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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论陈寅恪先生《对科学院的答复》



作者:曹印双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篯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篯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这篇自述至今乃至以后都将成为学人心中的结。

自述全文如下: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集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我对王国维也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的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1

汪篯来广州前,万也没有想到,自己老师的心灵世界经受着个体精神和现实世界水火不容的折磨。回想自己来之前,怀着满腔的热情及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喜悦,主动请缨,充当南下劝说老师北返的使者。真诚希望老师到京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自己又可以象当年一样经常跟随老师左右,畅谈学术,感悟历史。也希望老师看看北京的新世界,一个亘古未有的新时代。

12月21日那天晚上,他兴冲冲来到老师的家里,表达了北京中科院领导的意思,并把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邀请信转交给了老师。那一晚,他把两年多来的新感受给老师汇报了一下,老师很冷淡,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意见。第二天上午,他再次来到老师家里,收到了老师答复的意见,写在一张纸上,是唐师母的字迹,老师提出让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当时冼玉清教授和黄萱女士在场,他们俩周末经常过陈家来。听他这样提,都有些顾虑,劝他说没必要这么说,老师很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黄萱问:“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冼玉请再劝,陈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坚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年不变”。

汪篯能感觉出老师心中的那股怒气,这是令他永远不能释怀的人生场面。老师为何提出两条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开始自己后悔不该没有了解老师的心境,就自以为是的劝说,把自己的收获强加给老师,才想起老师第一天晚上因何比较冷淡,自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在具有通识的老师面前,自己的态度是不恭敬的。还有自己带来的那两封信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老师那个早晨那么恼火。

回想起自己过去在老师身边的日子,一家人对自己的恩情,心理象打翻了五味瓶,更加不是滋味。自己这几年一直在北京忙于工作和政治学习,一直没有机会报答老师的恩情,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来次广州,想能给老师一个惊喜,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

以后的几天里,他拜访了和老师平日里接触比较多的冼玉清、黄萱、周寿凯、刘节、师母等人。才真正了解老师几年来的生活和心态,原来1953年以来,老师开始拒绝外界干扰,连学校负责人及系主任刘节也轻易不敢上门打扰,只有冼玉清,被老师视为可信赖的知己。老师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太宽裕,虽然是学校工分拿最高的,但大部分收入用在买药上了。师母又没有收入。汪篯也发现老师穿的衣服还多处缝着补丁,生活过的很艰苦。老师高血压也经常犯,自己来的那天晚上就头疼的厉害,折腾一晚上,也不怪那老师天火气那么旺。

而这些还不是他最痛苦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后面接下来的两天里,老师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在老师怒骂的背后,他回忆起老师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过的:“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这么多年了,老师仍然坚持当年的观点,自己怎么才记起老师的观点呢。也许自己也被老师定为巧者不肖者里面了。

汪篯想想自己几年来走过的路,从1950年开始,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新的思想教育,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还成为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的第二部的带职学员。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和方法教书育人,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从事学术研究。综观全国,都搞得红红火火。并且还有那么好的共产主义的理想让人激动,为什么老师不能接受呢?自己来请老师北上是报着必成的把握。结果适得其反,老师在盛怒之下,居然说出:自己不是他的学生!和自己决裂。使命没有完成不说,还伤了老师的心。确实很令他内疚。

十二月一日,这是汪篯一生中无法忘怀的日子。他收起老师的口述长文,带着遗憾坐上北去的列车。车上他掏出自己记录的老师口述,铺展开埋头在这篇长文里,反复揣摸着老师的每一句话。

提到王国维的纪念碑,自己曾不止一次去过清华,还曾带北大的学生一起去过,那已成为清华的知名去处。那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为纪念王国维去世两周年,清华国学院师生集资,由老师撰写,梁思成设计,林志丹书写,马衡撰写碑额,建成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自己全文还能背得:

海宁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简约,宜铭之贞眠,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仅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所,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现在老师重提旧事,并把当年的撰碑宗旨自己在这里解读。王钱让自己的思绪追忆逝去的那个年代。一九二九年,国明党在全国已统一大部分地区,当时清华大学也是国民政府接管,并由陈立夫陈国夫派来罗家伦为清华校长。罗曾是老师德国留学时的同学,当时政治对清华的学术的干预已经通过罗的行动有所表现,尤其在校内宣导三民主义学说,因此老师对这种御用文人从心底里瞧不起,曾写过一首诗加以批判: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如牛。自由公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石头记中刘姥姥,水浒传里王婆婆。他日为君作佳传,未知真于谁同科。

老师撰写王国维碑文,也是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一方面对王国维有较深的了解,一方面也是对当时大环境的变化有所为而书。

同样,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在他心目中是样的,都是政治的,而非指导学术的万能钥匙。在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各种学说泛滥,还没有哪种理论在学术上占绝对权威的,如果一种理论统辖一切,那就真是没有学术研究了。如果学术始终没有不能脱政治的干预,就不会有真正学术的进步创新,老师这种提法应该是对的。事实也证明,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带回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问世,当时也没有一个学说统一来指导学术啊!难道真是自己的俗谛观念太深了吗?

老师这些年的学术文章,都是用考证后的客观材料说话,并且充满朴素的辩证法,让人信服。如果真按马克思主义讲,老师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坚定实践者,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就过时了。老师说当年在瑞士留学时就读过《资本论》,并受其影响还在第二年法国留学时选修过经济学专业。后来在他著名的作品里,也把经济的基础作用也放到重要的社会结构中来考察。如在探讨中国文化关系时,曾提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纪本理先抽先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其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东土,而中土历世遗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籍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托,不待外来之学说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这种深远的洞察力,足以说明老师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水平不是一般口头喊叫的人能达到的。

老师留学海外有近18年,游历三洲,对西方文化也有非常深切的了解,他当年对吴迷宓曾讲:“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远逊泰西也。但中国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佛教之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盖天理人情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吾国旧说与西儒之学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说明他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有过较多的关注,他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西方学术海洋中的一朵浪花罢了。没有过分夸大到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中西文化的交融途径上,老师曾提出自己的主张,“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即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确实是老师在阅览大量的中国史料,从多角度多层面研究不同文化因子的分合,从语音到语意、从地域到信仰、从制度到文化、从地方到中央、从语言到文学、从文学到历史等等,几乎每篇论文及著作都关注的文化因素的分合,才会有“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样断语。看来老师会一生坚持下去,决不会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席卷全国而改变观点。因为这是老师多年心血的结晶。也许,老师把当年的三民主义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都看成是唯识宗了。

事实上老师海外留学感到最深切的是的我国学术没有独立,一直在西方学说的亦步亦趋中前进!在当年提到清华大学的责任时写到“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若将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古人所谓“慰情聊胜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所谓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于,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而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的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此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请君试于参究之。以为如何?”追求学术的独立,是关系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老师多年的观念,至今未变。

面对建国后精神上的单一化,学术不能有系统的开发,反而又要在政治指导下的搞一家之学,老师真的恼火了。因此在信里直接针对国内学术机构的最高代言人郭沫若,重申学术独立的价值,并提醒郭沫若不要忘记以生命抗争学术的王国维,彼此都是四堂之一(国维是观堂、郭沫若是鼎堂、罗振玉叫雪堂、董作宾叫彦堂都是近现代研究甲骨文的大师),要他能真正对得起他的位置和他的名声,也作为学术独立声张正义的人。并用流传千古的典故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的是:在唐宪宗时期,经过四年的讨伐征战,唐王朝一举平定叛乱割据的淮西镇。唐宪宗便命前唐军讨伐淮西的行军司马韩愈撰《平淮西碑》,记载这件事。不久,唐宫中即传出这场战争的主将李朔不满韩碑里面记载辞多叙裴度事。于是,宪宗下诏,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碑文。此后与韩愈同时代的诗人李商隐,在一首名为《韩碑》的七言古诗中,详尽记下“韩碑事件”的全过程,内有数句成为千古绝唱,脍炙人口。如“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是作,今无其器存其辞”。李商隐盛赞韩碑,不会因为被推倒磨去文字而失去他留在田地间的浩然正气。可见老师把碑中的精神视若生命,警告郭沫若不要做段文昌。老师为了治学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已经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因此言辞没有给自己留有余地。

其实老师这封信在中国现代学术道路的建设上,也许将成为后世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展示了学术界的两大核心命题,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学术的现代规范化问题。学术如何才能保持独立性呢?首先走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避免学业的政治取向,大环境首先应当是政治的不干预,即不要拿主义来框定学术。从事学术研究,涉及到从业者个体独立的生存资金来源的问题,当年老师曾想过,在学术之外,个体可以另辟财源,比如尝试经商。但这只能是理想而已。在国外留学多年,最大的感受外国学者有宽松的治学环境,不必为急于出成果而烦恼,其实关键是他们的教育经费是稳定的。除国家专项教育基金外,还有各种民间组织的教育基金。老师学生都可以安心的工作学习搞科研。而在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环境下,传统的观念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官本位,一些人当上官,可以占有别人无法占有的学术资源,但他们搞学术只是业余爱好罢了。就象清代许多金石家们,去各地为官,地方上知其所爱,就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才得以掌握许多信息。即使有学术成果也是为官的副产品。在此基础上升华出现代学术是不可能的。因此走出官学一体化的道路,才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学术规范化也是在学术逐步独立的进程中实现的,真正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术业有专攻,必须完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职能,不该成为行政部门的分支。而规范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承认学术的差异性,如果以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那就很大程度削弱了差异性。学术也没有争鸣了,哪还会有如老师和王国维、梁起超、胡适等人的学术交锋,也许只剩下政治立场的批判,乃至人身攻击。再有如果没有对学术价值的清醒认识,也许还不能加快学术的独立化进程。老师曾说:“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结合西方各领域的飞速发展,不能不承认人家的学术的优越性,带来了各方面的进步。二、三十年代老师就说:“东洲邻国(日本)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日本不只在军事上强大,就是他们研究的中国历史成果就远在我们自己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之上。而建国后,我们又关起门来,甚至无视现代学术的价值及发展路径,还采取脑子发热的指导模式。

因此老师提出要毛公或刘公写保证书,目的是让政治的最高层真正按照现代学术规律办事,让最高层也须有这样的世界眼光和未来的眼光。这也是他要求郭沫若应该力争的。学习西方学了很多年,而真正的现代性的要素给抛弃了,学些支离破碎的概念。只有学术的发达,才会带动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而实现的学术昌盛关键就在于学者个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老师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怀里,一直希望新宋学的建立:“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藻宋之世。后渐衰微,终比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谁已凋零,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丕阴百十人矣,”这是一位有着巨大时代关怀的学者,几十年摸索的预言,是建立在科学的学术推导基础上的,不仅仅是个人一己之凭空之想象。

如果仅把老师单单作为旧式学者,或者封建的遗老遗少,那就是太轻率了。当然他的学问或可以商量,但他的现代化的学术取向的治学精神却是需要肯定的。为其如此,才会有学术光大的一天。强国强民才会真正实现。

汪篯收起信,向车窗外望去,仿佛这世界又变了。不,可以肯定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记:陈寅恪,一九六六年六月,被抄家、被批判,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在身心被摧残中死去,享年七十九岁。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文化热的浪潮中,陈寅恪的人格及其学术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并且带来了对近现代学术的反思,许多学者为建设现代学术规范的而努力探索。

汪篯,一九五九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晚,他在家中自杀。时年五十岁,这是又一位为学术领域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以生死抗争的学人。也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第一位殉道的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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