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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仲夏夜之梦


作者:白桦


1949年以前,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是一个老式的北京旅馆——花园饭店。之后就成了“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和“电影艺术委员会”的办公室和宿舍。1953年夏日,我作为一个业余电影剧本作者,携带着自己的一个电影剧本初稿,住进了这个“饭店”。那时国家对电影剧本创作重视得无以复加。真的很幸运,在这个往日的饭店里,一不当心就会和某一位电影大师擦肩而过,如蔡楚生、史东山、章泯、司徒慧敏……等等。那时陈波儿刚刚过世,无缘得见。当然,我接触最多的还是专职编剧们,他们有一些原本就是大上海的电影艺术家,有些人又参加过抗战,去过延安。大多数都是在战争年代活跃在各个战场上的文艺兵,而且都到了而立之年。我在他们中间是个名符其实的晚生。似水流年,青春不驻,今天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那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北京老式“饭店”,还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与我有过过从的前辈们,特别是那些不应该离开、却过早离开我们的人们,恍惚还在“饭店”里走来走去。


一、

首先是所长王震之,王震之大我十四岁,身高一米八以上,性情豪爽,他是一位出生于湖南的汉子,最早的革命和戏剧活动都在北方,所以在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是个楚人。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延安时期,又担任过鲁艺的戏剧教师,在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活报剧和话剧剧本,在八路军的艺术团体里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他第一次对我的公务召见,是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我原以为他要向我介绍创作所的所规,或者谈谈我的剧本初稿,以及对它的修改方案。在聆听老革命教诲之前,非常兴奋。但是他一开口却让我很意外,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读过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吗?当然!——我承认,读过。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安娜·卡列尼娜》来,他对书中的情节如数家珍,记忆力之强,使我非常吃惊。他还说到《安娜·卡列尼娜》在延安受到知识分子热捧的情景,一本破旧得只能勉强捧着读的中文版《安娜·卡列尼娜》不间断地预约传递。有一位女生用白被单缝成曳地长裙,恍恍惚惚地站在延河边,说是体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情。他说:

“一部看起来和革命毫不相干的小说,会有这么伟大的魅力?!听说列宁反复读过这本书,最后封面都磨破了。”沉默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写得的确好,实在好,非常好。提出了很多重大问题。技巧之高,无与伦比。安娜在卧轨自杀之前,忽然想到她和沃伦斯基初次相逢时那个被火车碾死的人,那情景的再现似乎提醒了她……多好的一个伏笔!”

接着他背诵起书中的句子来了:

“‘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本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照了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剝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托尔斯泰老头像是和安娜同时看到那永远的熄灭……”说到这儿,我打了一个寒噤。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还是把他的话题很技巧地、缓缓地转到电影方面来。我说:

“我不久前才看过嘉宝扮演的安娜·卡列妮娜。”

“啊?!”他很惊奇:“你在哪儿看到的?”

“我们总政电影处有一个小片库,蛮丰富,我在那里还看过您写的电影。”我指的是《内蒙人民的胜利》。他连忙摆摆手:

“宣传片!宣传片!”

我想纠正他:

“故事片呀!”

“不!宣传片!那算什么故事。”这一争执,他才跟着我离开了安娜·卡列尼娜。作为所长,他很真诚地对我说,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很苦恼。”总想跳出去自己搞自己的创作,他说:

“自己搞创作,成与败,都归于自己,或许碰巧可以写出一部真正的故事片。担任所长,压力太大,电影又特别受重视,连列宁都谈论过电影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一旦某一个题材被领导定为重点剧目,这个剧本就得没完没了地改了,意见都来自高层。比如我们创作所组织的《淮上人家》这个剧本,就是重中之重,名作家孔厥、袁静担任编剧。毛主席亲笔为治理淮河写过八个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我相信淮河或许可以治好,可是把治理淮河的工程写成一部好电影,我这个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就说不好了。我看艺术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传世的艺术品都是无心插下的柳!”

这些话让我听来好凉爽。他是一个特别平易近人、十分谦逊的人。经常把“我至今都是外行”这句话挂在嘴上,他在讨论或审查剧本的会上,总是把发表指导意见的机会让给上级领导,如王澜西或陈荒煤。那时一个电影剧本的最后通过权在周扬一人手里。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在延安参加过整风的老革命却胸无城府。有一天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

“别看所里这么多编剧,整天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进度很慢,有的人来了一年多还没有个提纲,有的人有一个提纲,却永远没法形成剧本。写作是个人的事,又不能像打仗那样,你既当过兵,又写过文艺作品,应该知道,写作不是喊一声冲啊就能把‘碉堡’拿下来。”

不久,如他所愿,他被调回东北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去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没看到他写出他想写的那部真正的故事片。一直到1957年夏天,在“反右”运动的高潮阶段,忽然从长春传来王震之卧轨自杀的消息。电影界非常震惊。在极小范围的窃窃私议中,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抱怨他真不该!怎么会想到卧轨呢?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立即想到他和我谈过的一些话,一定是和我一样,“言多必失”。莫非他在绝望的时候,想到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一瞥?想到那支“蜡烛”,那支安娜·卡列尼娜“曾经用来照着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本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照了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剝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我以为,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有充分理由和勇气去死,至于死的方法,那只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了。


二、

我在舍饭寺12号的最好的朋友应该是海默,在我走进电影剧本创作所之前,我们就相识了。1953年5 月初,我和他都参加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访问团,任务是去东北第26陆军医院、访问被联合国军遣返的志愿军战俘。那个访问团里全都是老作家,如胡风、罗烽等。比起他们来,我显得很小。海默的年龄和我最接近,大我七岁。这个山东籍的北京人,在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了,毕业于华北联大,在冀中军区火线剧团当过演员,写过一些话剧和秧歌剧。我们一见如故,可以说,他是我唯一的一位诤友,他每每见到我,总会给我泼点冷水,从长相到作品。他时不时会突然当面讥讽我:

“你以为你的小说、诗歌有什么价值,油墨没干就被人忘记了。现在围着你转的都是中学生,他们盲目。你以为你是快手?我们这里快手多了,我就是快手,想当初,一场战斗刚打响,一幕活报剧就写成了。快,就能决定你的作品是不是艺术吗?”

有时他还会突然盯着我的脸,一本正经地贬我:

“你以为你是美男子吗?不是!小眼睛,肿眼泡,身材既不够高,也不挺拔。算了吧,你!”

我就是在他的“无情打击”下学会了自省。再如:

“你真够浅薄的了,瞧你买的都是些什么书,都是些新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是‘一边倒’的苏联小说,你注意到我买的书没有,全都是旧书、破书、杂书,这些旧书、破书、杂书比那些新书更珍贵,对创作更有用。”我这才注意到他是本所藏书最多的人,一面最宽的墙全都是书架,书架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旧书,地上还堆满民国时期发行的刊物和画报。他把一本很老的电影画报抽出来扔给我,指着一张女明星的剧照对我说:

“你看,上帝留给茶花女的只有一条夜路,可是,当革命一旦代替了上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她是谁呀?”

“蓝蘋呀!”

“蓝蘋是谁?”

“年幼无知,蓝蘋是谁你都不知道!还想当作家,附耳过来。”他这才在我耳边说出蓝蘋是谁。“今年你来得不巧,她可能不在国内,不然,你在这个院子里就能碰到她,她是电影艺委会的副主任之一,偶尔会来开开会。”海默在要好的朋友中间,是有名的口无遮拦。对我,他只补充了一句话:“小屁孩,知道的事少,也好。”

海默经常出差,为了写剧本“体验生活”,去过朝鲜战场,旁听过板门店谈判。有一次他为了收集地下斗争的故事,去了一趟上海,回来对我说:

“我到上海拜访了于伶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地下党员,跟他们一交谈才知道,我写不了,对地下斗争的了解太可怜了!”

那天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

“所里的编剧全都是来自各个战场的老同志,他们的经历本身就很丰富、很精彩,为什么还要东奔西跑去体验工农兵生活呢?”海默长叹了一口气,说:“你提的这个问题还确实值得咂摸,说明老弟开始动脑子了!可是,你应该从批判电影《我们夫妇之间》悟到点什么。知识分子上银幕?悬!”接着他又想了想:“其实,你我都算不上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时候都是中学生,算什么知识分子?!这问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那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对他说了一句很唐突的话。我说:

“海默!你总这样不着家,小心嫂子跑了!”

我真的不是想“报复”他,他却面红耳赤地看了我一眼,没回答我。我能觉察到他对嫂子很在意,也很爱她。海默的妻子是来自老区妇救会的年轻干部,人漂亮、大方,又是很快就能适应城市生活的那种乡下妞儿。组织上很培养,保送到人民大学带职学习,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默默,孩子见人就笑。没想到,我一语成谶,后来嫂子果真和海默分了手。深秋,我的剧本一通过就回了云南。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只是断断续续听到关于各自命运的传闻,海默在六十年代初,有一个最有名的事件,就是牵动过整个文艺界神经的、对电影《洞箫横吹》的批判。他仅仅在剧本中写到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和群众的上访,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即使陈毅元帅在一个会议上公开出面为他辩解,很快也作为右倾观点而被否定。再以后,就是关于海默之死。1968年6月14日,那是文化大革命最恐怖时期的一个日子,因为海默在言论上对江青有过大不敬,那时的江青何等显赫,何等炙手可热,海默因此被乱棍打死。见到海默遗容的人只说了八个字:惨不忍睹、面目全非。十年后,虽然海默一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清查真凶的工作却十分艰难,找不到最先握棒挥向海默的那个暴徒,也找不到最后让海默一棒致命的那个凶手。仅此,就够我们深刻反思一辈子的了!半个世纪以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默默。见到她,我深感光阴的无情,从一个舞动小手的初生婴儿到满面风霜的妇人,只经历了一个噩梦连篇的黑夜。对于她来说,我向他叙述的可能是一个使她感到十分陌生的父亲。


三、

在编剧们住的那座主楼里,每逢周末,整个楼的人几乎都探亲访友去了。晚饭后很安静,到了六点,楼道里总会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声:叫的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叫井岩盾。她的声音响亮、尖细,而且有些犹疑。每一次都要叫到十几声以后才消失,之后寂然,无处可去的我就开始伏案写作了。夏初,海默从朝鲜板门店回来,我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每周末那女声的来源。他一听就明白了,随即作答:

“那一定是关露,你知道关露吗?”

我当然知道关露,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在1943年的日本画报上看到过她的照片,那是她出席日本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拍的,就是那张照片,使她成为妇孺皆知的汉奸,不断遭到举国民众的唾骂。1949年以后才听说她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人员,一个受命深入虎穴的红色间谍。但为此,她的青春、爱情、名声已经被完全撕碎、污损。但是让我难以理解的是,当下为什么不赶快公开宣传她的事迹,让这位在隐蔽战线上的抗敌女英雄,在更大范围里恢复名誉?为什么让她至今都身负骂名呢?

今天,这个神秘的人物居然是我的芳邻。我问海默:

“我可不可以跟她谈谈”。

海默回答说:

“再好也没有了!在这座楼上,不少人躲着她,一到周末她所以呼叫井岩盾的名字,因为她太寂寞,无人诉说。”

“井岩盾是她的爱人吧!”

“不!井岩盾也是一位曾在延安鲁艺学习过的作家,我们所的一位编剧。他只有三十来岁,比关露小十几岁哩!可能井岩盾和她谈得来,或者只有他不好意思拒绝关露。”

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里,我在走道里和关露擦肩而过,她把钥匙插进锁孔,没有立即开门,站在门前看着我。我也没有推自己的门,几秒钟的对视,光线很弱,我看不清她的面目。她先叫了我一声:

“小白桦!”当时文学界的确有人这么叫,因为文学界本来就有两位年长的“白桦”。

我走过去。她指着我说:

“我知道你,来自云南边疆,是海默告诉我的。你真的是很年轻!”

“不!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她苦笑笑,叹了一口气,夸张地重复着我的话:

“已经二十三岁了!”我猜想她一定是想到了她的二十三岁。

“愿意进来坐坐吗?不耽搁你写作?”

“一会儿,可以的?不打搅您吧?关露同志。”

“非常欢迎!请。”我走进去,她让我坐在靠椅上,她自己坐在床沿上,那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很简朴。我以为,她已经忘掉、或是特意把过去的“伪装”抹去。很自然,我一开始就在她的容貌上寻找浪漫诗人关露,红色间谍关露,但我都失败了。四十多岁的她,比起当时她的同龄人来,显得更苍老一些。她已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妪了,走在街上谁也想不到她曾经那样有才情,写过许多阳光明媚的诗歌。也想不到它曾经穿着最可体的旗袍,信步走在上海霞飞路上,手钏和耳环闪闪发光。她那双时髦皮鞋的高跟经常在出入极司菲尔路76号——那是一个最恐怖的“狼窝”——汪伪政府的特工总部。此刻,我看得出,她在全力支撑着的自信,掩饰着身不由己的神经质。那时,我还很孩子气,总想试图去探索她最敏感、最神秘的过去。

“关露同志!应该说,您又回到电影界来了。”

“不!我过去也没有做过电影。人们一见到我就想起《十字街头》里的那首歌词‘春天里来百花香’,那是偶一为之的玩儿票。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

“现在可以写呀,您的经历这么丰富和神奇。可以写一部很精彩的电影。”

她脸上的肌肉连连抽动了几下,像笑,又像哭:

“年轻同志!你知道党的纪律吗?铁的纪律里有一条是保密,面对党的机密,我没有自己,我的爱,我的恨,我的青春,我失去的和我得到的,我的诗,我的梦,包括我想告诉你和你想听的故事,都在一个警卫森严的保密室里,那里有许多带锁的抽屉,其中有一个抽屉躺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档案袋上,右上角写着绝密两个字,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名字——关露,我在那只袋袋里,至于什么时候打开那个袋袋,让我回到我自己的躯壳里来,我也无法知道……”

看来,从她那里听到我最想听到的神秘故事是不可能了,因为她压根就不会讲出来,这是党性。是不是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了呢?她不说话了,整个房间像死一样寂静,整个楼层像死一样寂静。

“可我又不能没人交谈,我能谈什么呢?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的家,我的儿女,没有,没有。但我不甘寂寞,我希望有人经常向我随便讲点什么,家庭生活呀!社会新闻呀!人们为什么吵架,为什么怄气,为什么笑,为什么哭?”

“……您没有痛苦和快乐吗?”

她茫然地看看窗外: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不在这里,关露没有回来,这里没有关露……”

我终于明白了,她的交谈只是想听别人说话,严格地说,他想听的是别人的故事和生活。

“啊!是这样,您的老朋友一定很多。”

“是的,有些……”她小声吐了四个字以后她就不再说什么了。

又停顿了很久,她用气音央求我:

“说说你自己,怎么参军,怎么走过火线。对,你来自云南边防部队,那里有的是奇风异俗,浪漫故事,有很多可讲的呀!”

“是的,有很多讲不完的话题。”

她要的只是听。我勉为其难地开始讲自己的经历,虽然她和我的互动很积极,但一对一地方式,我很不习惯。很快我就陷入一种难以脱身的、乏味的困境。这时我才完全明白,为什么每个周末她会在走道里呼叫井岩盾,井岩盾为什么大部分周末的傍晚不在房间里。突然停电使我有了一个告辞的理由,但她很迅速地点亮了蜡烛,而且告诉我:

“这样不是更好吗,就是不停电,我也常常独自面对烛光。”

我只好又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她可能已经看到了我的倦容:

“好了!谢谢你!真委屈你,周末,年轻人应该和年轻人一起热闹。”

我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好她握别,言不由衷地说:

“很高兴!关露同志!”

出了她的房间,我隐隐地有些担心,担心以后每逢周末,她在楼道里喊叫的不是井岩盾、而是我的名字。但我所担心的事并未发生,电影剧本创作所为了我的剧本早日投产,安排我去了北戴河的夏日别墅,这一去我就再也没见到关露了。后来,听到关于关露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可怕:1955年在潘汉年一案中受牵连,入狱两年。1967年,年过花甲的关露再次被捕,又是8年铁窗生涯。1982年3月,听说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她宣布了平反的决定。我真心为她高兴:这一次应该是真的回来了。可是,还没到年底,就听到她吞服大量安眠药,溘然长逝的噩耗。为此,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在平反以后,在洗尽污秽、正好大放光彩的时候,又匆匆离去了呢?!

我没有问……

201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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