡了一会儿,就被—阵鸣啼声惊醒。他决定还是悄悄地托人给方瑞买药。在他的心目中,方瑞不仅引起他深深的同情,而且使他打内心里尊敬她。他不能因为妻子的反对,就不去关心这位晶莹如玉的女子。


  《北京人》轰动山城

  1940年,江安的深秋之夜,万籁俱寂,分外宁静。曹禺沉浸在《北京人》(三幕话剧)的创作意境之中。在构思过程中,曹禺用了极大的精力塑造了女主人公愫方,对她寄予了最深的情感。他设想她像方瑞那样文静、温柔,善于体贴人,有着真挚的爱情,多才多艺,能诗会画,又写得一笔好字,但她又比方瑞坚强,能忍耐。“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就是她美的灵魂。最后,曹禺构思中的她终于醒悟过来,冲出封建牢笼,去追求她所憧憬的美好未来。

  《北京人》预告公演之前,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土纸本《北京人》剧本印行了。山城的读者纷纷争购,没有买到剧本的年轻人争相传阅。在学校,一本《北京人》一个通宵要轮换三个人,一直读到天亮。《北京人》的布景介绍和人物描绘要占好几页,读者读得津津有味。扉页上题着唐朝诗人王勃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人们也都纷纷猜测这是什么意思。知情的人知道这里所说的“知己”就是日后成为他伴侣的方瑞,也有的读者认为它的含义并不限于某个人。许多学生第二天就能背诵剧中落魄的留学生江泰说的那一大段台词。大家对这个剧本的首演殷切期望,都想一睹为快。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1年10月24日,《北京人》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抗建堂首演。由张骏祥导演,张瑞芳主演愫芳,方璃德演曾霆,邓宛生演袁圆,张雁演袁任敢。演员大部分都是曹禺教过的剧专毕业生。演出大厅里观众已爆满,剧场外的场地上还拥挤着不少买不到票的观众。

  大幕一拉开,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古色古香、略显破败的小花厅。天幕上飘着三两朵白云,古老的大钟迈着“滴答滴答”的步子,室外传出阵阵嘹亮的鸽哨声。观众顿时被这充满了民族特色的现实情境吸引住了。随着剧情的展开,摇头晃脑的读书声、闷雷声、深夜卖硬面馍馍的叫卖声、悠远的号声……种种音响构成的情调将观众的心一个一个都牵到了正在衰败的封建大家庭——曾家。台上台下静极了,连轻微的叹息声都听得见。

  应表弟方琯德的邀请,方瑞也来到了抗建堂。票早就被抢购一空,方璃德就让表姐在侧幕观看。当舞台上演到远方的军号声缓缓地传来时,愫方的情感升华到了顶点,她兴奋地对瑞贞说:

  “活着不就是这个样子么?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寂寞的日子啊!”

  说完她拿出一箱子小孩衣服,诚恳地对瑞贞说:“这一箱子小孩的衣服,你还是带出去(哀悯地),在外面还是尽量帮助人吧!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

  听着这些美好的心灵的倾诉,方瑞不由得想起自己,情不自禁地用手帕抹泪。

  戏将近尾声,淡淡的红霞照着披着露水的翠泉修竹,愫方和瑞贞毅然地离开了这个腐朽的家。远处传来了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

  这次公演轰动了重庆,接连演了三四十场,获得广泛好评。周恩来接连七次看了《北京人》,赞扬它是“优秀的作品”。主演张瑞芳说:“这次演出对我的演剧生活来说,也是重要的一页,从中学到的东西一直贯穿到我以后的创作之中。”


别生父泪洒机场

  1948年冬天,北平解放,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上海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

  龙华机场。一架即将起飞的专机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

  郑秀一个人站在飞机旁,焦急地向机场入口处张望。

  “颖如,你还在望什么?”郑父焦急地问。

  “你不是说通知家宝与我们一起去台湾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谁知道呢,也许他碰上什么事……”郑父含含糊糊地搪塞着,其实他也不知道曹禺住在何处,根本就没有派人去接曹禺。为了让女儿同自己一起离开大陆,郑父四次动员女儿。

  此时,郑秀与曹禺的感情已渐趋冷漠。从江安迁居重庆后,曹禺在南岸复旦大学教书,每周回来两三次,与郑秀、孩子们恢复了感情,但与方瑞仍藕断丝连,方瑞仍苦苦地追求他。回到重庆之后,郑秀如鱼得水,交游广泛,与男性朋友接触频繁,既有清华过去的老同学,也有新交的朋友。这引起曹禺的误会,以为郑秀经过江安一场风波之后已不愿意同他恢复关系,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渐渐疏远起来。1947年,曹禺从美国讲学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一度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任教,又经黄佐临介绍,担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创作并导演了电影《艳阳天》。此时,郑秀则带着万黛、万昭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偶尔到上海小住,也总是很快返回南京,因为她在南京就业。时局紧张以后,当局通知郑父携全家撤往台湾,这使郑秀感到十分为难。一头是父亲,一头是丈夫,哪一头都依依难舍。她爱曹禺,父亲说已通知曹禺同行,她这才同意动身。

  郑秀看看手表,离飞机起飞的时间只有五分钟了。她仍痴痴地等着。

  时间过了,还不见曹禺的人影。飞机响起了启动的响声。

  “颖如,快上机吧!他不会来了!”

  “不,他不去,我也不去!”郑秀毅然将两个女儿叫下机舱。

  “颖如,颖如!”郑父焦躁地阻止她,“颖如,难道你忍心抛下为父吗?”两鬓白发的父亲深情地望着女儿郑秀。

  郑秀心中一阵酸痛,但又决然地说:“爸,女儿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说着她含泪拉着两个女儿,转身就往出口处走。

  “颖如,颖如!你给我回来!回来!”

  郑父声嘶力竭地叫着,郑秀和两个孩子噙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机场。她就这样和父亲一诀成永别了。


  情破裂协议离婚

  1950年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欧阳予倩任院长,曹禺与张庚任副院长。不久,曹禺随学院师生一起到工厂—体验生活,他耳濡目染,对新中国工人的生活,人与人的新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

  面对新的时代,曹禺觉得他应该彻底结束与郑秀的令人痛苦的婚姻关系了。自从抗战后期,他与郑秀产生裂痕之后,两人关系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是日渐恶化,长期过着分居的生活。新中国婚姻法颁布之后,曹禺以感情不和为理由,提出与郑秀离婚。

  起初郑秀不同意离婚。后来,郑秀的弟弟郑还等人多次对郑秀做说服工作。有一次,从晚上一直谈到天亮,最后郑秀才同意离婚。这时郑秀在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外国经济系统搞资料工作。这年冬天,为了让这对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夫妻好合好散,减轻感情上的痛苦,郑秀所在的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经济处和曹禺所在的单位中央戏剧学院共同商议,决定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一次离婚仪式。这天,两个单位的工会、人事干部会同法院代表到场,两家报社的记者,欧阳予倩夫人和郑秀的两个好友也来了。会议室的长桌上铺着干净的白布,上面摆着茶水、糖果和水果,使会场显出轻松、和谐的气氛。会上,两个单位的同志讲了话,两位当事人也表述了各自的心情。最后法院同志裁决:两个女儿归郑秀抚养,曹禺每月负责抚养费。

  裁决书刚一读完,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想到两人当年月下定情、南京订婚和八年离乱中共同经历的艰难岁月,曹禺百感交集,也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


冰雪天情依长街

  一九六六年夏,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降临了。曹禺被勒令隔离审查,每周写一份思想汇报,经受无休止的批斗。

  这是一个特别寒冷的黎明,冰天雪地,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曹禺被造反派指派每天早晨打扫北京人艺宿舍史家胡同附近的地面。扫过一阵之后,他感到眼花胸闷,想拄着扫帚歇一会儿。但一抬头,只见对面不远处的拐角上,朦朦胧胧似有一个人正站着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自己。这会是谁?此刻天还未亮,又那么寒冷,他为什么要站在那儿?是好意还是别有居心?曹禺心中暗暗揣度着,连忙抓起扫帚又“唰唰”地扫了起来。扫了一段,离拐角处远一些后,他又不禁侧眼向那人站立的地方望去,只见那人像是一尊石像,仍在那儿一动不动。也许是天还黑,或者自己年迈眼花,曹禺怎么也看不清对方是谁。

  第二天,曹禺起来更早,他以为这样那个“影子”就看不见自己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一早,仍在那个老地方,那个模糊的人影居然也像曹禺一样,更早地出现了。

  第三天、第四天,曹禺一天比一天早,而那个人也是一天比一天早。终于,曹禺看清了,这是一个熟人,一个曾与自己休戚与共、患难相依的熟人——前妻郑秀。她用棉猴紧紧裹住身子,头上包着一条曹禺十分熟悉的丝绒围巾,用一种忧郁、多情而又灼热的目光,凝神地注视着她心中从未消失过的亲人,在寒风中一动不动……

  多少年来,郑秀一直住在史家胡同附近的那幢老宅里,离北京人艺的宿舍只须拐几个弯,相隔并不远。自从十多年前离婚以后,她便在贝满中学当教师,又做过回民中学的校长,依靠工资拉扯两个女儿。虽然,曹禺按法律规定每月补贴她们母女生活费,但郑秀其实已完全能自食其力了。她对曹禺的感情是复杂的:她恨他、怨他;但深究内心,更多的还是爱他。她从未表示过不爱曹禺。与曹禺离婚后,她其实把一种妻子对丈夫的情爱和母亲对女儿的情爱一起倾注在女儿身上了。

  听说曹禺被“发配”到史家胡同扫大街,郑秀十分痛心。她觉得这个时候,她应该出现在曹禺身边;尽管自己和曹禺都已年过花甲,两鬓染霜,但也许自己的出现,会多少让曹禺感到一些安慰。于是,她毅然地、每天默默地陪着曹禺,哪怕是看他一眼,她心里也舒畅—些。


  赠花篮了却前缘

  1968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名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斗争开始了。郑秀所在中学的一位工宣队师傅,知道郑秀是曹禺的前妻,曹禺已被打成“30年代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便好心地关照郑秀回去清理一下家里还有没有保存曹禺给她留下的东西,免得生出是非。

  郑秀谢过这位师傅,回家后从一个藏得严严实实的小盒子里,取出已保存几十年的四百六十封曹禺当年写给她的情书。这些情书她一直珍藏着,视为自己的至宝。这些东西要不要交出去?郑秀内心十分矛盾。思考再三决定还是不交,于是又珍藏起来。不料过了几天,她路过灯市口,见北京人艺“牛棚”门口拥了一大堆人。走近一看,人们都在看刚刚公布的北京人艺著名演员赵蕴如的“罪状”:一批从她家里抄出来的私人信件,统统晾在光天化日之下。郑秀一看大吃一惊,心突突跳个不停。她再也无心细看,匆匆挤出人群赶回家中,取出珍贵的四百六十封书信,关照女儿万昭赶快将它们付之一炬。为了保护曹禺,也为了女儿不受株连,她含着热泪目睹这些书信一一化为灰烬。

  这天晚上,郑秀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往事如梦,又一一展现在她的眼前。

  在曹禺挨批斗的日子里,郑秀常常神不守舍,常常催女儿们去看看父亲。后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曹禺走出了“牛棚”,郑秀更是多次让两个女儿去看望曹禺。

  一次,次女万昭回来告诉妈妈,今天她和姐姐万黛又去了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曹禺当时的住所)了,看见父亲一个人闷闷不乐,成天一个人闷在家里。她和姐姐便硬拉爸爸出门。冬天的夜晚,走了半条街,爸爸累了,不想走了,她们就拉爸爸到一家馄饨铺,请爸爸吃一碗热馄饨,买了一些熟菜,喝了一瓶啤酒,爸爸可高兴啦。看着女儿兴高采烈的神情,郑秀也舒心地笑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曹禺和郑秀都已进入了体弱多病的衰迈之年。郑秀的肺气肿病时时发作,曹禺从一九八八年住进北京医院,肾衰竭的病就一直没有好过。郑秀经常关照女儿去看望父亲。长女万黛侨居美国之后,也一直放心不下远在万里之遥的父母。曹禺时常托小女儿万方看望郑秀,并写信关照万黛:“母亲的病,确是需要你在宽裕的时光来看看。”

  一九八九年八月,郑秀因病逝世。曹禺重病住在北京医院,不能前来吊唁,关照女儿买了一只花篮,恭恭敬敬地放在郑秀的灵前。

  郑秀去世之后,曹禺在给次女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

  “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五十年情缘如过眼烟云。岁月无情,恩恩怨怨,一切都已付之东流。


摘自《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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