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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深故人情



作者:冯大宁


  母亲生前常对我说,她从小到大生活成长的宅院——干面胡同旧八十五号是我的外祖父亲手设计并组织施工建成的。外祖父曾在旧市政工所供职,做工程师。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选中了干面胡同东口里路南的两亩隙地,精心设计,建成了留存至今的旧八十五号院。

  旧八十五号南北窄,东西宽。要建成两进或三进南北走向的四合院总有些牵强。于是,他就势把院落设计为“之”字形走向;整座宅院的布局好像一个躺倒了的“日”字。里院是真正意义上的四合院,除东厢房外,南北西三面都由回廊环绕。外院中,仅南北西三面有房,东面是里院西房的山墙和二门道。与大门相对,在外院进深四五米处,砌了一面墙,墙上有屏门,把外院一分为二;院门与屏门错开,从院门外看,那墙恰似屏风影壁,遮挡住来客的视线,使人多了几分“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猜测。

  解放初期,我只有五六岁的年纪,母亲常领我到外祖父家里去。当时,外祖父已经很老,大约有七十多岁,中过风,半身不遂,终日在里院正房里躺坐,饮食起居都要人服侍。两个舅舅身体不好,还要上班,持家理事的担子便都落在舅母肩上。然而,舅母终是女流,家里的日常琐事,如看门护院,养鸽栽花,护理病人等一应杂务,总要有人帮衬;长发,自然就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长发姓吴,河北省宝坻县人。高高的身材,有些瘦;脸很长,大嘴,下颌不短,一副长寿相。当时正在壮年,脸上却已写着不少岁月的沧桑,古铜色的面皮,皱纹累累的。他原是外祖父的洋车夫,能给外祖父拉车,也是事出偶然。当年,外祖父没病,还在上班,一晚,从东安市场回家,讲好了价钱,雇了长发的车,到家后,外祖父下车付过钱,进门去了。长发却发现外祖父多给了钱,遂叫门,找到外祖父,退回了多收的钱。外祖父见他为人诚实,便收留下他,让他拉“包月”,上下班接送。几年后,外祖父年岁大了,又大病了一场,就辞了所里的差事,安心在家养病。长发没走,自此,在家里干起了杂务。

  长发平时话不多,却心灵手巧。外祖父见他喜爱鸽子,就买了几只,让他养。谁想他把车房改成了鸽房;亲手做的木质鸽舍有门有窗,整齐地挂在墙上;鸽子架横一纵二,分别贯穿着鸽房的南北和东西。只几年的工夫,几只鸽子繁衍成了二十多只;整日扑扑啦啦地飞上飞下。长发喂鸽子用的是高粱米,盛在笸箩里在屋里撒。我们小孩子想喂,他只让我们站在屋外撒,绝不可跨进鸽房半步,说是怕惊了鸽子。

  长发喜欢小孩子,闲下来时,常带我们到他住的门房里玩儿。门房里,光线较暗,摆放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床上枕畔总有一个画了风景的小盒子,是矿石收音机。我每次去,都要听。耳朵凑到耳机上,努力分辨那噤若寒蝉,若隐若现的广播节目。长发在一旁耐心地看,关切地问:听见了吗?听见了吧?

  长发爱花,也会养花。经他悉心摆弄,家里小外院里的两大盆石榴树有一人多高,无论是挂果还是不挂果的季节,满树的叶子总是片片厚实,叶面油青。他还在外院的东墙下,里院的西廊前,摆放了不少花木,有棕榈、夹竹桃和玉簪花。棕榈都植在木桶一样的盆里,树干被红棕包缠,看不分明,只是斜刺里向外生出很多见棱角的小木桩,倒像是人为插上的;夹竹桃的叶儿老绿,反衬着粉红色花瓣的光鲜;五月刚过,玉簪花棒就吐了口,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那外院北墙下的花圃,更是长发的杰作,十几株西番莲(大丽花),密匝匝地挤成一簇,适逢花期,株顶上的繁花,花瓣重叠,有红有紫,也有红中套白,白里套红的;随风摇曳,顾盼左右。

  花期最盛的时节,舅母常邀了母亲和姨母们在花前照相留影。闲谈之间,自然有对花色的赞美,也免不了对养花人———长发的几句赞许。此刻,长发背剪着手,低了头,只是笑,似乎有些难为情。真是花开得好,却开得坦然,养花人倒替花“羞”了。

  别看长发平时温顺和气,怒起来也是暴风骤雨的。记得一次,我和表兄妹们舞“刀”弄“抢”地戏耍,追跑间,不经意撞倒了花圃里的花株,踩坏了花蕾,被长发看个正着。他顿时虎起了脸,额上的青筋凸起,张大了嘴,吼道:干什么呀?花啊!完了!只气得长长的下颌摆来摆去,一只大脚在砖地上跺得噔噔直响,荡起了青布鞋面里积年的灰尘。在暴怒里,他把我拉扯到母亲和舅母跟前,拿着踩坏的花蕾,给她们看。

  我受了惊吓,悔过中也有几分对长发的怨恨,觉得很没面子,哇哇地大哭起来。舅母责备长发过激,母亲却只是瞪着我看。那一晚,我没吃饭,闹着要回家。入夜时分,长发来了,轻轻地推开门,手捧着一只碗,里面放了几个煮熟了的鸽蛋,蛋清是透明的,如珠似玉,剔透晶莹。刻意低声地说:刚下的鸽蛋,很补人的,比鸡蛋还香。快趁热吃吧。我见他神态已然平和如常,就吃了,真得很香。长发笑了,我也笑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因为得到了长发的谅解,才会笑的。临到回家时,长发又招呼我第二天来,看他放鸽子。

  我最爱看长发放鸽子。他总是站在外院北房的屋脊上放,手握长长的竹竿,竹竿的顶端系着红布,在他的指挥下,鸽群拖着鸽哨悠长的泛音,在湛蓝的天空中俯冲盘旋,上下翻飞,远了,近了;近了,又远了。只见他一手握竿,另一只手,手搭凉棚,举在额前,眯起眼,嘴微张,盯看着远去的鸽群。那神情似微笑,似感叹,更带着些许惆怅。此刻,在我眼里,他确是一个主宰者。既有权威,又有尊严。

  一九五五年春,外祖父故去了。家里顿时乱做一团,母亲、姨母和舅母们都哭红了眼,长发随着两位舅舅里里外外地跑,从擦身,穿衣到拉来棺椁都默默地做,待人冷冷的,见到小孩子也不说话,倒让我觉得有些异样。入殓盖棺的一刻,只见长发猛然跃出人群,出人意料地冲到棺椁跟前,整张脸扭曲成不曾相识的另样,一双嶙峋的大手,击打着棺盖,咧开嘴,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嚎啕……此后不久,旧85号老宅易主他人了。舅母不得不辞退了长发,给了他一大笔钱。听说他又是洒泪掩面而去的。

  再见长发,已是十年以后。那年春节,大年初一的早晨,长发到家里给母亲拜年。记得,他穿了长长的黑布棉袍,戴着棉帽,一进房门,嘴里说着拜年,脚下却踉跄几步,似要跪倒,惊得母亲忙伸手搀扶。待到站定,才知道他并非要跪,只是人老了,驼了背,弯了腰,步履也不似先前灵便,险些摔倒。母亲扶他在沙发上坐;他摘去帽子,露出斑斑的两鬓和光秃的头顶,人瘦了,脸更长了。

  母亲问起他的近况,他只是说:老伴年上死了,现在和儿子一起过。平淡中显得有些无奈与凄婉。我觉得喜庆的日子里,话题不该沉重,便插话问:你还养鸽子、种花吗?问得他低下头,缓缓地说:庄户人家,地里的活儿还忙不过来,没那个闲心了。随之抬起头来,凝视前方。只在这一瞬,我在他满是皱褶的老脸上,突然捕捉到昔日放鸽子的神情,感叹而且怅然。不由得耳边又响起,曾回荡在干面胡同旧85号四角方天上的悠长的鸽哨声,远了,近了;近了,又远了……





  追忆儿时庭院干面胡同旧二十七号

  二月十二日晚报二十七版载有《庭深故人情》一文,细读后体会亲切回味无穷。文间照片中人也是我的姥爷、姥姥,而其所忆故人旧事更是历历如昨,唤起我对儿时居住环境和心灵的回忆。

  记得我母亲说这院房子是我姥爷帮我策划的。原有位设计师要建四合院,因地皮南北长就于偏北盖一座中式小楼,上下各三间,楼梯沿西墙而上。后来住在旧八十五号的姨和表姐们常戏称为“灶王龛”。进门是一较长过道,左侧是南屋,过道在大门关闭时总是黑糊糊的,一到院中便是七棵针松迎面一字排开,像是绿色影壁。仰望可见东邻韩家茂密的枣树枝探过墙来,一到收获季节等于邻赐美果。绕过松树可见沿东墙种有毛桃、丁香、珍珠梅等花树,楼下西廊前是一排多年生草本荷包牡丹,开花时串串红灯笼挂在三尖绿叶之间。回首看南墙下是一排玉簪花,一到秋凉则白花黄蕊晚风飘香。院中左右各一株洋槐,每年初夏时节白花成堆低垂香气弥院,午后阳光下“牛翁子”穿梭于花间给宁静的小院里像增加着钢琴的低音伴奏,令人心醉。院子东北邻是陈家后花园,从楼上东窗俯视可见园中的大方草坪。特别是园中东墙前的一棵大榆树枝繁叶茂,每于清晨,遮掩着东方旭日光线透过叶隙叶影婆娑动人。二十七号院西北邻一座美式楼房大院——美国学校。日本时期成了日本小学,胜利后又复为原校。常有橄榄球扔到我们楼后的窄长院里,被我捡过不少次。

  看似温馨的环境,人可并不轻松。记得西邻的日本学校嫌我家厨房西墙突入其院,急令拆除,爸妈紧张起来。听说是请来我四叔的朋友——时名侯扶桑(当时任市卫生局长,娴熟日语,后赴延安。解放后任北医公卫系教授——即刘世杰教授。)给好一番求说才罢;还有我妈一害怕就面失血色并要上厕所,偏那年头伪警常查户口……我每天和旧八十五号舅舅家的表弟们一起去灯市口上学,出门往西不远便在路南有细长胡同里面住一家日本人,往往在我们过那小胡同口时放出一窝狼狗横窜、乱跳、狂吠不已,我们特怕,不敢过去。忘了谁出主意救了我们:提前上学避开“狼狗关”或往东经西罗圈胡同绕史家胡同去上学,还真绕过多次。

  那时我爸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上班,早出晚归。记得最清楚是每天回家常夹一小布包装着医院早点分配的小面包,那是他从口中省下来照顾家人的,全家生活来源就靠他的工资。至于过日子则是我妈双肩挑了,她只有几年家塾文化基础但是秉性善良、热心助人、胆小怕事、性格软弱。她回忆早年住史家胡同旧七号时,晚上常有一老妪行乞,她便去取粥端给人喝,后来干脆到时候老乞就直呼“大姑儿”于是粥就端了出来。姥姥发觉了问:这是怎么回事?祖父母和叔婶们常从天津来这儿小住,人多买菜、做饭、收拾等家务使她更加忙碌总是默默操劳,印象最深的是她给我看手指、脚后跟裂开的大口子,说钻心的疼。使我感兴趣的是院里鸡下蛋,只要我赶上捡蛋就攥在手里热乎乎的拿给妈看,妈往往留在一固定的小黑筐内凑足九个,让我送给姥姥,我很乐意去。记得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可爱的鸡患瘟而终。一九四二年冬,小妹丽维诞生,大家庭中的唯一女孩,给小院落平添了不少生气。记得她一两岁时晚上大家常围床逗看,我便像猫似的冷不防窜入大人们的空隙间趴在床边欣赏。就在三十六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发给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一则聘书,聘她和同事教师于韵秋担任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英语课本唱片录音工作。

  四叔长子、我三弟保维只比我小九个月。幼时在天津,只要我一去便和他整日戏耍,形影不离。我妈想四婶在津照顾爷、奶应帮她分担点事儿,跟我说接保维来京就读,我特别同意。那时正缺同龄的伴儿,于是进育英小学四年级插班。我们念到高中时他参加了育英贝满合唱团并在广播电台录制了《黄河大合唱》,我三弟担任全部朗诵。一天他说电台要播放,于是我们共同欣赏了这振奋人心的节目。

  约莫是大前年吧,三弟从国外回京理事,我们特意重访儿时生活读书的宅院,终于又回到了梦里寻它千百度的干面胡同旧二十七号。那二层小楼仍依稀可辨,我们还进其西邻昔日的“美国学校”院内给小楼后侧拍照,觉得比儿时看到的似乎小了,又多了几道抗震铁箍,但它历经70余年的风雨依然屹立,一直看着它周边的旧貌不断变换新颜,更看着北京城不断地向现代化阔步迈进。





  客居海外忆北京

  在国外定居二十多年,回北京探亲就看到《北京晚报》上忆干面胡同旧二十七号的文章,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一九四六年我由天津转学住进北平干面胡同二大爷家的这个小院,一住就是九年。这九年,在我一生光阴中可谓黄金季节。

  二大爷和二娘待我如亲生,二哥达维、小妹丽维和我也情同手足。我住在小院北面中式小楼楼上西边的一间。二十七号西边是当时的美国学校。从我的小屋北窗望去,红砖大楼,灰砖墁地,满园郁郁葱葱尽收眼底。二娘俩口儿住东屋,二哥住中间。到了冬天为了省煤,我和二哥搬到南屋,南屋是白天全家活动的地方。每当晚上躺在被窝里听着由一台老旧收音机播出的听众点播的周旋、李丽华、周曼华等唱的流行歌曲,或孙敬修说的故事,甚是惬意。

  从我的小屋下楼,要走一个沿院西墙的木制楼梯,楼梯上方装有镀锌瓦楞板的顶棚。那时的北京夏天常有连雨天,一下几天,尤其是在周末不能出去,呆在屋里听那雨打铁板的声音,是我最烦的时候。干面胡同是土路,老人都说,不下雨是“干面儿”胡同,车一过黄土飞扬;一下雨就变成了“湿面儿”胡同,满都是烂泥。

  我上的小学是灯市口油房胡同里的育英小学,二哥也在同一学校,比我高两班。他是一个中规中矩、认真读书的好学生。和他一比我可就差了,在学校热衷于乒乓球,书包里永远插着两个球拍;回家养蛐蛐儿、养蝈蝈儿、养蚕、养蝎子什么都干过。27号东边有一个红十字会的大院,里面有一棵大桑树,我们总到那儿去采桑叶。就在大门内过道旁的一间小屋养蚕。每次新鲜桑叶铺上后,听见饥渴的蚕食桑叶的唰唰声真是过瘾。

  那时候还没有半导体,人们时兴自己做一台矿石收音机,我也不落后,就到朝阳门外的马路边小摊上买矿石机的零件。那时的朝阳门外没什么房子,出了城门就像农村,马路两边有许多地摊。

  矿石收音机装好后就放在南屋里,请大家来听,心中得意不已。那时最爱的就是《七侠五义》、《小五义》、《济公传》等,那些侠客们用的袖箭,实在令人向往。后来发现在东四牌楼下隆福寺街东口里路南有一个小胡同叫“弓箭大院”,里边有个黑乎乎的专打造弓和弩的工匠铺,还有书上说的袖箭:一个寸把直径的竹筒两端包紫铜边口,中间有一个强力弹簧。箭是竹棍带有箭头。压进竹筒,一按“消息儿”,箭像子弹一样弹出,可令人当场毙命。可惜我的胆子还没大到这个地步,最终还是没敢买。

  让我自豪的还有就是自己一人办了份壁报,名为《闪电壁报》,用的是养蚕的那间屋当“社址”,挂一个牌《闪电壁报社》,自己编辑、剪裁、抄写、画图。每期出版张贴在育英小学走廊上的玻璃窗内,引来不少同学观看。有一期上面的一个智力测验中有一个“父”字。两个高班同学在我张贴时问我这个字念什么,我说父。他们马上“哎”地答应了一声嘻嘻哈哈地走了,占了我一个便宜。

  我还在自己的小屋里办了个“图书馆”,那时我最爱去的地方是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进去东路,经过了香喷喷的“五芳斋”等一些菜馆就是一大溜旧书摊,各类旧书一家挨一家。东安市场西门对过的三联书店等都是我每去必访的地方。书买多了,有一天心血来潮,我就把它们分类编号摆满了一书架。自己制作了借书证,分别送给二哥、丽维和一些同学,从此我的小屋又多了一些访客。

  一九四八年,一次我和家里大人从天津回北平,前门火车站下车已经是晚上。雇了辆三轮,我坐在大人的腿旁回干面胡同。路经空无一人的金鱼胡同时,前面一排走着几个“国军”伤兵。蹬三轮的按铃请他们让路,他们说说笑笑地不理会,车就从他们的夹缝中穿过去。他们几个人围起来把车夫打的叫爷叫奶,完了扬长而去。这事在我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人们知道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了。一天听见有人敲门,出去看没有人,关门后发现地上有一个纸叠的三角,打开一看是地下党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的宣言。那时就朦胧地知道共产党、毛泽东……。

  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天安门前的红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喇叭响起了王莘作曲的《歌唱祖国》,配上广场和街道上多个喇叭交相辉映,“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那歌声、那气氛、那感觉,终生难忘。

  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在城楼上向大家招手。游行过后,班上的同学和邻校贝满女中的同学马上到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拉圈占地,准备晚上的狂欢晚会。那天的晚会一直持续到天蒙蒙亮、第一班有轨电车驶来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不久,干面胡同的黄土路铺成了柏油路,雨后的烂泥再也不见了。我们家西边的美国学校改成了越南驻华大使馆,东边邻居的房子成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我们家变成了一个宓静的“宝岛”。

  有一天,从我的北窗望去,院中红旗飘舞,工作人员来去匆匆,大门口戒备森严。正在纳闷儿,大楼正门出现了几个人,那是越南主席胡志明,后面还有武元甲。再过一会,几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驶入院内,我高兴地叫出声来——下车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和胡志明拥抱了一下,走进楼内,看得是那样的真切。

  看见周总理的另一次是在前门火车站。当时育英中学只有两个名额参加市里组织的欢迎队伍到车站欢迎金日成。在北京站窄窄的站台上。周总理、金日成和我近在咫尺。

  还记得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天气阴霾,寒风飕飕,我被通知去参加“党的宣传员”会议。在育英四院的一间小屋里,主持人告诉大家:斯大林同志病危,命在旦夕。果然不久,广播中传来了哀乐。

  从小学到中学都在育英上,对育英的感情自然深。育英是一个培养多方面人才的学校。在那种气氛的熏陶下,我迷上了音乐、绘画、文艺。

  那时候,南河沿有个中苏友协,每个周末都有介绍苏联作曲家的音乐欣赏会,只是放唱片。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等的作品,并酷爱上了古典音乐。

  干面胡同斜对面就是北京人艺,他们的话剧我都是头天晚上去排队买票。东单大华电影院的苏联电影我更是场场不落。后来我参加了育英贝满合唱团。1953年冬演出《黄河大合唱》我担任朗诵。全部演员和管弦乐队由十几岁的学生组成。虽然在音乐技巧上比不了专业团体,但是我们的激情一定不逊于他们。在北京二十六中风雨操场的一场演出中,当《怒吼吧,黄河》唱到最后重复六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舞台已经和激情的歌声一起强烈地振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重播了这个录音。我请二大爷、二娘、二哥、小妹一家人在干面胡同27号南屋聆听,他们惊讶地问:“这是你吗?”

  一九五五年在中学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毕业生致了词,总结了九年来我受到的培养和教育,也总结了干面胡同二十七号这个小院对我的孕育,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在这个小院,在这个年代里铸就的。我从共和国诞生时的少年成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者,后来又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崛起的海外见证人。虽然也历经风雨,这个态度一辈子都没什么改变。

  在国外定居二十多年,心中始终忘不了干面胡同的小院,还有那些人们。二OO四年我下决心在干面胡同东口外买了个“小三居”。走到27号只需五分钟。每年回来小住,不时地去看看那依然屹立的小院和小楼。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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