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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有多少“摇篮本”?

 

作者:沈弘(《中华读书报》1999年01月13日)

“摇篮本”(incunabula)在目录学中泛指于一四五零至一五零零年间在欧洲用活字印刷的任何西文书籍。随着机械装置的应用,印刷业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大批量印刷的商业性书籍逐渐失去了作为手工艺术品 的价值。科内利乌斯·伯克汉姆于16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部十五世纪活字印刷书目中首先采用了“摇篮本”这个术语来描述早期的西文印刷书。而著名意大利印刷商阿尔德斯·马努蒂乌斯一五零一年为廉价书专门设计的斜体活铅字正好标志着西方印刷史上一个摇篮本时代的结束。

现今世界上保存下来的珍稀摇篮本的数目究竟有多少呢?二十世纪初的大英博物馆印刷书籍部主任A.W.波拉德曾经断言十五世纪手工印刷作坊的全部产品不会超过四万种,总数近20万册。但至今发现的摇篮本已经超过了四万八千种,比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摇篮本权威路德维格·海因所记录的数目要多出近两倍。绝大部份的摇篮本都集中在欧美的一些历史悠久的著名图书馆中。

那么,拥有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的中国是否也跟摇篮本有缘呢?


北京觅旧

对于有关文献资料的最初调查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北大图书馆收藏最老的西文书是一五三三年在瑞士巴塞尔刊印出版的希腊语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北图能查到最老的西文书是一五六六年巴塞尔版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的《北图通讯》中有篇文章在讨论北图馆藏西文善本书区分标准时,曾明确断言“目前我国对一五零零年前的西文出版物,还未有过入藏报导。”这个结论出自国家图书馆的专家之口,无疑是颇具权威性的。摇篮本在西方尚属罕见,在遥远的中国没有收藏一事本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翻开中国近代史,丰富的资料表明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从十六世纪起就开始不断地来到中国扩展基督教的影响,活字印刷书籍曾是他们传教的重要武器。首先进入中国大门的利马窦在其回忆录《利马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一九九零年)中毫不讳言地指出,那些装订精良,镀金美观的西文书,就像其他新奇小玩艺一样,成了他结识达宫贵人的敲门砖。早在肇庆时期,就曾有位钦差大臣对他的书有过异乎寻常的兴趣,南京总督也对“欧洲书籍中的神奇”印象极深;而在他馈赠建安王的礼物中,最使后者高兴的“莫过于两部按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的书籍”。

正是因为有这种作用,所以明代在华外国传教使团曾多次派人去欧洲募集图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七世初从欧洲带来的近七千部书。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于一六一四年从中国返回罗马教廷述职时,受命广采西文书籍。他抵达罗马后,成功地募集到了由教皇保罗五世亲赠的五百多册书,加上他与同伴邓玉函在欧洲各国收集到的其他图书,总数共达七千多册。一六一八年,金尼阁与其他二十二名传教士携这批书返华,在海上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六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抵达澳门。书籍保存完好,而同行的传教士仅存五人。这些书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大陆,其中有许多被译成了汉语,在向中国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和宗教,促进西学东渐上发挥过重大的影响。

这批内容极其广泛的早期西文书在其后几百年中大多失散,只有一小部份残留了下来,被保存在“北堂图书馆”的收藏之中。方豪在《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一九四九)一文中指出,一九三八年人们在整理北平北天主教堂藏书楼时发现七千部残余数百册,并援引北堂图书馆的早期法文目录的统计数字,说明在这批藏书中“确知金氏携来教宗保禄五世所赠者合各种文字计之,凡二五七种,不能确定者,凡一五六种,两者共计四一三种。”可惜方豪对这批书的描述中并没有提及摇篮本。

与此同时,对北堂藏书进行整理和编目的浩瀚工程也在惠泽霖教士的领导下进行着。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及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协助下,新的英文目录历经十年磨砺,于一九四九年问世。惠泽霖在序言中把教皇赠书的数目提高到了五三四种,四五七册,并且首次明确指出了摇篮本的存在。但由于惠氏没有具体说明摇篮本的书名、数量、内容及其价值,加上能够接触该目录的人数甚少,书中条目含拉丁语等多种欧洲语言的障碍等多种原因,故而引起后人的各种猜测。

由杨宝华和韩德冒编写的《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一九八五)一书根据约翰·罗列士的《北京北堂图书馆略史》和方豪的《北京北堂图书馆小史》,宣称在这批藏书中有“十五世纪前之版本的 Aldes Etienne Elzevirs”,以及“馆中所藏欧洲刊印之最古书籍,为一四九四(明弘治七年)之版本”。但是《北堂图书馆目录》中根本没有这些书的存在,此说似有捕风捉影之嫌。李镇铭在《图书馆学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北堂藏书渊源研析》对于北堂藏书的来龙去脉和内容特点作了简要的介绍。可是作者在引荐“摇篮本”时,竟列举了四本属于十六世纪后半期的书,又给人以误导。使扑朔迷离的“摇篮本”迷案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为了证实摇篮本在中国确实存在,我费不少时间对《北堂图书馆目录》中的四一零一个条目作了细致的梳理排列,终于查明了其中四种(五册)于一五零零年以前刊印出版的珍贵“摇篮本”。

在看到实物之前,这些书目仍然只是理论上曾经存在过的东西:五百多年来的岁月沧桑很可能会损坏本来就很脆弱的纸页;而最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动荡的政治运动也极易使这类书籍毁坏和佚失。


北堂珍藏

北堂图书馆藏书的实际命运要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因为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使这批书逃过了炮火的洗劫。解放后,它们作为罗马天主教会的财产被北京市公安局没收封存,几十年来一直没人动过。直到一九八七年北京图书馆迁入紫竹院新址后,这批书才被开箱入库。经图书馆工作人员查验,书的总数与数目上的基本相符。当经过一番周折,梦寐以求的摇篮本终于摆上了北图善本特藏部阅览室的桌面上时,我几乎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经过几个月的寻觅和调研,我最初的大胆推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善本部的同志为我从书库中实际提出了三部摇篮本,因为《安哲罗全集》一书破损太严重,不能跟读者见面;另外《反异教大全》的两个复本,他们只提出了其中的一本。作为最早的西文活字印刷书籍,它们确实保存了许多早期印刷史方面的特点。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是阿吉罗皮娄·比赞廷诺翻译成拉丁语;并于一四八零年首次在佛罗伦萨刊印的。书的封面呈青灰色,是布包木板,并非原始的装订。大概是由于封皮破损而在十九世纪后期或二十世纪初进行了重新装订。该书没有带标题的扉页,最前面的空白纸上有两个醒目的圆形印章,其中一个带十字图形的是北堂图书馆的印章,上面的文字为法语。文本保存了早期活字印刷书的许多特点,如没有页码,大写字首绘有单色的装饰性图案,正文每页分两栏印刷等。纸张较薄,有竖形水纹,说明这是对折本。在历经五百多年以后,纸已经发黄,但幸而未遭虫蛀。书中铅字分大小两等,字体介乎于哥特体与罗马体之间,接近意大利人斯韦恩海因与帕纳茨于一四六五年所铸的铅字风格。书中已标有帖码(a6,aa4,b-z6,A-B6,C7),在a帖和aa帖上印有索引、目录和前言,正文从b帖开始,前面有两幅木刻插图,刀法古朴凝重,内容是一位老师在给学生上课,另有两名学生正在受试。此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它跟另一本题为《黄金著作》(Almain,J.Aureaopuscule,Parrhisiis,一五一七)的书合订在一起。

《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有棕色牛犊皮封面,可能也不是原始装订。空白页上能看清由三个花盆状图案呈三角形烘托出一个大写“P”的水印图案。文本中也有单色的装饰性大写字首,但与前面那本书不同的是,它的正文已用单栏印刷,并以人工手写的方式标上了页码。标叶码是中世纪手抄本的惯例,即在每张羊皮纸的正面标上数码,并以“R”(recto)表示正面,“V”(verso)表示反面。书的纸张厚薄适中,因是对折本,所以也有竖纹。字体属不规范的罗马体铅字,其中保留了一些哥特体的字母形态,但就整体来说,大部份字母都已呈圆形,接近于斯韦恩海因和帕纳茨的字体。书中的众多图例都画在书页旁的空白之处,还有一些用钢笔补画的图例。书页空隙间还可见用几种不同手迹写下的心得评语。书帖的纸张数目不甚规则(a10,b8,c6,d8,e6,f8,g6,h8,j6,k8,l6,m8,n6,o6,p8,书页右下端尚无早期印刷书中常见的导词,但已有注明卷数的页头标题。书尾提署中带有一个代表印刷商的漂亮图案,还注明该书为一四九六年出版。

编号为二九四八的《反异教大全》有蓝色的封面,是用布包的硬纸板做成,所以也不是原始装订。扉页上有一个带十字的印章,上面用拉丁语写有“Bibliotheca Domus S.S.Salvatoris”等字样,可能它原属 于某位西方传教士的私人藏书。这部书的印刷年代比前两部都早,因此其特徵更接近于中世纪的手抄本。既找不到有标题的扉页,也没有标页码,就连帖码也看不见。书中纸张较厚,其链纹和水印清晰可见,因是四开本,故均为横纹。虽然有些地方已遭虫蛀,但可以看出纸的质量不错,历经五个多世纪之后,其颜色仍然较白。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正文中手工彩绘的大写字首非常明亮,用红、篮两色相间勾出,并用金粉作为底色,酷似手抄本。铅字风格也近似斯韦恩海因和帕纳茨的字体。书中虽然记载了两位出版商的名字,但却未标明确切的出版日期。根据资料记载,印刷商弗朗兹·冯赫尔布朗于一四七一─一四八三年间在威尼斯开办活字印刷所,并于一四七三─一四七七年间与另一位印刷商尼古拉斯·冯弗兰克福特合伙经营。据此推断,该书的出版时间应在一四七三至一四七七年间。

至此,中国是否有和有多少摇篮本的疑案似乎已经水落石出。然而在其后好多年中,我还是认为偌大的中国应该有更多的西文摇篮本,因为北堂图书馆的收藏毕竟只是当年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成千上万册西文书中的一小部份,而且这些书几百年前就已经随着传教士的足迹散失到了全国各地。在我国某个大图书馆的角落里或是在某个穷乡僻壤的阁楼或木箱里一定还会有一些摇篮本在灰尘中被人遗忘。


台北发现

这个预感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下旬我去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议的间隙里,我参观了国立台湾大学。当我来到台大图书馆的文科参考书阅览室时,眼前忽然一亮。因为在靠近门口的橱柜里摆着一套介绍图书馆珍藏的明信片,其中有几张有关西文书的照片看起来非常熟悉,显然像是摇篮本。我当即顺藤摸瓜,找到了图书馆的特藏组。那儿的夏丽月主任接待了我。当她听说我是大陆学者之后,马上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明信片上那几本书的来历。它们果然是摇篮本。原来台大的前身是日本人侵占台湾后于一九二九年建立的台北帝国大学,这些就是当时帝国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一九四五年,中国收复台湾后,才将这个学校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到日本传教是在他们来中国之前,所以日本人拥有摇篮本就不足为奇了。

夏丽月主任在介绍完情况之后,还拿上钥匙带我去已经不对外开放的特藏部陈列室看放在展示柜里的实物。在陈列室的第一展示柜里赫然放着八部所谓摇篮本。

台大图书馆所藏的上述六种摇篮本一下子将中国现有的摇篮本总数提高到了十种十一册。但我相信这还不是一个最终的数目。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正向我们走来的时刻,特在此呼吁国内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个世纪之谜引起关注,以便早日弄清中国究竟有多少部摇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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