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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介绍两则



  一、近代小说家、翻译家包天笑

  作者:于平


  包天笑是我国晚清民初的作家,又是翻译界前驱,新闻界耆宿,鸳鸯蝴蝶派代表之一。他的一生著述相当可观。作为作家和编辑,他的出版活动频繁,成就显赫,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


  (1)凡人不凡

  包天笑(1876-1973),初名清柱,又名公毅,了朗孙,号包山,笔名天笑、拈花、春云、钏影、冷笑、微妙、迦叶、钏影楼主等。江苏苏州人。包天笑幼年家道中落,就读于表姊丈朱静澜处和二姑夫尤巽甫处。可谓之凡人,但他却不流俗,非凡超群。转徙逃难的痛苦使他倍加用功,博览群书,靠自学掌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了维持生计,他17岁即开门授徒,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1894年,考取了秀才。1900年与友人合资在家乡开办了东来书庄,并自任经理,尔后又集资发行《励学译编》;1901年,他创办了《苏州白话报》,内容以政论、新闻为主。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深受欢迎。1908年,他加入江苏教育学会。

  包天笑25岁时,经人推荐去江苏候补道员蒯光典家任家庭教师,次年,受蒯光典的委托在沪筹备金粟斋译书处,从而结识了薛锦琴、章太炎等一批文化名流。不久应叶浩吾、蒋观云之邀,先后在启秀编辑局、广智编译所、珠树园译书处任职。1906年,他31岁时正式移居上海,开始主编和编辑了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如《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他受聘为明星电影公司编剧,又创作了数部电影剧本,撰写了多篇影评剧评。1909年加入南社,在南社第三次雅集上,当选为庶务。1936年,61岁的包天笑与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署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七七事变”后,积极为《申报》、《南京晚报》撰稿。1947年,包天笑由上海去台湾居住,次年赴香港。1973年11月24日,包天笑在香港法国医院病逝,享年98岁。


  (2)才子“报人”

  包天笑的创作出版活动始发于25岁(1900)创办“东来书庄”和发行《励学译编》。东来书庄由包天笑等8人集资百元,开设于苏州养育巷冠子桥包叔勤家门口,后迁观前街(施相公弄口)。以经营新书刊为主,主要经售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出版的《江苏》、《浙江潮》等期刊,以及《支那疆域沿革图》等日本新书、杂志。《励学译编》主要依靠苏州留日本学生杨延栋、杨荫杭等人译介日本文的书刊,将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向国内传播。1901年10月,包天笑与其兄包子青一起创办了《苏州白话报》,馆址建在苏州护龙街砂皮巷口,该报的编辑、发行及撰稿人均采用笔名。大多数稿件是包氏兄弟所作;其资金主要由包子青提供。《苏州白话报》除在苏州有一个发行所和两个代售处外,还在上海的《中外日报》、杭州的《杭州白话报》等报社,以及安庆、南昌、无锡、北京等地设有代售处。该报面向乡镇读者。包天笑说:“我们不愿销到大都市里去,我们向乡村城镇间进攻,曾派人到乡村间支贴了报纸(海报),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该报是以《励学译编》的名义出版的,委托苏州临顿路毛上珍书局用刻雕版印刷。32开线装本,先是每7天出一期,后改为每10天出一期。形式和内容都仿《杭州白话报》,栏目有“论说”、“新闻”、“歌谣”、“杂录”等,把“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于社会的内容特别注意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的使人猛醒的故事,或编几支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驯影楼回忆录》)。由于报纸通俗易懂,大众化,深受读者欢迎。但因发行量有限,加上经费不足等原因,只办了二年。1902年,为了寻找刊物、寻找更好的译本,包天笑积极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在上海,他筹办的“金粟斋译书处”出版了严译名著《穆勒名学》、《社会通诠》、《群学肆言》等。同时,他积极与《中外日报》交往,主张印行清末禁书《仁学》。

  1906年2月,包天笑正式定居上海后,应狄楚青、陈影韩之邀到《时报》任外埠新闻编辑,兼编辑附刊《余兴》。他每日为报纸写6篇文章,余时写小说。时报馆附设的《小说时报》创刊后,他和陈景韩轮流担任主编,并合作小说创作,这个刊物培养了不少年轻作者,后来,大多成为鸳鸯蝴蝶派健将,所以被视为最早具有鸳鸯蝴蝶派倾向的刊物。《妇女时报》也是时报馆附设的,包天笑是第一任主编。他力主鼓吹新的妇女观,撰写发表了《包仲宣女士哀辞》、《最大之敬告》等杂文评论。其刊出的小说作品或多或少探讨了新的家庭观。

  民国元年(1911)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公布小学学制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商务印书馆见机决定新编教科书。1912年,包天笑应张元济之邀,去商务印书馆兼职,参加编写国文教科书和主编课外阅读物《新社会》。次年,日本新闻界邀请他和《申报》张生平、《时事新取》冯心友、《神州日报》余大雄、《中华新报》张群等赴日访问。有感于国外的种种见闻,回国后他写了《考察日本新闻略述》一文,在《时报》上介绍日本之行。1915年至1917年,步入中年的包天笑先后在文明书局发行的刊物《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任主编。他把推崇科学、注重道德教育,作为办刊宗旨。《小说大观》创办时,由他执笔《例言》声明:该刊将大力提介“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助于道德之作”,而“无时下浮薄狂荡诲盗写淫之文。”他深知文言有碍于文字的普及,于1917年就任《小说画报》说编时大张旗鼓地提倡白话文。他说:“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并在发刊词《短引》中自我检讨:“鄙人从事小说界十余寒暑矣。唯检点旧稿,翻译多而撰述少,文言多而俗话鲜,颇以为病也。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小说画报》创刊后,内容以文为主,辅有图画,而文字全是白话。成为雅俗共赏,颇受民众欢迎的刊物。

  后来他又为大东书局编《星期》,在刊物上用钏影、爱娇、拈花等笔名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杂文。1922年,47岁的包天笑加入青社。社友有周瘦鹃、许廑父、胡寄尘、许卓呆、范烟桥、毕倚虹等旧派小说主将。包天笑为该社起草社章。随后又加入“星社”。同年,青社社刊《长青》创刊,包天笑任编辑主任,执笔《本社的缘起》。又任《星报》撰述员。1928年,他应社长周瘦鹃之聘,任上海群书浏览社介绍人。


  (3)笔耕不止

  包天笑的创作初期以译作和文言短篇为主,后来一改以写白话小说居重。但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均发表或连载于报刊上。从26岁开始连同晚年在香港,他从未停缀笔耕一共创作、翻译了各类作品近200种。分别发表在《时报》、《月月小说》、《教育杂志》、《中华小说界》、《消闲月刊》、《半月》、《红玫瑰》、《太平洋画报》、《珊瑚》、《上海生活》、《申报》、《南京晚报》、《万象》、《大上海》、《大众月刊》、《风雨谈》、《茶刊》和香港的《大华》等多种报刊上。他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教育小说、爱国小说、家庭小说、言情小说、人道小说等。无论长篇短制,名篇迭出。包天笑读过日文,翻译过《空谷兰》和《梅花落》两种日本小说,由有正书局出版,曾轰动一时,电影公司曾把它们搬上银幕。他在曾孟朴办的小说林编译所兼职时,以秋瑾为主人公,把她的革命事迹贯穿起来,写成《碧血幕》,在《小说林》上发表。他写的《馨儿就学记》,属于教育性质的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的教育次长袁希涛看了后大为赞赏,给他颁发了奖状。他有一位同谱兄弟杨紫麟,英文很好,偶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英国哈葛德的长篇小说残本,认为很像《茶花女遗事》,便与天笑合译,名《迦因小传》,交文明书局出版。过了不久,林琴南把《茶花遗事》全书译出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迦茵小传》,二书同时风行。他创作的《一缕麻》被梅兰芳改编成京剧,上演后产生很大影响。梅兰芳曾在《缀玉轩回忆录》(载《大众》月刊1943年2月1日)中称赞改编成京剧的《一缕麻》:“感动了一些家长应允子女要求,解除封建婚约。”可为一证。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将他翻译的《一千零一夜》、《异马记》、《求珍记》、《神灯记》、《魔鬼记》等13篇合集出版,定名为《天方夜谈》。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纪克麦再生案》、《八一三》、《空想花园记》、《拿破仑之情网》、《波兰遗恨录》等;有正书局也出版了他的《六号室》、《镜名写影》等。此后,又有《包天笑小说集》、《非小说》、《复车》、《人耶非耶》等被刊入《一十名家小说汇海》。在近代文学史上,包天笑是值得一书的人物。 包天笑晚年移居香港,脱离了编辑出版工作,专心创作。75岁时写过自传,只写到30岁时的经历,已有20万言,对苏州风俗记载很详。《大华》杂志请他根据自传写《钏影楼回忆录》,编印成书时他已96岁,续编刊行时包乃98岁矣。他还写了《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刊成单行本,他已不能亲自亲睹了。


  摘自《明清小说外围论·作家论》




  二、百年旧事梦苏州——闲话包天笑的故事


  作者:周劭

  我以生不得是苏州人为憾,也以不能归老葑溪、灵岩山下作好墓地为恨,喜的是十多年来有了《苏州杂志》,得以寄托我于苏州的梦思为幸,陆陆续续,写了许多回忆苏台的文章,现今实在再没有什么可说可写的了。略感遗憾的是《苏州杂志》上十年所载佳作,竟罕有道及百年前之苏州情事,颇为觖望。在二十世纪垂尽,新的世纪将临,看到苏州建设的画面,下个世纪的苏州,一定是个与世纪同步的崭新的苏州。但对于十九世纪的苏州,更萦我的梦思,这个我未亲历的苏州,只好求之于昔贤的著述矣。

  偶然检得《钏影楼回忆录》及《续编》各一册,是包天笑先生所著,两书多近八百面,仅两宵读毕,有如对故人之感受,因为包先生的回忆录我于几十年前早已在报刊上看过,现在的香港刊本恐怕是他暮年续写的补订本,《续编》中都是他离去大陆就养台湾、最后终于香港的事迹。我有兴趣的,则限于他早年在苏州的一段回忆,而且本文要写的也只限于此一阶段及有关包先生的一些琐事,不涉后来。

  包天笑出生于1876年,1973年捐馆于香港,存世几乎近百年,他于1876年到 1906年的三十年中,除了最后二年在山东青州办学,其间时到上海工作之外,全是在苏州过的,孩提之外,至少有二十年的回忆是十九世纪后期的苏州,这便是我所最欲知的时代。

  1906年为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前此二年甲辰,清廷已废除了科举,这对苏州士人打击极大。原来苏州一郡,科第最盛,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便是科举,视取功名利禄如拾草芥,一旦失去了这个门路,便得另求途径;到了辛亥革命之后,连另一游幕的门路也被阻塞,所以只得远渡东瀛学习法政,或到上海十里洋场去当报馆编辑、记者,再不然只好仗着一枝笔,从事于写作小说。

  包天笑虽然进过学,是一名秀才,好像不曾到南京去应过乡试,这个原因,我难于索解,像他这样的才学,中一个举人应该并不很难,或许那时年龄还轻,并不急急于此,不料科举一废,便青云路断。

  到十里洋场当编辑和写作,改变他后大半生的命运,使他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人物。论鸳蝴派的开创人,应该是他的大同乡徐枕亚,但徐枕亚全是旧式文人,写的卿卿我我,还是老掉牙的文字。所以鸳蝴派的宗师应为包天笑,他在那时实在可算是个新派人物,到过日本,通晓英、日文字,还能翻译,能够用白话创作。

  鸳鸯蝴蝶派在解放以后,有人专门加以研究,出了专书,其中有魏绍昌、吴承惠(秦绿枝)、刘文昭三位,都是我的稔友,亡友刘文昭对此致力尤深,惜乎其名不彰。不过我认识包天笑,倒并非由于三位的介绍,而是在四十年代的初期,那时上海沦陷敌手,大家无事可做,便常举行一个并无组织的文酒之会,参与者都是避地上海的东南文人,地点在静安寺路上的康乐酒家,现在已拆去改建上海美术馆,与会的年事都很高,名位也甚隆,二三十人中记得有丁福保、冒广生、马公愚、吴湖帆、龚照瑗等等年近古稀的老人,包天笑也在其列。我和包天笑便是在聚会时认识的,那时他已六十六七高龄,我比他要小整整四十岁,连" 忘年之交" 也说不上,只是对他视为长辈备极恭敬而已。他却不耻下交,还时常到我办事的地方来谈天,时间一长,我便口没遮拦起来,要对他开玩笑了。现在想来,后生小子,对一位尊长用他的姓名开玩笑,实在太没礼貌。我对他说:" 包先生,您有一位英国朋友,是世界级的大文豪,叫做萧伯纳,其实他应该是您的兄弟行。因为萧伯纳的英文本名是Bernard Shaw,照一般译法,Shaw不能放在前面,而应是' 伯纳萧' ,而' 伯纳萧' 也可以译成汉字' 包你笑' ,那不是和您' 包天笑 ' 成为兄弟行么?" 包先生听了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哈哈大笑,说以后要攀附这位爱尔兰的世界级大文豪以自豪了。

  最后和他一次见面是他使我颇不愉快的事:他到我处来闲谈,见到案头一本新书,他一见书名便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此书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虽是个罪该万死的大坏蛋,但书是喧腾人口的,北方在他死后五年出版,但销到上海来只有区区二十本,而且不公开出售,我辗转托友人抢到了一部,还不曾翻阅,便先给包老先生看到,连声说要借给他先睹为快。我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这位老前辈的面子,不好当面打回票,只好说自己尚未看过,要借,必须限期归还,他便挟着书走了。谁知一借几个月不还,半载一年也音信渺然,我多次写信到金神父路金谷村他的寓所索取,连回信也不给一封。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便登门去坐索。那时已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不料金谷村已是金屋楼空,询问邻居,说包先生早已迁居台湾了。此事我真是耿耿在怀,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上海书店重印此书,公开发售,才消了心头之恨。

  包天笑之迁居台湾,并不是像后来国民党人物的逃亡,而是" 板舆迎养".包先生好福气,他有个儿子叫可永,学工程的,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第一任台湾省的行政长官是陈公洽(仪),他带了两位助手到台湾去接收,一个是办航运的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一个便是包可永。包可永成为台湾的要员,便把他的老父接到台北去奉养。可永是留学德国的工程专家,包天笑一介穷儒,哪来这笔钱培养儿子呢?原来他在上海时,曾以历年卖文所得买了一笔二十年期的五千元人寿保险,到期时一共得到七千元,他便用这笔钱让可永去德国留学,这是包天笑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及《续编》中只字未提他何时乔居台北,也不提及何时迁到香港,但至少于1949年还住在台北,这有书末所附1949年几乎全年的日记可证。他在台湾经历了" 二。二八" 事变,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及金门炮战等事件,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所颁布的戒严令,恐怕比在上海沦陷时还要不自由。更有甚者,陈公洽下了台,而且被国民党所枪杀,包可永恐怕也在台湾呆不下去,所以只好迁居香港了。猜想他离开上海直到逝世,还有近三十年的海外生涯,在台湾大致是六七年,其馀便都在香港度过的了,这近三十年漫长的岁月,我想包老先生一定非常眷念他出生和少年游钓之地苏州故乡的,只可惜他在书中并不曾留下只字。

  行文至此,我方要提百年前的苏州情事了。那便是包天笑于1876年到1906年三十年的事。时为光绪二年丙子到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几乎和清德宗在位相始终。这三十年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自有历史在,可不必细说,包天笑在幼少年时代想必一定没有好日子过。首先是他生在一个贫困不幸的家庭。

  说包天笑出生的家庭,倒并不是贫下中农,应可说是书香门第,不过到了父祖辈,命运不济,日益衰落,成了一户破落人家,连栖身之地都没一椽,短短数年中一直是租赁别人的房屋,而且常要搬迁,这在苏州中等人家是罕有的。未成年之前,有重闱在堂,祖母年迈重病,行动需人,母亲也患有肺病,还要通宵服侍病姑,白天则要依靠女红来对付一家的生计。包天笑对其母亲的辛劳是毕生难忘的,他多次称她为女中圣贤。他的父亲是一个遗腹子,读过书,也进入商界,只是都失败了,并在不到四十岁便死了,天笑还只有十七岁,便得负起家庭重担,幸在贤母的支持下,他还能不废读书,而且进学成了一名秀才。

  包天笑第一次到上海是光绪十年甲申(1884),父亲因经商在沪,生了重病,那时还没有火车,也没有内河轮船,只是电报已通了,要母子到上海去侍疾。在今天苏沪之间,不消二小时便可到达,但在一百多年前,只有民船,需时三天两夜。一家四口到了上海,使九岁的包天笑大开眼界,其时苏州可还闭塞得很,和十里洋场,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一次上海之行,奠定了包天笑以后在上海工作的基础。

  苏州那时还没有学校,孩子读书,都是私塾,教书都是不能中举的秀才和连秀才都不是的童生,这是读书人的末路,也是维持生计的唯一出路。当教师的收入所谓" 馆焚" ,每月只有一元半的银圆,包天笑便是这样受毕了教育,而且自己也以同样方式去教别的孩子。

  坐馆的待遇虽然极为菲薄,但地位却是非常高的,不论年龄科名高下,总是被尊为西席老夫子,即使东家很俭约,对西席的馔食总是很丰盛的,会食的时候不论东家的亲戚朋友齿爵多么高,总要尊西席老夫子坐在首席,这在旧中国,地无分南北恐怕都相同。我幼时家在浙东乡间,家里也有过西席老夫子处馆,其情况和苏州并无两致,还记得过年的时候总有一大盆整鸭,除夕宰了煮好,每餐要上蒸笼再蒸,端上桌面却任何人不能动筷,每餐如此,直要等到正月十八落灯之后,西席老夫子从家回馆,才由他首行动筷,大家方可跟着一快朵颐。这只鸭子经过多次的笼蒸,其味之好,使我至今难忘。不知包天笑在苏州处馆时的情况是不是相同。

  包天笑的出身虽穷,但并非寒门单族,他的亲戚都是吴门有名的绅士和富人,尤其是他的舅祖吴清卿,号称苏州的首富。还有一位姑丈尤巽甫,是康熙已未鸿博尤西堂(侗)的后人,富而好学,也是苏州那时的名人,但那些亲戚对包天笑一家似乎没有什么帮助。吴清卿家里请的西席老夫子,便是鼎鼎大名的著《缘督庐日记》的叶昌炽,延聘一位名翰林太史公来栽培他的两个儿子,却没有叫他的至戚包天笑去附读,我代包天笑很为惋惜。同时后来成为袁世凯最高幕僚的张仲仁是一位太史公,也在包天笑一位亲戚家中坐馆。

  吴清卿是苏州的首富,当包天笑十七岁父亲去世后,家境十分困难,这位舅祖曾主动答应每月资助他家数元浇裹,包天笑非常硬气,予以婉却,凭恁小小年纪去设帐授徒,而那所得不比首富舅祖的帮助为少。吴清卿究竟和包天笑的祖母是同胞姊弟,他总算每月致送姊姊二元钱,作为她个人的用度,包天笑分文不沾。

  就是包天笑多次提到的舅祖吴清卿,因为毕竟是至戚,叙述得清楚,使我几十年来一直不能解决的疑窦,得到了搞明。我原来只知道苏州有个鼎鼎大名的吴大徵,他的字叫清卿,也是翰苑出身,甲午战争时任湖南巡抚,是位金石家兼文史学家,丝毫不像他的远祖吴起。中日开战时,他忽然上书请缨,要领三湘子弟出山海关和日军作战,据说是得到一颗汉代" 度辽将军" 的铜印害了他,使他想效法曾国藩去成就盖世功名。结果是大败亏输,革职回籍,在苏州当一位绅士,仍旧玩他的金石书画,名气是非常响的。我当然不及见到这位先生,但和他后人却很多相识。

  我认识的都是他孙曾辈,最知名的便是吴湖帆,在画坛上和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畲齐名,其介弟仲皋,是一位外交学家,仲皋的儿子克强,则是我的学生。那几位都是吴大徵的后人,一些不会错的。

  但还有两位,那便使我迷糊了几十年:一位是我读律的老师叫吴什么善的,做过几任法院院长,他来上课的时候自报家门,说是吴大徵的孙子云云。我听过颇为怀疑,吴大徵没有儿子,只过继一子,便是湖帆的父亲吴讷士,怎么会有那末多的孙子?但也不好去追问到底。另一位也是一位画师,叫吴子深,抗战时避难在沪,于威海卫路沿马路树了一块" 吴子深医寓" 的大招牌,原来他还是一位国医。便在此时,他和一位姓陈的名女人结婚,我曾去吃喜酒,听说他也是吴大徵孙子。因为交浅,也不曾问个究竟。

  读了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才明白吴大和其舅祖都字清卿,虽同乡同姓同字,却并非一人。吴大徵贵而舅祖富,在那时的苏州均可为" 首贵" 和" 首富".吴子深实在是包天笑舅祖的孙子。吴子深的舅父曹志韩,号沧洲,是继李德立之后苏州有名的御医,都给慈禧太后看过病,吴子深的医道,便是从曹沧洲那里学来的。吴子深的画当然不及湖帆,我曾问过湖帆有没有这样一位同行兄弟,他说斋公只有他和仲皋两个孙子,吴子深并不是他的同族。

  包天笑的首富舅祖,虽有钱却自奉俭约,什么嗜好都没有,虽然对嫡亲的胞姊出手不很大方,乃是本性使然,对于包家倒也时来走动。不过百年前的社会,师友的关系远胜于亲戚的关系,包天笑决定他以后命运的,便是非亲非戚也不是同乡的蒯光典。若没有蒯光典对他关心和提携,便不会有包天笑的后半生。

  蒯光典是清末一位大名人,字礼卿,安徽合肥人,光绪九年三甲二十九名进士,为李鸿章侄女婿。李鸿章的昆仲不止李瀚章一人,也不知他娶的是哪一位李女,光是这位叔岳便足可风光一时了,何况学问优博,藏书丰富,但生性狂傲,有" 蒯疯子" 的雅号。他从翰林院检讨外放江苏候补道,老虎班兼朝里有人,当然是一位红得发紫的候补道。

  包天笑的得识蒯光典,仅是由他的一位表弟的介绍,就去南京代替表弟就馆教蒯的两个儿子。蒯光典年长于包天笑一倍,两人一见如故,包天笑这才得以饱览蒯丰富的藏书,而且这才真正遇到了名师,包天笑教蒯的儿子,蒯光典则教了包天笑一切学问。致送包的馆焚是每月十二元,堪称美馆。蒯当日的肥差是江苏十二圩的盐务督办,为全省第一美差。

  蒯光典是新派人物,在上海办有金粟斋译书处,因为包天笑学过日文英文,便派到上海去主持其事,严复的《原富》、《穆勒名学》和《群学肆言》等书,便是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那时商务印书馆还只是替人家排字印刷的规模,金粟斋的书便由商务所排印。

  包天笑若不遇蒯光典被派往上海而蛰居苏州,势必终老户牖没世无闻,十里洋场人才荟集,他主持的金粟斋房屋在那时的新区,即现在的人民公园一带,其时连路名还没有,即今之凤阳路黄河路等地,只称为新马路,金粟斋便成为广大名士常来叙谈之所,除严复外,主要是清季四公子之一的吴彦复和他的女婿章士钊。包天笑和吴彦复对门而居,两处宾客常满,计有章太炎、马君武、林白水等,梁启超也时常出入其门,还有张元济、郑孝胥和汪康年、诒年兄弟。过了不多时沪宁铁路虽尚未通车,内河先行驶小火轮,是拖了多艘木船行驶的,因此他每个月总可回到苏州一次探亲,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

  戊戌六君子被难后,金粟斋居然在租界大量印行谭嗣同的名著《仁学》,惹起北京一些守旧派的不满,风传要参劾蒯光典的消息很紧,而且蒯光典本人也补授实缺淮扬道,不暇再顾译书处,便把金粟斋收歇了。包天笑失了业,蒯光典又被派到欧洲作留学生监督去了,照顾无人,只好回到苏州去混了一阵,后来由他的岳父介绍到山东青州去办学,是青州府中学堂的监督(校长),青州的局面很小,当然不及上海市远甚,并且他在上海的许多旧交,都很想念他,欢迎他到上海去工作。那时他正三十而立,便辞去青州府中学堂校长之职,携眷回到上海,一到上海几乎延聘他的户为之塞,并且劝他便在上海居家,不必再回苏州去。这样,包天笑从此便结束了他在苏州的生活,以后尚有六七十年的上海、台北、香港的生涯,则不在本文范围以内,只好打住了。

  我因为眷念苏州,三十年代短暂生活时常入梦,从而想到百年前苏州的情况,偶然重披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便欲借包的少年时代来知道一些那时的苏州情事,可是一动了笔,觉得事与愿违,包的叙事很琐碎,也很少有系统,我倘然做文抄公,大量引用他的原文,那可长得像王大娘的裹脚布,则非我之所愿,所以只是把它作为引子,还是做我自己的文章。但是噜里噜苏,题外跑野马的地方实在不少,让苏州年高有识之士看了一定会笑歪了嘴,也只好不去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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