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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股文



作者:邓云乡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第二章:源流和历史
第三章:存废争议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第五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第六章:八股与私塾教育
第七章:八股文教育特征
第八章:举例说明
第九章:选文六篇
第十章:名家名作碎锦
第十一章:谈谈作法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征
第十三章:八股与古文
第十四章:八股与诗
第十五章:八股与小说
第十六章:八股谈趣
第十七章:历史作用试析
第十八章:八股的历史负作用



前 言

  好像是在前年夏秋之间,忽然收到一封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约我给“清史知识丛书”写—本小书,只是一个大范围,并未指定具体选题。我匆匆写了一封回信,说是写一本《清代八股文》。当时也未仔细考虑,信发之后,因忙于其他杂事,手头还有写着的书稿,几乎把这事忘了。但后来北京朋友来信告我,说是书的预告已在《读书》杂志上刊登出来,我才着了慌,这才急忙动手准备写了。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八股文三问》,收在论文集《水流云在杂稿》中,虽然去年初已看过清样,可是到现在还未出书。因而我原想一个取巧的办法,把旧文延展开来,或作为书的附录,凑成一本书,岂不省事。但等到动手一写,感到要说的方面较多,实际例子也应该选一些,便于读者参阅理解,这样便决心抛开旧文,不再作偷懒的打算,重新写一本新书了。

  说起清代八股文,可以说早已是臭名远扬的了。历史上的争议不说,从本世纪初或上世纪末,就已被人骂臭了。直到近年报纸上,还有人写文骂它,可以说是骂了已一个多世纪。但这中间却有—些区别,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痛骂八股文的,大多是清末的维新派,或民族革命分子,这些人也都是受八股文教育出身的,有的甚至是科举考试两榜出身,进士翰林,他们愤列强之侵凌,痛朝政之腐败,或呼变法维新,或呼排满革命,八股时文、科举制度,被攻击痛骂,均首当其冲。接着清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种种措施,虽未能挽救清朝的灭亡,却也使中国教育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族革命继之反帝反封建,自然八股余孽,仍在痛骂之列。《反对党八股》,更使“八股”之名,形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这样最早在本世纪初骂八股的人,还知道八股是什么样子。后来到本世纪前期,受过八股教育的就越来越少,只模糊地把八股当成是腐朽空洞的代名词了。因而有《反对党八股》的名文出现。时至今日,本世纪末,连活了一百一十岁的前清秀才苏局仙老人也于去年去世了,就是说实际接触过八股文、受过八股文教育的人一个也没有了。对八股文有些模糊印象的人,也十分稀少了。对这一历史事实,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仍然一再重复维新时期、辛亥、五四时代的论调去骂它,而又不知所骂者为何物,岂非滑稽。极“左”思潮,对史学观点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十分严重的。万恶的封建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反正一边倒,予以臭骂就是了。常常以此代替较为科学客观的分析认识,对已经逝去的历史事物,自然无所谓,反正逝者如斯夫,过去的总是过去了。遗憾的是对于现在和未来,那就造成了许多模糊和错误的历史认识,或使人陷于习惯盲从的思维状态,这是十分遗憾的。

  八股文这一经历明清两代,延续了五百年的惟一教育、考试专用文体,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这一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人。在漫长历史时代中的那些名人,那些学者,那些志士仁人,今天尚均予以肯定。而培养他们的却是腐朽不堪,空洞无物的八股文教育,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历史矛盾现象。如果用简单化的谩骂予以否定,自然十分容易,但如果反问一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那该怎么说呢?不能解释八股文教育的作用,就无法理解这五百年中各种人材的成长过程;不理解这些人物,又如何能较清楚地理解这五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与本世纪衔接着的这段历史?难道这真是一笔糊涂帐吗?为此我感到有必要客观地以现在观点认识一下这个矛盾。如果是个谜,也应该试着解一解,猜一猜。不该满足于糊涂状态,跟着世纪初的人盲目地乱骂。为此我试着写了这本小书。题目似乎是腐朽的,而自认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严肃的课题。

  六十年代初曾听知堂老人说过:三十年代初期;北大曾有过开“八股文研究”课的设想。当时虽精于此道的老先生还不少,但能用现代观点分析这一历史制度的人却不多,当时据说找到一位,但不久那位老先生归道山了。这一设想便落了空,后遂无问津者。一晃半个多世纪,近一甲子过去了。现在再谈这个问题,自然要困难多了。真正懂这种文体;学过练过能写完篇八股的老人已经没有了。隔着时代来回顾它、研讨它,总不免隔阂。但虽请教无门,而文献尚在,冷静地阅读一些,思考一下,分析一下,对它的历史作用研讨一下,总是有一些较为清楚的新发现。这次系统地写完这本书,就更感到十几年来的思考没有错。八股文的作用,是在于强化思维能力的严格训练,在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下,训练思维能力的集中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先天的聪明才智,再加后天的八股文教育对思维能力的特殊严格训练,这样明、清两代八股文科举考试,仍能人材辈出的历史之谜,就完全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可以清楚地理解了。自然,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可能用现代观点认识这一问题的。

  全书分了十八个题目,尽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清代八股文,并举了各种例子,予以说明。其历史作用,除在各篇中结合实例予以说明外,在《历史作用试析》一篇中,作了总的综合说明。自认是对它有了一点较科学的肤浅认识。也许是“自卖自夸”,但“自夸”也还是自己的本色。非同于人云亦云的盲从也。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十几年前同俞平伯老师的通讯中,曾经说到过。俞师回信也曾多次谈起。这些信现已出版,是《俞平伯书信集》。近年同坎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柳存仁教授通讯频繁,去夏承他寄来早年用小楷精录的前人《四书文源流考》等资料多篇,并承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丈借到梁章钜《制艺丛话》、方苞《钦定四书文》等书,俞师哲嗣润民兄又从北京寄来《曲园课孙草》我所缺少的部分,在师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才完成了这本小书。在此一并感谢。“前言”是在写完第十八篇之后才写的,这样既是“前言”,又是后记了。

  癸酉年元月二十一日完稿于

  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这种说法,好像是笑话,实际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如不去认识它,乍一听好像是说海话,但如仔细结合中国的语言文字特征,传统思维方法特征,历史制度特征等方面认真地思考一下,便会感到这不是说笑话、海话,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只有从实际上才能回顾历史上的种种客观事物,用今天的眼光认识它的本质,包括其产生、发展和作用,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语言、文字是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从远古汉族就形成的。中国汉族语言的特征,是单音词组合的词语,如“我吃饭”、“你走路”,纵然南北各地方言语音有种种不同,差异很大,但语词分子、组合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音调也是单独的、而且都有音调上阴阳上去入五音的变化,而且口音的不同,并不影响阴阳上去人的音调的变化。如诗韵中山西读平声的字,广东人也照样读平声;山西读入声的字,广东照样念入声,尽管声音差异很大,而调子却一样。现在一般说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但严格讲:中原音韵还是有入声的。北京音也有入声,京剧演员在韵白及唱腔中都要把入声读出来。这里先不专门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因为这是题外话。但先明确这点,却是和八股文的产生大有关系的。

单音词语特征,又有阴阳上去入五音构成抑扬顿挫的音节,这样就使语言在读音上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节奏的和谐、回荡,听起来好听、读起来有劲,这种语言特征,是产生中国各种诗歌韵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产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八股文是要读出声的,学习八股文,首先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直接从声音上得感受。这是八股文在声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的因素之一。

文字是语言词语的符号,单音词语,就是单音字,在形体上整齐画一。抑扬顿挫的单音词和整齐画一的形体字,这就给语言上、文字上整齐和谐的对仗、对偶准备了自然产生的条件,也给后来的八股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从无到有的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了。而这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说: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易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俪辞,卒然成对。”

刘勰所举例子,都是《书经》中《大禹谟》篇中的例子,所谓“所营俪辞,卒然成对”,就是说所写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写骈体文,而是自然成对。为什么自然成对呢?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具备了成对的特征。其实不但刘勰所举“罪疑惟轻”两句成对,其上下文也是对仗的句子。现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段话中,“临下”、“御众”、“罚弗”、“赏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对”的吗?这种能够“卒然成对”的语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献《书经》,而在现代人读来,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的对仗句子,不但好读好记,而且也并不难以理解。这种语言文字特征,是产生发展为四六骈文的基础,也是发展成八股文的基础。因为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对的,等于长对联。但又不是纯粹的对子,而是加入许多虚词,包括连接、转折、语气“且夫”、“夫然后”、“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词语的对子。但对仗的语言文字,却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础,没有对仗,便没有八股文。清人汪随山《松烟小录》说:

“柳宗元《故国子监祭酒兼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骈体小句,大类后世制艺中之二比。”

这段文字形式如何,现分两小段引在后面,可以参看:

“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

乌蛮酋师,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

每一小段,读音节奏明显,短句又自成对仗,而语气上用虚词“于是”、“再举”、“一动”、“以归”、“以被”等转折、推进、完成。而两小段在字数、句数、词性、语气、平仄音调上又自然成对。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写成这样的。所以说对仗是八股文的基础,但又是在汉语、汉字本身的基础上形成。

以上只就语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说明其产生八股文的条件。如进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维上。因为人类语言的任何声音都是表现某种感情和意思的。汉语的单音词,每个声音都表现一种概念,或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许多声音组织在一起,便是一组完整的思维程序,因而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这中间就表现了对客观事物的思维程序的对照。世界上任何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是复杂的、多变的、多角的,这都能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综合,这样一切的对仗,就不只是语言文字的对仗,而是思维意思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有形的事物对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对照,正反两面的意思对仗才好,同样的意思就不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这是因中国语言文字特征所形成的特殊思维程序。用现在话说: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的思维。中国对仗的思维程序,语言文字的对仗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点,也最容易养成这种思维方法。当然,八股文的对仗思维和所用语言材料,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

对仗,表面看是声音、文字、词语对仗;实质是思维上的对仗,进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仗,而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从无到有的先秦典籍,独尊儒术的“经书”:“五经”、《论语》、《孟子》(后加《大学》)、《中庸》成为“四子书”一直是两千年间惟一的读书教材。虽然自六朝以后,四六骈文盛行,骚赋《文选》一度为读书人所重视,唐代以诗、赋考试取士,一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读书人热衷于读《文选》。但仍要考群经为内容的“帖经”,又称“帖括”,即任选参试者平日所习之某种经书考试之。且以写注疏为主,全凭平时熟读记忆。因之对“五经”、《论语》、《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学习教材,其传统的学习内容及方式并未中断。只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学子要多读一种李耳的《道德经》,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后,国家不再以诗、赋试士,考试经义。士子于初步读书教育完成后,即专治一种经书,参加考试。直至最高级(中间有郡贡士)礼部考试、殿试对策。文天祥《过零汀洋》诗:“患难遭逢起一经”句,所谓“一经”,就是以精研一部经书的老明经自居。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因而可以说:易于对仗的单音词语汉语、汉文是产生八股文的语言文字基础、思维逻辑基础;那“五经”、《四书》就是产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础,文章内容基础。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安定,首先在于经济政治的安定,在于人材的和平涌现,国家行政人材的不断接替。汉代人材的涌现是乡举里选,有如乡里逐层推荐。魏晋六朝国家动乱之际,讲求门第氏族,寒门子弟无进身之阶,人材涌现不平衡,也是动乱根源之一。唐初采用了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以迄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开始,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任命官吏的办法,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关系到文化的长期绵延,人材的不断涌现,各朝政治在各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各种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交接。这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对参加考试的竞争者来说,不管其将来考试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先学习文化,学会考试的内容,学会竞争的本领。从个人讲,固然有考中与考不中得失之忧,而从整个国家民族讲,则不但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遴选人材为国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学子读书苦学,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绵延、发展、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光辉历史文化,这和历代的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

考试制度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考试内容和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的制定,是为了便于考试评定程度,分别成绩优劣来制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难度,但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纵然表现方式不同,实际也还只是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因为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首在考试其在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思路条理、见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总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试,而是一种包括高级智力测验、政治见解观察、作人处世观考察的综合考试。“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文体,而其难度所显现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点。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过来观察历史事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历史事物有一较客观的理解和认识,不然,对这一延续了五六百年、涌现了数不清的历史优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训练学子,进行考试遴选人材的制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云亦云、莫名其妙地乱骂。受了现代教育,有一点现代科学观点的人,对历史事物,不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实际的客观科学认识吗?

“八股文”是因了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以及遴选人材、考试目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条件限制十分严格,写作难度很高的文体。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引清人焦循《时文说》,江国霖为梁章钜《制义丛话》写的“序”,论“八股文”之体制道:

“至其体制,焦循〈时文说〉曰:‘御宽平而有舆思,处恒虑而生危论。于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江国霖〈制义丛话〉序曰:‘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辞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曰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幸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则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这段文章说“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白文和朱熹注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温习,一句也不能忘。要记熟《佩文韵府》,每个字的四声要弄清,要学会对两个字以上到十几个字的长对子。要读熟名家的八股文几百篇,要学会写小楷,要具备了这些基本功,才能学作八股文。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现先将这些难点,作一概括的说明,以后再结合各节细述之。这样难的考试特定文体,其产生基础及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述。但有两点,现代人回顾历史事物,必须在认识上很好思维一下:一是如何学会写这样繁难的八股文;二是学会写八股文对学习者说来有什么用?这是两个十分重要,十分有趣的问题。我们是现代人,必须用现代眼光去认识它,作出比较科学的答复。不然,我们虽然读历史书,谈历史人物,而对元、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文化历史,在认识上总是模糊的,正像王国维讲词的境界一样,总是“隔”着一层的。


第二章:源流和历史

“八股文”远的不说,单从清代说起,从顺治初年算到光绪末年,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已二百五十来年。如再往前算,算到明代十四世纪末,那再加二百来年,就有四百多年历史了。但是持续了这么长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而且是官方特定的文体,它的产生历史并不十分明确,并不能简单明确地回答出是那朝那代那年那月颁布的命令,制定的形式。但到清代,那已经是很完整、固定的形式了。自然是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制度。

有人说: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而且规定《易经》、《诗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即《春秋》三传)及《孝经》、《论语》、《老子》诸书,随考生所习,考试时,出题若干,写出注疏。当时手写纸幅叫“帖”,所以叫“括帖”,又叫“帖经”。意思就是手写经书注疏的帖子。或用帖子写经书注疏。这只是从八股文考试内容范围而言有些关系,但“帖经”本身不是成篇的文章,所以不能作为“八股文”的原始形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取消唐代沿习下来的诗、赋、帖经取士的办法,以“经义”试士,学子考试以《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中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就是宋时的“经义”。这已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但还不同于专就《四书》命题的八股文,只不过已是写文,向前走了一大步了。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因此人们说到最早的八股文,从元代延祐年间,即十四世纪初就开始了。但其时还只是出题限制在《四子书》中,行文仿宋经义。严格的对仗排比,八股形式尚未完成。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日趋严格完备,到明代成化年间,即十五世纪中期,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公元一四五七年复辟后年号,共八年)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顾炎武这段话,把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正式八股文的出现,确定在成化年间,这是指当时乡会试,即国家省级、最高级考试正式确定的文章规格。至于以前类似这种形式、或已相当具备这种形式的文章,自然也有人写过,不过还不是正式规定,所以不算,也就是所说“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就是一样写“经义”内容的文章,既可以写字、段整齐对仗的文章,也可以写成参差不齐的散文格式,只要议论好、发挥好,都是好文章,都有考试得中的希望,并不因为格式上的不对,便不予评定。而在成化以后,乡会试中就严格规定了按照题目,如何以固定句数、段落数、正反虚实严格对仗的格式,来要求考试按格式写文章。那样必然评阅时先看格式,再看内容。格式不对,内容再好,也不评阅了。这样才形成了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也就是专为考试而制定的一种有固定格式的文体。

近人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到八股文体时总结道:“然则八股之法,实肇于宋绍兴、淳祐,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是从内容到形式,从不自觉的对偶到严格规定对仗成为一种法定形式而说的。大抵“八股文”在成为严格法定形式之前。是先规定了“经义”的内容,而参试者又习惯作唐以来的试律,习惯写对偶文字,正如清代钱大昕说:“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人习于排偶,文气虽疏畅,而两两相对犹如故也。”由于汉语特征,汉字文字传统,对偶为文,原很自然,“经义”内容的文字,进一步规定了对偶的形式,那就是法定的“八股文”了。

清代以女真族后裔,入主中华,政治眼光十分深远,对于明代沿习已久的官吏制度、考试制度、包括制义八股文,全部采取“拿来主义”,一切延续照办。《清史稿》卷一百零六“选举志”开头就说:

“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所说“制义”,就是八股文。另同书“选举三”述“文科”云: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

广义地说: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名称是很多的,先分别作一简单解释。“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是《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乡、会试首场均考三篇八股文,乾隆二十二年后加考“试帖诗”,由清初顺治二年,到清末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全部八股文试题均记在《清秘述闻》及其续集、再续集三书中。

清代承继明代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直到清末,先废八股,改试策论,后即废科举,改学校。在这中间,八股延续了二百来年,这中间也有一些变化。康熙二年就曾经一度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东华录》、《清史稿》等书中均有记载。《东华录》康熙二年八月记云:

“礼部议复:乡会试停止八股,头场策五篇,二场《四书》及《五经》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为始。”

王士禛《池北偶谈》记道: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论各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迄丁末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议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

王枕甫《蚓庵琐语》也记道:

“康熙元年以前,考取乡会试,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内,因上谕: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禁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钦此。自甲辰改制科,历丁末,至康熙八年己酉,礼部题定,嗣后仍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考试。俱奉旨依议。”

清代第一次取消八股文,但礼部有人反对。王士祯文中所说的黄机就奏请恢复,理由云:

“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以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简单说:两点理由,一是不考八股文,太容易,评定成绩自然困难,这是从考试技术上着眼。二是考察人思想上着眼,怕不考八股文,人们不好好读《四书》、《五经》,他的建议得到允准。康熙七年,又恢复初制,仍用八股文考试。而当时考试,除府考考秀才较简单而外、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进士,都较复杂,要考三场,每场头天一早进考场,第二天才出来。休息一天,再进场。如此三次,首场原定《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就是《五经》四题可任选一经,即只写一篇。二场论、判、诏、诰等,就是写议论文及拟公文。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但表面看考试内容很多,实际其他都是搭配的,主要评定标准是看八股文如何。《清史稿》“选举志”三也这样说:

“二十四年(按指康熙时),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诗、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章多雷同抄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

说来说去,还是八股文。但八股文制度明、清以来,沿习既久,毛病、缺点当然越来越多。由康熙初一度取消,不久恢复之后,又过了七十来年,到了乾隆三年,又有人出来反对,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其主要论点道: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材实学之道。”

但是舒赫德的废除八股文主张没有发生作用,奏章发给礼部议复,反对他的主张,给予了驳斥,八股文试士办法得以照常执行,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驳斥的理由说的也十分有力。其理由道:

“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源,不已过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甚,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

驳斥的论点,先肯定舒赫德陈奏时艺之弊的论点,但马上一转立法不能无弊,但贵在补救,以责实要求。反问八股文虽是小技,而明、清以来,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未尝不是从这条途径产生的。这一反问符合客观实际,十分有力,难以否定。这是鄂尔泰的主张。《清史稿》“选举志”三说:“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鄂尔泰字韵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时是大学士,是乾隆作皇帝的顾命大臣。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后来在乾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作到武英殿大学士,平金川功,图形紫光阁。但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反对科举制度,八股文取士,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是有利于满人,而大大不利于汉人,堵绝了汉人仕宦之路。因为当时八股文科举考试,对汉人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才涌现的出路。在当时作官的途径上,满人人数少,而途径则比汉人多得多。舒赫德反对科举八股文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削弱汉人政治力量,而尽量照顾旗人满洲利益。这同他乾隆二年上疏请“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了。

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除考八股文而外,增加了考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乾隆四十七年规定,首场试艺后,再写一首五言八韵律诗。即八股文后面,再写一首俗名所说的“试帖诗”。这是和八股文性质一样的一种考试诗体,将单列题目介绍,在此不赘述。

据《清史稿》“选举志”之记载,乾隆后期,因方苞奉敕编的制义文程式官书《钦定四书文》通行既久,学写八股的人,大多抄袭源词,不知根底,侍读杨述曾又上奏折请废除八股文以文字抄袭源词之弊。但也只严责考试官,并未废除八股文。杨述曾字二思,乾隆初进士,参与修《通鉴辑览》,著有《南圃文稿》,本身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人。

纵观清代,从康熙初、乾隆初,到乾隆后期,三次有人提议取消八股文,但均未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后一年,也是本世纪初的一九0一年,才废除八股文。乡、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这就是说:自十四、五世纪开始的八股文,直到十九世纪结束才终止。其历史寿命延续了四五百年。


第三章:存废争议

八股文从明代到清代,历史寿命经过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中争论也是不断的,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议论纷纷,数百年中,彼伏此起,始终不断。有的向皇帝上奏折反对,有的在著作中论其弊端,有的在诗文中加以讥笑讽刺,有的在小说戏剧中加以夸张描绘,这一系列的议论意见,颇有可说者,现先按时代先后加以征引说明,以见其议论的情况,进而分析焦点,以加深其对这历史现象的认识。

《风雨楼丛书》所收《伥伥集》卷三清初吕留良《东庄诗存》,《真进士歌》云:

“仕宦重科目,莫与进士比,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间盖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来几十科,科几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同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我言凶恶如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祟桢夫妇伴缄贶……”

“崇祯”句后,吕留良自注道:“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嫉俗之忠言也。”这是对八股文十分愤激的话,把明朝的灭亡责任,归到八股文的文体上以及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上。吕留良号晚村,明末讲朱、程之学,入清不仕,削发为僧。死后,雍正时,因文字狱,著述被毁。存诗为后人所辑,所引《真进士歌》的后面骂进士的话很多,如“此曹面目人人殊,吾今愿得患数之。胸藏不满芝麻鉴,句读不断打油诗;一旦剖符列郡县,便瞒天眼剥地皮;善事上官阿权贵,好官得意吾恣为。亦有假廉邀初誉,依傍门户求吹嘘;欲取故与袒机智,后来贪婪无人疑;赭衣满道盗盈谷,吏部年年转资禄……天下层多闲笑骂,人生须有好园田。君不见,伯颜已至临安市,隼亭山下青烟起。临安犹自辇黄金,甲科榜中买姓氏……”吕留良诗中就是针对明末八股取士,科甲进士入清以后,又作清朝官,这些历史事实来笑骂的,似乎明亡的原因全在于此,骂的固然痛快,而事实却另有其复杂原因,况明朝朱家的政权亡了,老百姓仍得在新政权下生活下去,历史仍要发展下去,人才仍要一次一次地遴选涌现,进士有好有坏,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正直之士,岂能一概而论。所以愤激的话,虽然能博得人的彩声,却经不起历史科学的分析评价。“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文同具”故事,不少清初笔记中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说榜书红纸,贴在“大明门”上。“大明门”在天安门前正路南端,清代改为大清门,辛亥后改为中华门,是旧时代表“国门”的门,现早已拆除,没有“国门”的象征了。这个传说见于吕留良诗注中,其时明亡未久,可见流传很广,也较可靠。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四勿斋随笔》云:

“李文贞公,康熙九年庚戌进士。前此时文陋易,浮滑相尚,可以不学而能。京师无名氏,有绘《八瞽图》者,作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题书画,或调琴奕棋,言作八股文者,如此八瞽之无知妄作也。朝廷耻之,遂废八股,以策取士。”

类似这样的对八股文的辛辣讽刺还有,袁枚《随园诗话》记云: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上所引两则资料都是对八股文的尖锐讽刺,第一则“八瞽图”,以“八瞽”谐“八股”音,如瞎子一样,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力量很大,影响到朝廷,因了这种舆论压力,取消八股。但黄机奏请恢复八股,所持理由:第一是只考策论,太简易,必须考八股,可见八股文是相当难的。因为难,学习就要花很大力气,而社会上却认为是“瞎子摸象”一样,因此“八瞽”讥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如进一步理解,那盲人题诗、作画也许必然更加困难些。因而这一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呢?第二是如不考八股文,人们将不再讲求《四书》、《五经》等圣贤之学。这如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体系,不讲求孔孟儒家学说,必将没有思想核心,引起思想混乱。由于“八瞽”的讥讽,取消八股,又由于这样的原因,恢复八股。看来说“瞽”、说空,也还是相对的。在当时还有它现实的原因。

第二则讽刺八股文的顺口溜,最少晚于“八瞽图”的讽刺七八十年至百年以上,也就是说八股文的制度又推行百来年,同样命题范围的文章又不知作了多少万篇,真是既滥且烂了。只作八股文的读书人,是最不济的,没有学问、没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是“三通四史”、即《通典》、《通志》、《通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即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案头设的都是讲八股文的书,所谓“讲章”,就是讲义,所谓“高头”,就是这种书每页上面的空白处留的很大,便于读时加注,可以多写字。俗叫“天头”。空白处高,叫“高头”。“新科利器”,就是最近一科考中的状元、进士等人的文章新刻本。当时各省每三年考中的举人、或每三年京中考中的进士,他们的文章,很快便有人刻成书卖,叫作“闱墨”,学子反复读诵揣摩,以便了解文章风尚,学习文艺,以便模仿,争取下次参加考试得中。这种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表面看,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八股文写的再好,也是空的,没有用处,纵然得中作了官,也等于是骗来的,没有给老百姓办事的本事,也没有给朝廷办事的本事,所以也活该百姓、朝廷倒霉、晦气。这对八股文的批判、讽刺十分全面。但说来也还是气愤的说,比较偏激。因为当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的时候,清代当时的吏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还是比较好的时代,这些众多的学者和众多的官吏,都是学写八股文出身,这又是最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社会上这次讽刺八股文的时候,也正是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请废八股文,鄂尔泰反对取消八股文的时代。舒赫德说“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等等;鄂尔泰反驳他,先也承认“全无实用”。在这点上对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从“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也由此产生的客观事实上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似乎都未触及矛盾本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现代人逻辑的头脑和科学的观点,以现代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争议,它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几百年中考的是“不适于用”,徒事空言,辗转抄袭的八股文,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士又出于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

“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

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 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0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0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

“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

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到清代末年,废除八股之前,关于八股的争论,仍囿于清代前、中期的论点。《清经世文编》卷一二0载李长源《考试论》云: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外此则不遑涉猎,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非所素习,措置无从,皆因仕学两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论也还只是专讲八股,没有其他知识,学用不一致,言行不统一等表面现象。因而也禁不起反问。如光绪时朱瞑庵《时艺论》(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录》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荪)中就反问“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指李鸿章)、郭(郭嵩焘)、沈(沈葆祯)、丁(丁宝桢)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说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讲夷务,学外国事,也无往而不利了。这论调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编修的话:“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从康熙时汪琬的话,到《儒林外史》鲁编修的话,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话,是一条轨迹下来的,是八股文的拥护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后,中国打了大败仗,世界思潮冲击中国,到戊戌政变时,新旧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势,八股文到了垂死阶段。《戊戌政变记》卷三记云:

“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罢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为代奏,书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不为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达辇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谣言,几欲殴击。”

同书记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谕: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废止八股,考试策论,但不久即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不乏通经致用之士,乃近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随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人才,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体改用策论。”

但同年六月陈宝琛、张之洞等所议“科举章程”,乡会试第三场,学政各省岁科试正场,仍用《四书》文。就是并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这也只是帝党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囚光绪于瀛台,西太后那拉氏重新垂帘听政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谕”: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不过这只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并不是说八股文还有生命力。因为争议了几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时只是回光反照了。过了三年,庚子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下了废除八股文的上谕。据《光绪东华录》卷一七零辛丑十月记云:

“礼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谕,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又过了三年,科举考试也结束了。清代最后两科会试:癸卯科状元山东人王寿彭,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会试时都不是写八股文,而是改写策论了。甲辰之后,科举也停止了。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八股文是专为科举考试及其他考试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因而解说清代八股,也必须概括地介绍一下清代的考试制度。在前引《光绪东华录》辛丑十月所记不准使用八股文的各种考试中,曾说“嗣后乡、会试”、“生员岁科考试”、“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等几种。这里说的很概括,把出身考试和差事考试并在一起说,看来也很简单,实际上则不然,清代的法定考试制度,说来则是很复杂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大小小的考试,都是和八股文密切相关的。清代社会上一般把“八股文”叫作敲门砖,意思是用它敲开仕宦之门。能够中了进士,作了官,就不需要八股文了,就可如丢掉敲门砖那样丢掉了。此说最早于清初即十分流行,冯班《钝吟杂录》云:

“人于其所业,当竭一生之力为之。毋求其便者,必为其难者。吾少年学举子之业,教我者曰:此敲门砖也,得第则舍之矣。但猎取浅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远者、高者,不务也、必无人知,则质矣。后从魏叔子先生见缪当时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尽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为举子业,谁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浅易,子其困矣。”实际上也不尽然,固然纵使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入了翰林院,将来可以放主考、放学台去考别人了,还要自己作什么八股文呢?岂不知翰林院的庶吉士,还要参加派差事的考试,叫作“考差”;翰林院的翰林作到一定时期,也要考试,看看你学问荒疏了没有,如果成绩不好,则把你派到外省去作地方官,不让你再作翰林院庶吉士,叫作“散馆”,这些考试,也都要考“八股文”。因此翰林院的官吏如庶吉士、编修等,平时也不能把八股文丢掉,还是要经常练习。如《林则徐日记》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记云:

“司文会,出《四书》题:‘性相近也’二句。诗题:‘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本日作文一篇。”

三月初一日记云:

“兰卿司文课,课题:‘居之无倦’二句。诗题:‘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是日因须写信,未作课文。”

当时林则徐、李兰卿等人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已是七品官了。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而这些人已经经历了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等等大小考试不知多少次,烂熟的八股文也不知写过几百篇、上千篇了。下面把这些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各种考试大体作个介绍。 先从最低级的童生考秀才说起。秀才是最起码的功名,但是考中一个秀才也不容易。而且纵然考中了,要始终保持住秀才的身份,也还要不断地练习作八股文,以保证每年的岁考顺利过关。

由具备了参加考秀才的资格——童生,到考中秀才,要经过县考、府考、院考三个等级。一个儿童,读了十来年《四书》、五经,学会了写八股文、试帖诗,想奔一生前途,就得参加考试。清代地方建制,是县、州(府辖州同县,直隶州归省直接管),府、省至京城朝廷中央,地方是三级。各省各府、州、县大面积乡村中各村镇读书儿童,遇到本县县官布告考试日期,向县衙署礼房报名参加考试,填写姓名、籍贯、年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在世、去世、曾否作官等履历。并要同考五人互相联保的文约、本乡廪生保证的证明书等文件,保证没有冒充本县籍贯、不在服丧期中、不是顶替别人,不是假造姓名、身世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直系子孙,方准应考。试卷由县衙署准备,发给考生,红格纸,每页十四行,每行十八字,共十数页,附草稿纸,统一规格。交卷时连草稿纸一齐交。考试用品笔墨自带,食物自带,由本县官主试,要考好几场,但最重要的是头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当天下午交卷。试《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诗、文书写皆正楷,按一定八股格式,文章要点句、每一股画一勾标明,叫“勾股”,文章三百字完篇,不得超过七百字。卷子姓名弥封,只有坐位号数。按成绩发榜,榜很特别,每五十人写成一大圆圈。第一名先写抬高一字,二名以下以次向左按圆形次序书写,至第五十名正好写到第一名之右侧。第二圈第一名实即第五十一名不再提高,但仍在上上正中间,每一圈谓之一圈、或一图、或一团。这是县考正场,俗名“考童生”,考在第一名的叫“案首”。考在前二三十名的,县官都要面试。正场考完,还要考二、三、四场,不过只是形式,不考也可以。但不少考生还愿参加,目的是增加考场锻炼的机会,多作几篇八股文试帖诗而外,还可写经文,律赋等,为将来参加乡试、会试作准备。全部考完出长榜叫“长案”。

县归府管,县试之后,就要到府里考府试。府考主试官即本府之知府,第一场为正场,仍作八股文即《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篇,一切办法均与县试同。府试正场之外,也要考二、三、四场,有时县试、府试可至五、六场,不愿参加者听便。这些正场外的考试,用现代话说,等于正式考试前实际观摩练兵。因府试长榜发后,榜上有名者才能参加考秀才,叫院试。府试长榜第一名叫“府案首”,这一个照例考秀才时要被录取为秀才。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都是作八股出身,这里有段好资料,可见他们参加县试、府试情况。《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有“戊戌”(一八九八年)日记,其中二月、三月中记云:

“接绍二十三日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一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

“二十日,晴,下午接绍函,并诗文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过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

十月以后记云:

“十一月初六日,会稽县试,予与大哥均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阴。下午往学前看县考大案,凡十一图,案首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材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二十四,伯文叔四图十九。”

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府考大案:“予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二十二,仲翔叔二图第四。会稽人共十图。”

“日记”是周作人所记,并在引用时解释道,府考时鲁迅已到南京上学,因考过县考,为了保留名字可以参加秀才考试即院试,托人代考府考。清末考试规则渐松,这种小考可以代替,比较马虎了。

会稽是绍兴府首县,县衙、府署在一个城中,考生家住城里的自然方便。如住乡间,那来往就不便了。

经过县府考试,取得童生资格,童生名册经府衙送呈学政后,这些童生才能参加秀才考试。“学政”是专管考秀才的官名,先将这个官职作一介绍,才便于说清考秀才的情况。“学政”在(清史稿)“职官志”中正式名称是“提督学政”,省各一人。以北京各部侍郎、京堂、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简用。三年一任。于子、卯、午、酉乡试年分和八月由北京钦命简放,分省分远近,按驿前往各省,于年终到任。学政的工作是到省巡历各府,主持岁、科两试考秀才。童生考秀才,每三年中有两次机会。逢丑、未、辰、戌年叫岁考,寅、申、巳、亥年叫科考。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科考为送乡试之考试。按成绩由学政编造名册送省城布政使(俗称“藩台”)衙门,准备赴省参加乡试,即考举人。岁考则为对已进过学的秀才的成绩考察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考一等者叫“廪生”,二等“增生”,三等“附生”,由公家发给一定生活费,“廪”是国家粮仓的意思,“廪生”全称叫“廪膳生”即按月向公家粮仓领口粮的学生。考的最不好的可以处罚,革去顶戴。已进学的秀才在原籍,每遇岁考,必须参加。俗话说:“秀才好作岁考难”,就是指此。岁考清初均《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乾隆后,岁考八股一篇,经文一篇,试帖诗五言八韵一首,默写《圣谕广训》一则。科考《四书文》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是为乡试作准备。考试日寅正点名,即日交卷,书法正楷。

学政于所在省赴各府举行科、岁试,考试这些老秀才的同时,另择日期,考试各县的童生,因学政都带有翰林院编修或检讨的职衔,所以童生接受学政的考试,叫作“院试”。考场叫贡院、试院,或叫考棚。正场考《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考试时学政亲自点名,核对十分严格。担任保证人的廪生(即上届岁、科考一等每月领公费的老秀才)认清楚,搜查所带文具物品等等,领弥封卷进场封门,题目写在木牌或牌灯上,人扛了在场中四周行走,参加考试的抄下题目作八股文,两文一诗,当天交卷。第二天有时学政还要提覆,即指名面试某人。然后还有复试一场。经过县、府、院试三关通过,榜上有名,才能“进学”,作个秀才。

童生考秀才,在年龄上没有限制,最小可以小到十三、四岁,大的也可以是五、六十岁。《儒林外史》一开头写的周进、范进,都是五十多岁老童生。周进是考不进秀才,别人凑钱捐了个监生资格进场考举人得中。范进则是从二十岁考起,考了二十多次,直到五十四岁才考进秀才的。这些人几十年中为了取得这个起码资格,那八股文真不知读过多少,写过多少了。

考进秀才的人,前面谈岁考、科考时,都已说过,这些人在原籍每三年中,就要参加两次学政主持的八股文、试帖诗考试。如果遇到乡试年分,到省城参加乡试,考中举人,那就算有了出路。如考不中,回到县里,继续作秀才,还要继续参加岁考、科考。如三次或五次不参加岁试、科试,便取消秀才资格。因而在此期间,还要随时练习作“八股文”。一句话:清代秀才和八股文是结了不解之缘的。

秀才考举人,谓之乡试。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进行,为正科。遇万寿或特殊庆典,加试一科,叫恩科。乡试在各省城贡院举行。乡试日期在秋季中秋节前后举行,各省日期一样。八月初九为第一场(正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与试者初九寅时进场,初十下午开始出场。考生在试场内过夜。十一日考生休息一日,十二日再进场,考经文五篇。十三日出场。十五日再进场,考策问五道。考举人由京城放正、副主考来主持,正、副主考有钦差身份,地方官总督、巡抚隆重接送,负责办理考试事宜,各省都盖有专门考试举子的贡院,规模十分宏大。一般都建在城内东南方,内大堂、号舍、明远楼等主要建筑各省都一样。只是号舍多少不同。各省正、副主考官,清初出身不限,康熙十年以后,从御史何之英请,专用进士出身人员。乾隆后,简派正、副主考均经过考试,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各部侍郎、阁学、三品京堂均可参加考试,曰“大考差”。不过参试人员均各衙门保送,考差是御试,即皇帝主持,乾、嘉而后,多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考差初行时,结果名单公布,稍后即密定名次,陆续简发,先放边远省分,然后放邻近省分,最后放顺天府主考。御试考差及考举人都与八股文有密切关系。林则徐嘉庆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放过江西副主考,在他的日记有详细记录,是最好的直观资料,现择引如下,以见考差、放主考、乡试考举人的全过程。当时林则徐已是编修(林嘉庆十九年三十岁时庶吉士散馆以编修任用),五月初六记云:“即赴圆明园,为次日御门侍班。是晚偕钰夫、莱山于爪葛墩相宅,为十六日考差小寓。”

初七日记云:“寅刻入贤良门。黎明上御门,在丹墀下侍班。事毕,适是日翰林院保送御史十人引见……”

十一日记云:“赴廖仪卿处会课,因考期已近,同人各书折字,不作时文。”

殿试、考差,写大白折翰林字最重要,所以以后数日皆记“写折字”,十五日至圆明园寓。

十六日记云:“寅初刻诣官门外接试卷,入正大光明殿,寅正刻,发下题目:书题‘克己复礼为仁’,次题‘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诗题‘赋得膏泽多丰年’,得‘多’字。酉刻纳卷出……是日与试者共二百九人。”(按据中华书局《林则徐集·日记》引用。“书题”二字,当系“首题”笔误。“克己复礼为仁”句见《论语》十一《颜渊》篇。是八股文的题目。是《四书》题,非经义的《书经》题。)

十七日记云:“闻本日简派阅卷大臣;董中堂师,戴可亭宗伯,刘信芳大司马,卢与石、黄左田、戴芷湾、秀楚、翘宝共八人。”

二十三日记“引见”,即见皇上,“次起居首”,即第二批第一人,共引见七十三人。六月初一记放云、贵试差。十二日记放福建、广东、广西试差。十九日记放四川、湖南试差。闰六月初十记放江西、浙江、湖北正副主考。林“钦点江西副主考”,吴美存正主考。十一日记谢恩。十六日离京去江西,八月初一到达南昌。清代主考官到达各省的日期是一致的,都是八月初一到省城。由北京出发,路远先走,路近晚走,都是按日期算好日子走驿路前往。

八月初六日记云:“未刻由抚署坐亮轿赴贡院……在至公堂小坐,即入内帘,下榻于奎宿堂。其庭有五桂,清芳袭人,乃钱香树先生于乾隆丁卯典江西试时所植,已七十年矣。”

初七日记云:“早晨帘官十四人同来见(同知二人,知县十二人)……”(按均临时调来阅卷官。)

初八日记云:“早晨与美存前辈出玉清堂坐公案,掣十四房次第签。申刻封奎宿堂门,自出题目,传匠进刻。首题‘子曰女得人焉’至‘偃之室也’;次‘所求乎子’四句;三‘传说举于版乐之间’五句;诗‘赋得日照香炉生紫烟’,得‘烟’字。亥刻刊毕,始闻外场封门炮……题目纸刷印甚缓,与美存前辈及诸帘官监视彻夜。”

初九日记云:“黎明始得题纸七千张,与美存前辈先送至红门,监临接出,旋又续发四千张毕。”

初十记云“首场放牌,查取坊刻成文,二鼓净场。”

十一日记自书五经题:《易》“有学盈缶”、《书》“用赉尔秬鬯一卣”、《诗》“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春秋》“吴子使礼来聘”、《礼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十二日第二场五经、十五日第三场策题五道。十六日三场出场。但主考及同考官等还被锁在贡院评阅卷子。

十三日即记“傍晚外帘送硃卷来,因时已黄昏,未能分阅。”

考举人时,所有文上墨笔写的卷子,全由抄手用银硃红笔重新抄过,分给各阅卷官看,主要是防止因认识笔迹而作弊,这叫“硃卷”。等决定取中后,再与“墨卷”核对。

十四日记“辰刻出玉清堂,视十四房分卷。未刻始有荐卷,阅十本,取一本,备取两本。”其后自十五日至三十日均记“阅荐卷”若干本,直至九月初一才记云:“检数日阅过荐卷,分别去取,并吊阅二、三场互相比较。”初二日记云:“披阅荐卷二三场,下午将拟中之卷,发交各房查对二三场笔气。”从这些记录可以知道,各个房考官首先评阅的都是头场卷子,即三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房考官看到好的,选出来送给主考。林是副主考,据记十五天中共阅荐卷四百七十余分,有时还记取几本,取中率约为十至十三分之一。取中之后,才调阅、查对二三场卷子。可见不但取中与否全凭八股文、试帖诗,而且一般二三场卷子,看也没有人看了。只有极少数被取中幸运儿才被调阅二、三场的卷子。可见当时考试全凭八股文了。

在八月二十六日记云:“阅荐卷三十本。是日得元,且佳卷甚多,夜改魁卷,发刻。”这条日记很值得我们深入认识八股文这一历史情况时去思索。就是在这样众多的比较好的、已取中的试卷中,忽然间发现第一名,以及二三四五名以下名次的排列,标准是什么,如果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是“元”,举人第一名叫“解元”,而且后面还有好几天,安知以后几天看的卷子都不如他呢?但他却能肯定这是“元”,虽然八股文在形式上的严格限制很多,有便于决定符合不符合标准,但众多卷子都符合标准,这种抽象的文章,全凭评卷人的直观感觉,这就全看主考的水平与好恶。而且举人得中的卷子,都要刻成《新科闱墨》,发榜后在社会公开卖,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元”的文章,如在读者中受不到赞赏,那主考不但要丢脸,而且要引起大问题,甚至被判罪送掉性命。清代各种科场案数屡见不鲜。所以主考不是好当的。对评判八股文,的确要有一点水平,这水平也的确是从自己的苦功和才华得来的。而且还得十分认真。自九月初三到九月初六四天中均记“点阅落卷”,初六还记云:“得‘爱’字二十一号卷,诧为异才,亟拨之。既揭晓,乃周仲墀也……素有才名。”此条也要略加说明:即考生交了试卷,先由抄手用硃笔抄成硃卷,分送各阅卷官看,阅卷官各有代号“字”及编号。阅卷官认为好的,送给正、副主考即“荐卷”。不好的即丢在大纸篓中。正、副主考看完“荐卷”后,再到这些大纸篓中翻阅被丢弃的试卷谓之“点阅落卷”,遇到幸者,被主考看上,又被取中。取中之后,再调来墨卷,掀开密封,才知道取中的是谁。九月初八日记连夜写榜。初九记丑刻(即午夜二三时)送榜出红门,这样这次乡试才算结束。

据《林则徐日记》所引各条,大体上了解了考举人的全过程,主要是看八股文写的如何。可想而知这些人为写好八股文所花的功夫,包括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该是多么不容易了。这些功夫是否白花呢?有什么用呢?这是今天以现代观点认识历史事物八股文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举考试,头年秋天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即可到北京参加会试,即考进士。而且旅途费用是公家发给,所以叫“公车”。如果春天连着考中,就是连中。举人、进士、再有一次机会的殿试都考第一,就叫“连中三元”。会试每逢丑、未、辰、戌年举行为正科。遇有万寿等恩科,有乡试恩科,也有会试恩科。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三月初九、初十第一场,十二、十三第二场,十五、十六为第三场。由钦派正总裁一人、副总裁三人、同考官十八人主持。当年全国官吏都关心着会试的举行。每遇会试年分、正副总裁名单,会试题目、结果很快就传遍全国。《林则徐日记》中,也不只一次记到会试的情况。如道光二年在杭州三月二十九日记云:

“黎明肩舆人城……见会试总裁单,又见会闱题目:首‘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次‘鸢飞戾天’一节,三‘见其礼而知其政’;诗‘赋得春风风人’,得□字。”(原书缺字)

又如道光十八年在武昌湖广总督任上四月初一记云:

“接京中三月十七日所寄第二十一号家书。阅会试题目:头场首‘言必信,行必果’,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得‘声’字。同系朱子詠假山诗。二场……”

科举考试到京参加会试,考不中,可以隔三年继续考。考不中,还可以考,有得中举人之后,参加十次八次会试还考不中进士的,也不希奇。有的人硬是活到老,考到老的。但不管怎么考,八股文试帖诗是主要的、重要的。同考举人一样,仍以头场八股文三篇、试帖诗五言八韵一首作为取舍标准。

科举考试只有会试榜上有名,再参加殿试,分三甲即三等时,是写白帖、金殿对策。即策问,不再考八股文了。但还有试帖诗,而且要会写馆阁体的翰林字。但这只有一次机会。因为会试后只要榜上有名,殿试名次前后,排在几甲,虽然荣誉上有分别,而对作官的前途就没有什么大关系了。总之,八股文与科举考试分不开的。因此先将科举考试情况简单地作个介绍。


第五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八股文与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而说到科举考试,除前文所说一些考试程序,及府、乡、会试这三级考试制度而外,尚有三点,必须注意到:即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的衡估;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艰苦性;考试弊端及科场狱。在大体介绍完考试程序、制度,照现在说法:地区级、省级、国家级考试情况之后,再大体介绍一下这三方的概况,在全面理解清代八股文和考试制度上是有帮助的。

先说第一点:我国历史上国家遴选人材,任用官吏,在汉代用的是乡举里选,九品中正的办法;六朝时南朝因南渡偏安,家族势力影响政权,遴选人材,一时讲求士族门第,所谓王谢门第,高不可攀。到了唐代立国,国势强盛,政治稳定,便以诗、赋开科取士,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样给年青才俊之士,以一个公平合理的进身竞争机会。其后宋、元、明、清一直采用这一科举考试制度,尽管考试文体不一样,公平竞争的机会还是一致的。清代继承明代办法和考试内容,后来在乾隆时除八股文而外,又加了试帖诗。作通八股文、试帖诗,已经是很难了;作好那自然就更难。正因为其有相当难度,所以对各级考试说来,才能有所区分,有所遴选。从国家的角度讲,才能真正遴选出聪明才智、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从个人的角度讲,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奔竞的目标。纵使寒家子弟,一旦金榜题名,便能致身高贵。不然,纵使富贵之家,子弟不肖,便也日渐没落。在客观上,也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但是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机会也不是平等的。有竞争,便有胜利者、失败者、幸运者、倒霉者……而竞争者本身,条件也各不相同,有聪明、有平庸、有愚鲁、有努力、有懒惰、有健康、有疾病、有遇到名师的、有求教无门的、有富贵的、有贫穷的……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戏剧、小说中这样的角色太多了,且不说,就是真实历史人物,这样的情况也很多。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

清初大诗人王渔洋:顺治七年十七岁,童子试进学成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连登中第六名举人;顺治九年十九岁,会试报罢落第归。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中试,因故未殿试。顺治十五年,补殿试,二甲成进士。

清中叶林则徐:嘉庆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岁进学成秀才,嘉庆九年,二十岁,中二十九名举人,嘉庆十年、十四年两次会试落第,嘉庆十六年二十七岁,会试、殿试二甲第五名成进士。

再如清代后期的近代人:张之洞二十六岁一甲二名进士及第。著名的洪状元洪钧,同治七年二十九岁时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光绪十五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时成进士。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举考试中比较顺利的,所谓少年科第。清代二十岁以前会试中进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记载了许多人,大多十八九岁就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些同现在名牌大学的少年班一样,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届的会试、殿试,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现在的话说,也还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特别年青、特别年老的在少数,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间的年龄。这是正常的科举年龄,但是也有八股科举考试不十分顺利的。如清代后期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道光三十年二十一岁时入学成秀才,考了十一次举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经过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又经过五次会试,至光绪六年,即又过了十年才成进士,前后经过三十年,成进士时已经六十一足岁了。他有一枚藏书章,上刻朱文:

“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这自然是他晚年的图章,从中也可见他在八股文科名考试途径上的坎坷与执著,以及重视科名的欣慰。他为了凑四个“庚”字,把他咸丰末到北京入资为郎,捐户部郎中衔的年分说成“明经”,其实明经是汉、唐的科甲名称,清代是无这一官方名称的。只能说“老秀才”为明经,他十年秀才仍未中举,因而自称明经了。

近人南通张謇十六岁进学为秀才,到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已三十三岁,光绪二十年中状元,已四十二岁。由秀才到举人,用了十七年;由举人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用了九年。前后也二十六年。这中间也是经过十次以上乡、会试落第的经历,最后才得中状元的。比起那些连中的(即春天进学作了秀才,当年秋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到北京会试、殿试中进士点翰林),或经过一两次乡、会试落第接着便考中的人就艰难多了。

不过像李慈铭、张謇这一类的人,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总算还中了进士、状元。而有的人则更不走运,进了学,成了秀才,却考不中举人,甚至考几十次也考不上。最著名的人物如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据《淄川县志》记载:“弱冠应童子试,即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按即施闰章,顺治己丑进士,曾提督山东学政。康熙己未,又举博学宏词,是清初大家。),文名藉甚。”说来年青时八股文写的一定很好的了。可是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考了一辈子举人,也未考中。直到七十岁时才援例补了贡生。另一位著名诗人黄仲则,《两当轩诗集》的作者,乾隆三十年十七岁时进学成为秀才,常州府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在三千人当中,以第一名进学。可是以后在江宁乡试三次,在顺天乡试三次,直到卅二岁时,尚未考中举人,卅五岁时就短命死了。他的好朋友洪亮吉十五岁时学写八股文全篇,十六岁开始考秀才,考了四次才进学;二十五岁开始考举人,也考了四次,到卅五岁时才中举。卅九岁才首次参加会试考进士,也考了四次,到四十五岁,才会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也是十分艰苦的。

书读的不好,八股文真正写不通的,考不中,自然无话可说。问题是有些人不但学问好,而且八股文写的也好,甚至是八股名家,却也在科举考试途中,坎坷终生,有的老来勉强一第,有的到老还是一个诸生(即秀才,写履历出身均写诸生),甚至是个白丁,一点功名也没有。这种人自然是极少数,但也使社会上同情,所谓“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到老仍不能搏得一第,这样便将其原因都归罪到八股上去了。简单地说:八股文科举考试,就是以八股文得人,又以八股文失人,这自然也是实际情况。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如用现在的高考来作比较,那科举考试的命中率比现在高考要困难的多。也不妨简单介绍之。先说考秀才。清代全国各府县都有秀才名额,而且这名额是法定固定的。如陕西延安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浙江绍兴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等等,都有定额。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准不一、读书人多少不一样,因考试难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时应考童生少时上千人,多则数千人,如黄仲则在常州府考秀才时就有三千童生参加,这样竞争就十分剧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写的好,能考中一名秀才,也很不易。相对在西北边远省份,有的府文化十分落后,读书人极少,参加考试的人,有时不足法定人数名额,这就极易成为秀才,有时文章不足完篇,甚至只作个破题就可进学了。但名义上也是秀才,可以维持住边远地区的文化结构,形成读书影响。有利于行政管理,社会安定。这种形式维持着,间或也会涌现出特殊人材,中举、中进士,反过来又影响其本乡文化,促使别人学习上进。所以清代纵使极边府县,在各个时期,总有一些读书人。会试各科,也总有边远省份的人被取中。

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如《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万五百五十二人。闱号万八百余间。而浙江取中名额原定只百零七人,后减至九十四人,咸丰、同治间输饷增额,又增十人,则百零四名。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陕、甘原在一起,光绪元年分闱),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所以纵使八股文写的很好,临场发挥正常,而大家都好,突出出来被取中,也很难。再有北京派往各省的主考官只正副二名,临时调来阅卷官大省不足十七八名,小省十来名,头场制艺一万多份卷子,每份卷子三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每个阅卷官在十来天中平均要看六七百份卷子,近两千篇八股文,这工作量是很大的。阅卷官水平不同,爱好不一致,责任心也不一样。也许有很好的八股文,他看不入眼,或看不懂,或看上几行,随手乱加个批,扔在大字纸篓中,根本送不到主考面前,便已名落孙山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常见的。所以叫“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又说“临考一时运”,把中与不中,归之于命运了。因而考中考不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文章的好坏。这在文风发达的省份更是如此。有时好文章多,阅卷官的标准自然相对提高了。

清代乡、会试卷子,中与不中,在放榜后自己可以领回卷子,得中可以刻出来刷印分送亲友;落第的也可以研究文路,未得中的原因。梁章钜《制艺丛话》记祟祯末有艾南英是八股名家,会试却落第,领回落卷,知卷子落在当时较有名的项水心房中,第一篇八股文,只圈点了四句就丢掉了。艾很生气,把他几篇文章都刻印出来,前面加了序大量分送。序中说士子三年用功,不远数千里到北京会试,而试卷房考官只看四行,就弃置不顾,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的行为吗?刊书到处散发后,项水心声誉大受影响。不久明朝就亡了。这个故事就今天来说,也还有现实意义。在今天高考中,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最好把卷子也能还给参试者,那怕收一些复印费,也是好的。清代墨卷由抄手改抄朱卷,防止从笔迹中认识熟人,考官作弊。

清代另一点八股文府、乡、会试特征,就是不限年龄与次数。《儒林外史》小说中的例子先不去说他。就说真实的,这种情况也很多。最有名的是广东顺德人黄章,康熙三十八年已百岁,长途跋涉数千里到北京参加顺天府北闱乡试考举人,入场时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字,曾孙打着为之前导。这样故事还有,如写科场考试专书,可以多介绍,在此重在讲八股文,书中不赘述了。

二是八股文科举考试,不论府、乡、会试在考试的时候,都是十分艰苦的。故事很多,具体环境、考试情况等等,在此也不细说。这里只引一篇《制艺丛话》中所录,说到八股文写作经验的《应试文自叙》,以见一斑。作者即崇祯时八股名家艾南英,宇千子,东乡人。《明史·文苑传》有传。文云:

“余以童试受知于李养白先生,其明年为万历庚子,始籍东乡县学,迄万历己未,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饩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学使者凡六人,于是先后应试之文,积若干卷……乃取而寿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旧制,诸生于郡县有司按季课程,各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为观风,二者既非诸生黜陟之所系,而予又以懒慢成癖,辄不与试。独督学试者,于诸生为职掌,其岁考,则诸生之黜陟系焉。非患病,及内外艰,无不与试者。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达于乡闱。不及是者,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长。故予先后试卷,尽出是二者。

试之日,衙鼓三通,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绯坐堂上,灯烛闱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立,左手执笔砚,右手持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捡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果腹赤踝,至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悚傈,以下大都寒冱,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萐自如,诸生什伯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放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熏腥杂,汗流浃背,勺浆不入口。虽设有供茶吏,然卒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就席命题,一以教官宣读,便短视者,一书牌上,吏执而下巡,便重听者。近废宣读,独以牌书某学某题,一日数学,则数吏执牌而下,而予目短视,不能咫尺。必屏气询旁舍生,问所目。而督学又望视台上,东西立了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离立倚语者。有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絷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

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取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坐诸生,常十余人,虑有更号,卒十余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安境。且自闽中一二督学,重怀挟之禁,诸生并不得执砚。砚又取给工吏,率皆青创顽石,滑不受墨。虽一事,足以困其手足力。不幸坐漏痕泳檐所在,霖雨倾注,以衣覆卷,疾书而毕。其受困于胥吏之不谨者又如此。

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阅数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虚实,烦简浓淡之异,而督学之好尚亦如之。取必于一流之材,则虽宿学不能以无恐。高下既定,督学复衣绯坐堂上,郡县有司,候视门外,教官立阶下,诸生俯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放发声,视所试优劣,分从甬道西角门而出,当是时,其面不可以语妻孥,盖所为拘牵文法以困折其气者又如此。

至入乡闱所为搜捡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昼曝,暑喝风沙之苦,无异于小试。独起居饮食,稍稍自便。而房师非一手,又皆簿书狱讼之余,非若督学之专静屏营,以文为职。而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昆陵,成宏正大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毂》、《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师亦不知其为何语。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义自鹤滩、守溪、下至宏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籍子史,濂洛关闽、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而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与诸生等。每一念至,欲弃举业不事,杜门著书,考古今治乱兴衰以自见于世。而又念不能为逸民以终老。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

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则必追原其敭历勤苦之状,以自警上。至古昔圣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艰难创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予虽事无所成就,试卷亦鄙劣琐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忧患,惊怖束缚之中,而况数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巨公,予以一日之艺,附弟子之列。语有之:知己重于感恩,今有人于此衣我以文绣,食我以稻粱,乐我以池台鼓钟,使其读予文,而不知其原本圣贤,备见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终不以彼易此。以其出于勤苦忧患、惊怖束缚之中,而又有存知己之感,此试卷之所为刻也。 若敷科闱中所试,则世皆以成败论人,不欲尘世人之耳目,又类好自表见,形主司短长,放匿之。终不能忘其姓名。騊儿五岁,能读书,将分职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今伊为房考时所摈也。既以阴志其姓名,且使騊儿读而鉴,鉴而为诡遇之文以逢时,无学乃父之拙也。”

这是一篇妙文,虽是明代快亡时所作,亦同清代的情况一样。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篇连考七次都未中举的老秀才,用八股文语气写的一篇诉苦书。引在此处,目的有三:第一以见作秀才的难处,要苦练八股。童生进学之后,成了秀才,回到县中,归教谕管。每年学政要到各府巡回岁考,考秀才分等级,好的一二等奖励,给膏火银,叫廪膳生。坏的四等要处罚,三年科考,是乡试考举人前的预试。以上二种考试秀才都要参加,都要用心作八股文。如考了四等,不客气学政要叫衙役打板子,褪下裤子像犯人一样挨打。除非不作秀才,放弃考举人的机会,或改作幕僚师爷及其他职业。所以俗话说:“秀才好作,岁考难过。”第二可以看用八股文的笔法也可以写出很有趣的记叙文,作者叙述诸生岁考情况,都是督学、诸生两两对照,写的十分生动。第三可以看出八股文作法,不断变化,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但他七次考举人,七次失败。虽不断变换文章手法,但仍未被试官看中,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了。引此文以见八股文科举考试苦况之一斑,限于篇幅,原文就不详加注解了。

第三,清代八股文科举考试,虽有时有弊端,但制度是很严的,一有发现弊端,便严加处理,甚至酿成大狱,成为著名的科场案。这些案件,有的是因为考试官舞弊,有的是因为八股文题目出了问题,最著名的是雍正时查嗣庭案。当时正举办保举用人,他任江西主考,首题出《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廷旨谓其有意讥刺。又查他手札诗草,内多悖逆语,所着《维止录》一书,又被人误传出《大学》题“维民所止”等等,是“雍正”二字去头去脚,大逆不道。成为大狱,一家几十口为此遭殃。咸丰时俞樾任河南学政,出《论语》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时那拉氏正以生了同治而被咸丰宠爱,招权纳贿。此题也被御史所劾,因而罢职。同时功名也被革。这都是因出八股文题目惹的祸。在前数文中所述乾隆时,兵部侍郎舒赫德奏请变通科场规则,废时文事,亦因当时科举考试会试时,当场搜查出怀挟夹带数十人而起。所以八股文存废之争,与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限于此书专讲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及科场诸事,只能约略提到。要加详述,必须另写科举考试、科场制度等专题的书了。


第六章:八股与私塾教育

八股文同明、清以来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认真严格、踏实持久的长期教育,是教不会写八股文,更培养不出科举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历史本质,也必须把我国长期的教育制度作一个深刻的回顾,大体了解一下它的具体情况,并以现代的观点分析一下它的历史本质。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有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理论。《礼记》中《学记》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论文献,一上来就对学习教育的政治作用、社会作用,给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传统习惯形成的教育制度纪录下最早的完备系列程序。如: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大抵六七岁儿童,进书房识字读书,不间断地十年左右,到十六七岁时,就可以读熟“五经”、《四书》、《神童诗》、《唐诗合解》之类,再读一定数量八股名文,就可学会写八股文、试帖诗。聪明一点的人,就可以考中一名秀才了。俗名“进学”,其年龄再低可以到十三四岁,再大二十出头。若过了三十来岁,还考取不了秀才,进不了学(即在县学中有了名字,成了生员,不断参加岁考),那就变成被奚落的对象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已进了学的梅相公嘲笑比他年长许多,而未进学的周进道:“你众位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就是进了学便是秀才,互称朋友,不进学,活到八十岁,也是童生,还称小友。这是学会八股文进学的大体年龄。不过进学之后,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那在年龄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年青的十八九、二十岁就可中了进士,年老的六七十,甚至还有八十岁才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在年龄上是没有限制的,这点是十分“民主”的。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充分利用了汉语、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特点,也充分避免了儿童时期理解力差的缺点。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点。其所以有极显著的效果,用现代科学观点回顾分析。这一办法的本身非常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及儿童年龄特征的客观实际。现在教育工作者忽略了这一特点,是极为可惜的。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或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或先读《论语》,再读“大、中”。最后读《孟子》。“四子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没有先读的。也有读书人家,启蒙时不读“三、百、千”等通俗启蒙读物,识了一些方块字后,就开始读《四书》。俞平伯老先生三足岁读书时,就开始读《大学》,老先生一九八三年给我信中说:“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八十余年,诚可笑也。”不知老先生是否是说笑话,抑或意在讽刺,因为明白世上事不少都类此。近百年前三岁儿童读《大学》,到了八九十岁还不大懂。现在六七岁儿童读小学,许多“伟大的……”话语,其到了八九十岁,仍不大懂,不是也还是一样的吗?“记忆”和“懂”本来是两回事,自然大多可以统一起来,但也必然有不少不能统一的。即小时记牢,到老不忘;小时不懂,到老死也不懂的怪事,古今一样,谁也不能改变。不过这是闲话,且不管它。再说读《四书》的情况,大约一般聪明才智,有一年半到两年,就读的滚瓜烂熟了。按《四书》白文,《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约五万字,而且还要连朱熹的注解都要背熟,所以时间长些。但这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点功夫非在十来岁时打好不可。然后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而且能背诵。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更是要连本文带朱注,永远烂熟于胸中。随口引用,像说话那样自然,没有这点基本功,是谈不到作八股文的。《红楼梦》第九回写贾政盘问李贵,宝玉读书的情况,李贵回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贾政让李贵告诉学中太爷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就是特别强调基础的重要性。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如初读二三十个短句,学生很快读熟,背诵时,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样。老师便在下次教读新书时,多读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旧能很快读熟,背诵,便再加一些。据我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我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书,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的多。因为留级生制度不能保证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学学生的积极性,往往因此而丧失学习的信心。小学尚可,中学更是如此,大多留级生因丧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学业。现代学校当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办法,但我们必须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认识历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学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费力地重复本世纪初、本世纪前期维新时期、五四时期的片面看法。

私熟中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如教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句时,必在第二个风字、雨字右上角画个圈,作为标识,教读作去声,即“春风风(读如奋)人”、“夏雨雨(读如育)人”,这样使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为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而且为了追求更高级的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的更好,写成馆阁体高级书法艺术水平的字,达到翰林院的标准。虽然从纯书法艺术讲求,翰林馆阁体字不是最高水准,但从端庄整丽角度来看,这种字体是有代表性的。能写这种字的人,其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态度,一般都会影响到他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私塾教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为学会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级阶段,就是读书背书、写字写大小楷、对对子三样。如从时间来分配,如每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写字二小时,对对子一般只半小时或一小时,带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学时进行。以上是前期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要开讲,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再开始学写八股文。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至于说写的是否好,能否考取秀才,进而考中举人、进士,那是另一个问题。即八股文在形式的掌握上,先有一定难度,有一个会不会的问题,再有在会了之后,还有一熟练不熟练、好不好、有没有法度,有没有思路,有没有见解、精彩不精彩等等,还是一个无限深度的问题。学会写八股文这一形式已经很难,追求深度写出有水平的八股文就更难。私塾教育首先是在读熟《四书》、“五经”,明辨四声学会对对子的基础上,教会作八股文的形式,这是中级阶段。会作整篇八股文,然后再温习读过的经书,多读名家的八股范文,经常揣摩练习作各种题目的八股文,准备考试,或未考进秀才,或已人泮之后,再准备考举人,仍在有名教师的私塾中学习,这就是私塾的高级阶段了。

由幼年启蒙识字,到能参加县里、府里的考试。(即县考童生、府考秀才,具体情况,在前一篇说考试情况文已详说。兹不再赘述。)就算教会了作八股文,完成了八股文的学习过程。至于进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练的问题了。其标准一是看能否考进秀才、考中举人、进士;二是社会是否赞赏,刻入八股文的各种选本中,供人学习模仿。有的人在形式上虽勉强学会了,但思路展不开,不善思维,因而写不好,写不出起码的水平,连最起码的府考秀才也考不进,这也是很普通的。因为八股文的确是一种很难写的文体,学会其形式已不易;以其形式写出较好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各人的聪明才智不同,所处环境、所受影响,所从老师各不相同,因而其成就也就相差很大了。大抵一要苦功,二要聪明才智,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二者缺一不可。一个聪明的学生,在私塾教育中,大约要多少年教育,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呢?《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见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文云:

“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绣。”

虽然是小说文字,但也把聪明人学好八股文的步骤、时间说的很具体。《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生于清康熙四十年,逝世于清乾隆十九年的人。中间经历了雍正朝。故事虽假托是明朝,而客观反映也还是清朝社会上的教育情况。所说鲁编修把女儿当儿子教作八股文的情况,对这位才女的聪明才智,也并未作过分的夸大,在清代许多著名人物的真实教育情况,不少也都类此。有的比这位鲁小姐要聪明的多,成就自然也大的多,如近代著名的林则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他四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因病目不能终场落选,在罗氏家塾中作教师,林则徐随父入垫读书,自识字及读章句,皆其父口授。七岁时即开始学作八股文,别人认为太早,其父林宾日则认为“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语见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中《先考行状》。林则徐父亲林宾日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各二卷。是个好父亲,好老师,对幼年的林则徐观察、判断十分深刻。后来林则徐在他的教导下,十三岁府考第一,十四岁进学成为秀才,二十岁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二十一岁、二十五岁次会试落选,二十七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是真实的例子,看来林则徐小时是十分聪明的,由四岁到十四岁,便以优异成绩成为秀才。可见这十年时间里,他是把写八股文的本领学的很好了。清代名人中,这种例子还很多,不再赘举,只此亦足说明八股文的教育情况。毫无疑问,八股文教育的本身也是天才教育。而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教育的本质也永远是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当时八股文教育,科举考试制度,本质也体现了这点。


第七章:八股文教育特征

八股文是在严格的长期传统教育之下学会的。其本身是限制很严,很难写而更难写好的一种文体。为此要明确八股文难写之程度及种种难点,必需先明确八股文教育之特点,然后才能进一步讲述其难点。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如前文所述,首先是熟读背诵大量古书。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这个熟读不是一般的熟,而是要能作到提到那里背到那里,真正所谓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不要说一般记忆力差的小孩难以作到,即使是聪明小孩,记性很好,要把这一大堆古书背熟,也要利用和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强,而理解力较差、尚未成熟的特征。也强调读熟背诵。而且反复强调一个“熟”字,根据不同智力,宁可少些,但要第一次时就读熟,决不能让其夹生。使其记忆库中,第一次即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个要求是符合儿童生理实际的,所以做得到,有效果。第二是利用语言声音节奏与习惯的自然合拍,会产生记忆效果的经验。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史记·儒林列传》记伏生弟子欧阳生云:“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所谓“诵习”花不少时间和很大气力。而且读熟的书,要保证不遗忘,这就要随时复习,不然,虽然一时背熟,很快便要回生,遗忘,前功尽弃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思考历史,会发现这种教育手段是肇自先民,起码从周代就开始了,或者更早。《论语·学而》第一,开宗明义便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突出“学”,再强调“时习”,这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得以绵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也是符合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因为说到底,民族文化的保存流传不是在图书馆、博物馆、名胜古迹……而是在一代一代部分活人的脑海里、记忆中、思维中。舍此而外,那就谈不上什么民族文化了。这种教育手段之有效性,在于强调了符合人类生理智力特征的三个环节。第一即充分,就是高声朗读。这同佛教和尚念经的方式不同,旧时俗谚说:“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和尚念经的方式是从印度佛教传来的。只是重复着念同样的经文,目的只是念。而不是为的记忆、理解、接受文化知识,以及学会作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作官等等。再有高声诵读,熟悉文字声音节奏,对于学会写文章、写出流畅的文字,大有关系。过去说学作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哼。”其实不但作诗,作文同样如此。尤其是文言文,只要读熟背诵若干篇名文,你自然理解语言节奏,虚实字的位置,自己执笔为文时,自然不会弄错,写的十分流畅。其实写白话文同样如此,只要一读出声音来,马上会发现文字中的毛病,或多字,或少字,或有不衔接处、重复处,这就是中国文字诵读的重要性。第三用大量时间的温习,即第一次读熟的书、已经背诵十分流畅的书,为了防止遗忘,有步骤、有计划地再复习诵读,一遍两遍,这是保证永久记忆、扎实基本功的有效手段。因为一般人读书第一次记熟背诵,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常常记得快,忘得也快。所以必须花更多的时间用于复习,才能巩固记忆,这在孔子时代就特别强调“温故而知新”。两千多年来一直强调这点,直到明清八股文教育时代仍然如此。由于这三项有效的措施,保证了熟读背诵大量古书的可能性,同时也强化锻炼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记忆力。所以老一辈长期读过私塾教育的人,大多博闻强记,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并非完全出于天生,更多的是读书时期的强化锻炼。其中天份好的,能表现出惊人的效果。也像现在智力突出的儿童一样,历史上也不乏记忆力惊人的例子。《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闺四月十五日就记有“孝感李生维埙……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经》入学,日前招来面试,聪颖异常。”(按汉立《易》、《诗》、《书》、《礼》、《春秋》于学宫,谓之“五经”。唐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唐开成年刻石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加《孟子》为十三经。白文总字数为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按林日记所说“十一经”,一般是少《孝经》、《尔雅》。)不过林则徐《日记》所记的李维埙后来似乎并未成为大名人、大学者,或者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式的人物。而清代大学者中也不乏,如乾、嘉时著名史学家邵晋涵,字二云。据《年谱》记载:十二岁时,参加县试,知县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经》一字不失。这都是真人真事。

熟读背诵《四书》、“五经”,这是八股文教育基本功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如前引《儒林外史》所说“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王守溪即明末苏州人王鏊,大官、大学者、大书法家),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熟许多东西,才能完成八股文教育的基础。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之二是先强调记忆,在记忆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再谈理解。这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原则是有很大差别的。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人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而这些书要记熟,但又都是古老抽象的语句和道理,只能逐渐由浅入深地理解,不要说儿童,即使大人也很难完全弄懂。因而儿童读书时,如先强调理解,那是不可能的。而这时儿童的记忆力最强,所以必须先强调背诵记忆,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儿童的生理、心理实际,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如不理解这点,就不能认识中国传统教育的科学性,如机械地以西方现代教育的观点认识中国历史传统教育,那必然要产生错误的认识、反科学的观点。这必然也就影响到本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下降。弄的一般大学生的本国语文水平连本世纪初期乡村小学的水平也比不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有句古话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讲,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即中国传统教育本身,是强调在熟读当中自然地理解。在读熟了许多篇章之后触类旁通。简单地说,即在记忆的基础之上,再谈理解。因而八股文教育的开讲,也都是在读熟一部分古书,有了一定基础和理解力之后才开始的。《红楼梦》第九回写宝玉读书情况,已念到第三本《诗经》,而贾政告诉李贵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见当时宝玉已念完《四书》,正念《诗经》,却还没有开讲,他的知识也还是自己在读书时、熟读背诵中自然理解的,所谓“讲明”,是按照“朱注”讲,作为写八股文的标准分析基础。《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鲁编修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也是在五六岁开蒙读《四书》、“五经”,五六年中把《四书》、“五经”读熟之后才开讲的。这个“讲”,现在读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讲解词句意思,这是靠熟读背诵当中自然理解,老实说是不必讲的。明、清两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谓“讲书”、“开讲”,都是讲《四书》中的每一句话如何发挥,如何写成一篇八股文。

因而在八股文教育中,开讲的同时,不久也就要“读文章”,这是八股文的特定概念:“文章”二字在当时是专指八股文,不包括什么唐宋古文以及其他一切文字的。“读文章”,就是读八股范文。学作八股文,读熟《四书》、“五经”是基础,是材料。再读文章,读熟别的名家的八股文,是模式,是样子。前引《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说“王守溪的稿子”,以及所谓王、唐、瞿、薛,说的是明代八股名家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旃,这四人除王鏊前面已作介绍外,其他三人,也都有名。唐顺之,字应德,江苏武进入,嘉靖会试第一名,官至风阳巡抚,晚年讲学,世称荆川先生,有《荆川集》。且以抗倭寇著名。瞿景淳,字师道,江苏常熟人,嘉靖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即俗称“榜眼”,官至翰林学士,总校《永乐大典》。以抗严嵩著称。薛应旗,武进人,字仲常,进士出身,官至浙江提学使。以正直著称。晚年讲学,著述甚富,著称者为《宋元资治通鉴》。《儒林外史》故事是以明代嘉靖年间为背景写的,所以举的都是明代八股名家。明代八股名家,此外尚有钱福、归有光等。清代则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韩菼、方苞、袁枚、尤侗等人,连林则徐也都是当时八股名家。因说“读文章”,先略谈八股名家,容后另写专文详述之。“读文章”就是读名家八股文选集和当时各科中式的文章,即乡试、会试闱墨。有如现在准备高考,练习作前几届的试题,揣摩印出来的标准答案。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命方苞选了一部标准八股文选,书名《钦定四书文》,内选明代八股文四八六篇,清代八股文二九七篇。是为官书选本,至于私人的选本,个人的稿本,那就更多了,这都是“读文章”的“文章”范围。当时八股文教育,在私塾中读熟经书之后,便是开讲、读文章了。开讲读文章的目的便是为了学作八股文。

学作八股文,开始只学着作“破题”,谓之“开笔”。等写了若干个破题之后,教师看写的有点意思了,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然后再学写中间的长对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后再学写结束语“大结”。这样由学写破题开始,直至学会写中间各股以至大结。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这就算学会写八股文了。《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写马二先生问匡超人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匡超人道:“成过篇的。”这就是说匡超人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了。所以马二先生出题目让他作一篇试试看,后来匡超人也考上秀才。综上所述,是八股文教育第二个特征。即先读完经书,再开讲、再开笔作文。一般前六七年甚至八九年中,都只是熟读背诵,不讲解,也不作文的。

八股文教育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学习写八股文,是惟一的作文。除此而外,教师再不教、也不让学生写其他文章。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还是科举未废、八股未废的时候,因而也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在周遐寿老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附有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旧日记,记有鲁讯当时所作八股文、试帖诗题目。文题:

《义然后取》
《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左右皆曰贤》
《人告之以过则喜》

作者在摘引日记中八股文、试帖诗题后再加按语道:

“这些八股文、试帖诗,现在说起来,有些人差不多已经不大明白是怎么样的东西了。但在那时候是读书人惟一的功课,谁都非做不可的。”

这正说明八股文教育时代,就是所谓学写文章惟一的就是学写八股文。舍此之外,更无其他作文。每个读书人,不管你后来各级科举考试中考得中还是考不中,不管你后来是诗人、古文家、或各种大学者,或是大小官吏……总之,不管你后来如何,而在书房中学写文章时,都是学写八股文的。再有这种先读熟大量古书后才开笔作文的教育方法,一直到清末废除八股文之后,在各地乡间私塾中还延续着。据《胡适自传》,适之先生虚龄十四岁由家乡绩溪到上海读书,先上梅溪学堂,在家乡已经读完《孝经》、《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已经能看《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书,且时有心得,这样的水平,但却没有开笔作过文章。老师问了之后,给他出个“孝弟说”的题目,他勉强写了一百多字,这是他生平第一篇作文,就是这篇作文,使他一下子由第五班调到第二班,一天之中升了四级。亦可见当时传统八股文教育,首重读书,次及写文的特征。

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四,是在读书同时,重视同时培养写文、写诗的“文字小学”基础,即俗话说的“对对子”。因为八股文、试帖诗都讲求严格的对仗,而讲求对仗先必须对每个字的字义、读音四声,各种变化有确切的掌握,这是文字上的扎实基础,必须从小时锻炼起。这种教学手段起到三种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启发儿童运用文字、组合文字积极思维的兴趣;二是打下辨别字音、四声、字义、词性,进一步活用典故的基础;三是逐步引向学会组织长对子,为写八股文、试帖诗,自然而然打下组织句子的基础。

由于汉语、汉字的特征,对对子是我国语言文字的特殊形式,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明它在八股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对对子在旧时书房中是开笔作文之前的必修课,每天于下午放学前进行之,花时间不多,而效果却很大。一般读一两年书的学生即能参加这一学习活动,由二字、三字到五言、七言,视学生程度,由教师出上联,学生对下联。一般学生对读书不感兴趣,高声朗读总是在教师的严格要求之下完成,因为重在记忆,读时不容思考,先以熟为主。对对子则不然,要让学生思考,这中间就显现了学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才情,不同的想像,因而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写秃先生教学生对对子道: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予对曰‘青桐’。则挥手日平仄弗调,令退。予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久之、久之始曰来!予渐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

这段文言小说把旧时私塾教师教儿童对对子写的极为简洁传神,写儿童已能辨字义,理解红、青、花、桐等字词性,自然这种理解是从生活和读书中自然形成的。而平仄声尚不理解,教师亦不能从理论上向儿童讲明,而用直接教育法启发、教育。如说写作教学,这便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启蒙写作教学。字音、字义、词性、词组、结构,在天天对对子的教学中,便日积月累,记熟了,能熟练掌握了。这中间,有两种工具书,必须记熟、用熟,一是《声律启蒙》、二是《诗韵》。第一种是儿童启蒙读物,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等,不读或也可以。而《诗韵》则是一生都要查阅的、非熟不可。把诗韵记熟了,自然各个韵部平仄四声的字也记熟了。

八股教育特征之五是书写教育,从小自教师把笔描红、写仿影、直到自己临摩、写碑写帖,每天一般大楷一张,小楷四行到半页,在书房中读多少年书,也就写多少年字,纵然进了学、考上秀才、中了举,写字的功夫,还要天天进行,真可以说是雷打不动。到京会试、放榜之后殿试,除去看文而外,还要看字,字好才能进入一甲、二甲,即中状元、点翰林,这是清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誉,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希望。殿试试卷是白折子,写半寸见方的恭楷,要有欧阳询字体的刚劲骨架,又要有赵盂頫字体的妩媚外形,俗谓“欧体赵面”,也叫“馆阁体”,一般叫“折字”。把这种字写好,才有点翰林的希望,所以这种字也叫“翰林字”。这是当时最规距好看,符合标准的字体。

清代自童生考秀才开始,到考举人的乡试、考进士的会试……总之不论大小考试,试卷都要恭楷抄写,不得涂改。卷子如字迹潦草,或有涂改超过规定之二三字时,便叫作“污卷”,就丢到大字纸篓中不去看了。考试官根本不看,再好也没有用,自然没有取中的希望了。因而当时读书人,由小到老,对于写字十分重视,正式文稿、公事等,一律要用恭楷誊录,这不只是书法好坏的问题,而是从小养成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好习惯,这是更为重要的。

清代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六,是把读书与看书分的很清楚,把看正式书与看闲书分的又很清楚。私塾中读书,俗名念书,是指高声诵读,一遍两遍,能够背诵。看书则是指阅读。如现在的阅读课外书籍。私塾儿童,一般读熟一部《四书》之后,就具备了阅读一般文言古书的能力了。《胡适自传》记载他在乡间读私塾时,十一岁读《纲鉴易知录》,后又看《御批通鉴辑览》,后又看《资治通鉴》。而且只有《纲鉴易知录》有句逗(即书上印有句点,不过不是今天的标点符号)。其他两部书,都要自己用朱笔一边点句子、一边阅读。叫作“点书”,开始似乎较难,但很快便提高阅读能力,可以阅读各种文言古书了。以上这种阅读也是在教师的指导安排下进行的。

旧式私塾是不提倡学生看小说的,俗名“闲书”。但一般有了阅读能力的学生,课外总要阅读些小说、戏剧,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西厢记》、《红楼梦》之类的书,就看所处环境及读书条件了。如生长在城市中或藏书之家,得书较易,便可多看到。如生长在穷乡僻壤的穷困家庭,自己无书,也无借处,有钱也无买处,更何况寒素无钱等等,这就除去所读经书外,很难再看到其他书了。

以上六点,可以说是八股文时代私塾教育的特征,如果简单归纳成几句话,那就是: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也就是:教师不大说话,最大限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是自己学习。现在教育中本国语文教育最大的缺点,就是内容肤浅,教师废话过多,浪费学生时间过多,学生没有时间自己读、自己思考,学不学,一个样,小学、中学,十二年学下来,没有旧时三四年学习的效果好。可惜现在已很少人注意这点、明白这点了。因而现状也难以改变。

说明清代八股文,先必须把八股文时代的教育说透,为此在介绍八股文教育之后,又写了此文,突出地分析了六点特征,我想对于认识历史上八股文时代的教育情况是有必要的。再有以上所讲,还只是初步教会学写八股文的步骤,但如何写的更好,如何不断提高,各人的天分不同,用功程度不同,指导教师又不同,所处环境也不同,那成就也就多种多样了。清人王巳山字步青,编有《塾课分编》八集及续集,是很著名的八股文教材,其《自序》略云:

“余老于砚田,与生徒口讲指画,后先五十年,其所课读,必相其材,视其候,不敢以意漫尝,庶几其有成就。今且屏迹课孙。爱汇集诸选小题之文,分为八集。初一日启蒙,导其源也。次二日式法,正其趋也。次三日行机,畅其支也。次四日参变,博其趣也。自是按之愈深,则为精诣。恢之弥广,则为大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为老境。谨严之余,溢为奇怪,是为别情,凡兹八集,等级分明,而指归自一。”

梁章矩《制义丛话》卷一引此序,并说“八集例最为简明,便于举业。”而且引翁方纲的话说:“凡初入塾者,读文以王巳山《塾课八集》为最善,学字以欧阳信本(询)《醴泉铭》为最善。凡我学侣,当谨记之。”按这部课本,也很像清末俞樾《曲园课孙草》一样,是专为教其孙男编的。但内容从目录及序言上看,较《典园课孙草》完备的多。从序言中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教学八股文,由浅入深,由根到支,由源及流,区分多么细致,层次多么分明,这位通经老儒,头脑多么清楚,衡文多么有尺度,不必看他所选的文章,就从其所列八种不同境界的标题看,就知他衡文、选文的水平多么高明,正如老吏断狱,精明到极点,庖丁解牛,以无厚人有间,即在今天,也令人叹服不已。在讲完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后,特地引了这段序言,使读者参考,从中或可看到当时的教学水平,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


第八章:举例说明

因为现在读者虽知道“八股文”这一名称,而对什么是八股文,平时却很难见到八股文。这样就虽知其名而不识具体事物,谈来谈去,就变成空对空了。这样没有具体例子,就很难进一步作具体解说。为此在这一篇中先举一个具体例子,再就这个例子加以说明,这样就可有例可援,不至于空对空,读者理解起来,也就可以具体一些、实际一些了。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选自《钦定四书文》(康熙)韩菼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均须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孔子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二字领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题。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向背开合,可以参之议论,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总起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单句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作为例证,先选用了这篇韩菼的制义文。这篇文章收在乾隆时方苞编的《钦定四书文》一书中,关于这部书,将在另外一篇中再作介绍,在此不赘。这里先介绍一下作者:

韩菼是清代初年八股文名家,字元少,江南长洲人(即现在苏州),官作到礼部尚书,《清吏稿》有传。应顺天府乡试时,尚书徐乾学在遗卷中发现了他的卷子,十分赏识,取中了他。接着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癸丑科会试、殿试都是第一,俗话叫“状元”,按官方制度,应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任编撰《大清一统志》总裁。平生学问通《五经》及诸史,以善写制义著称,乾隆时追谥“文懿”。上谕并嘉奖云:“菼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就是说他所写的八股文,是八股文的典型范文。在光绪甲辰,科举最后一科的三鼎甲之一的探花(第三名)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引了此文。因之此文“释义”部分,是从商著转录的。

八股文的题目,均出自《四书》,但命题方法种类很多。此文是“全章题”,即整个一章书,完整地出作题目,这章书出自《论语》上册《述而》篇。《述而》是上《论语》第七篇。《论语》是语录体的书,即孔子再传弟子追记孔子及孔子一些大弟子的话,各段有长有短。每一段话叫作“一章书”。《述而》篇共三十七章,每章书的前面,在旧时木版书中,为了与上章隔开,先印一个圆圈。是一种特有的印刷形式。

题目是孔子对他最好的学生颜渊(名回)说的话。意思是说国家用你的时候,你就按照自己的主张施展才能去实施,去推行自己种种设想;国家不用你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主张、设想收起来。能够很自然坦率地作到这点的,看来只有我和你有这点修养和作风了。反之,一般人学养不足,任事无主张,或纵有主张也不够坚定,或有其他顾虑……如被国家所用,也不能有所主张,有所施展、有所建树……也就谈不到“行”了。“行”用现在话说:就是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政治主张。这起码先要有三个先决条件,即一要有正确的政治主张,二要有经过实践的确与人类有好处,能符合客观实际行得通的主张,三要实施实现这些主张办法的才能与条件。最后尚有在孔子时代及后来总有一个权力最高掌握者“君”,“用之则行”的这个“用”权,取决于“君”;这个“行”,能否办到,也还是取决于“君”。因之孔子的“道”,再伟大,再想“行”,也还是落空了,只有“舍之则藏”了。现在看来“用行舍藏”,也只是孔子当时与颜子共同的感慨话,是无可奈何的坦率表态。与颜子的互相慰藉。但这话对后世儒家学说的影响来说,却十分重要,即既能“用行”、也能“舍藏”。把“行”的希望寄托在“用”上,而不是寄托在“自我斗争”上或民主选举制度的“自我表现、宣传、扩大影响争取群众”上。而托“舍”的归宿落在“藏”上,就可尽量消除个人野心、使才智出众之士,能够安分于“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要举符合这两句话的个人实例,那是举不胜举的,不必赘述。只就题首用现代看法作一简单说明,下面再把韩文所论,逐条作些补充说明。

一、八股文的固定格式,一开始一定只能写两句概括而剖析题目的话,叫做“破题”。这是八股文最重要的关键。什么叫“破题”呢?题字自然好理解,而这个“破”字就要好好想想了。具体说,什么叫“破”,又如何“破”,这就很耐人寻思,用现代科学观点来说,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破”就是分析,但又有题目的限制、语言的限制、句数的限制。所以这个“破”、这个分析就不是随意不受限制的分析,而是在严格的限制,种种条件的束缚之下的分析、集中为一个字,就是“破”、再说准切些,就是将题准切地一剖为二。

八股文题目限制从《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出,但在字数上、形式上又没有限制,因此这种题目的出法很多,范围很广,形式也不断变化。比如这个题目是完整的一章书,内容完整,对孔子说这话的意思,即使现代人,也还容易思维、理解。但并无规定一定要出整章题,出题人完全可以拆开来出,如单出“用之则行”、单出“舍之则藏”,也都可以。这也还是普通的题目,但分析起来,就较全章题困难一些了。八股文的各项要求都很严格,因为题目的句子,都出自《四书》,如只出一句作题目,必有上下文。因而规定既不能犯上,也不能犯下,比如以上两句,如单出“用之则行”,你思维破题时,不能想到“舍之则藏”,想到就是犯下,不合格,不可以。反之,单出“舍之则藏”,自也能想到二句,不然就犯上了。两句连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破”起来就容易些,单出一句,分析就困难的多。因为所谓“破”,就是要一下子说出题目的两个方面,这就大有难易之分了。

如题目出以上两个单句,那还有实际内容,还比较好思维、好“破”。假如出“子谓颜渊曰”或“惟我与尔有是夫”,这就比前面两个单句更难思考了,而在八股文时代,出这种题目完全是可以的。即只出“惟我与尔”、“子谓颜渊”也可以。只要是《四书》能找到的,不管一句半句,都能出作题目。既然能出作题目,便要能写出“破”题。固然很难,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任何题目,只要写出文字来,总表现着某种或某个概念,不管它是具体的或抽象的,可理解的或不可理解的,是文字总代表着某个或某种感念,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只要是概念,就可联系思维,就可展开思维,使之多角化,就能再加以剖析,就能“破”之,就能写出破题。匠心独具,就能显现作者的聪明才智。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中间“破”得开破不开、破得好或破不好,就因难易而分高下,大不相同了。据传有出每章题上面的“O”为题者,虽不可理喻,却有人照样能写出很巧妙的破题。如何理解呢?在此先不说,留待后面谈八股文趣味时再谈。

八股文题目,可出整章书,也可出单句、半句,只要是《四书》中找得到的都可以,这还容易理解。另外还有出所谓“截搭题”者,就是把两句不连贯的连在一起当题目,有时是上一章书最后一句连下一章前一句,有时是一章中前一句连下一句前半句,或前一句后半句连下一句前半句,总之是把不能连贯的截一段硬连在一起。如这章书,可以截作“子谓颜渊曰:用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等等,看来是毫无理由的组合,莫明其妙的句子,照样可以出作题目,照样可以写出破题,写成文章,这就叫“截搭题”,当时还有人专门会写这种截搭题。自然也有不少笑话,容后再说。

另外韩菼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一章书,不长不短。而《四书》中有时一章书很长,《论语》中有上百字一章的,如《季氏篇》“陈元问于伯鱼”章、《微子篇》“长沮、桀溺耦而耕”篇,这都上百字的章句,至于《孟子》中,长的章句就更多。这样出一章书作章目,句子很多,内容很复杂。而且可以把两章书、甚或三章书连在一起出,这叫作“连章题”,这样题目的字数更多,内容就更复杂了。但仍旧先要写出两句话的破题,这从思维逻辑上讲,就是综合概括之后,再剖析之,一分为二,成为论证的各种对立面。这就是破题。这是写八股文首要的思维锻炼。写破题是手段,锻炼思维是效果。经过不断的写破题,其思维方法也不断受到严格锻炼,进一步提高,其先天才智在后天锻炼中得到充分发展和提高,提高其准确性和敏锐性,以及剖析性。

因为破题是每篇八股文针对题目展开思维立意的关键,必须准确、提纲掣领,一下子抓住题目中心并破之,使之一分为二形成对立面,然后正反、虚实、轻重、得失……相对排比论述之。清道光时学人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一开始就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作八股文先要学会这点本事。所以先从破题开始,而这纵使是读书十分聪明的学生,只凭自然思维,也难领会。必须在教师指导之下,反复练习、领悟、模拟范文,启发自我思维,严格锻炼,才能作到。所以当时学作八股文,必须先学会作破题,这是一个严格训练思维的过程。

题目长短、复杂简单、可理喻不可理喻变化多端,掌握不易,这样写破题的技巧就特别讲究,据明末上海李延星《南吴话旧录》所引“八股程式”云:“破有明暗分合之殊,学者所宜深究也。夫有破即有承,承者所以承乎破也。”此文前面所释“破题”云:“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也就是这个原则。

“破题”是八股文针对题目所作的提纲,是后面议论的中心,一切议论都围着中心发挥,所以当时写八股文的人常说:“未作破题,文章由我;已作破题,我由文章。”可见“破题”之重要。

承题是承接破题要点,再加以补充说明。使论点更加明暸、圆满。如题目《不以规矩》,破题云:“规矩而不以也,惟持此明与巧矣。”其承题则云:“夫规也、距也,不可不以者也。不可不以而不以焉,殆深持此明与巧矣。”《孟子·离娄》原文:“孟子曰: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这里只出一句“不以规距”为题,正面破题,便从“不以”入手,既不要规矩,便只持“明”与“巧”。承题便深入一层说,其实并无新义。韩菼一文承题,用“正不易规”一句,说明只有颜子够这个水平。这便是把破题的一要点,又推进一步作了说明。

清道光时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中对于八股文的题的重要性,作了反复的论述。他说:

“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

又说:“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自破题,起讲始。承题及分化,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

又说:“破题是个小全篇。人皆知破题有题面,有题意,以及分合明暗,反正倒顺,探本推开、代说断做,照下缴上诸法……”

所说都是破题、承题的重要性和变化。但必须扼定主脑,尤必审乎章首、节旨、句首,就是一部《四书》不但要滚瓜烂熟,而且每章、每节、每句都要能融汇贯通,充分发挥,变化无穷,却不能参杂己意,歪曲题首。

“起讲”是八股文第三步,据李延昰所引《八股程式》说:

“起讲居其先,何言乎?起讲以题义自此而讲也。贵圆浑而忌浅露,贵高朗而忌浮游。其间有承上留下之互异,起收反正之不同,作之者当使爽心而快目,不然起不动人,后虽可观,无足尚矣。”

“八股文”叫作代圣人立言,就是主要文字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破题”、“承题”是作者为所写文章拟定的总纲,“起讲”则要摹拟圣人的口吻说话,当时叫作“入口气”,这就所谓“代圣人立言”了。八股文有特用的语气词,也可以叫发语词。即在说这一小节话之前用一语气词语领之,亦如现代白话文在论述开始加“这个”、“要说”、“按说”、“总之”、“其实”……等等口头语一样。一般承题用“夫”、“盖”,“夫”有“要说”、“按说”的意思,“盖”有“原因是”的意思。承题之后起讲,由作者语气过渡到圣人口气,发言词就复杂的多,前举如“若曰”、“意谓”、“且夫”……等词,均有加重语气之意。

韩文起讲据前引第三点所释,进一步说明,就是孔子自信对行、藏的认识是阅历得来,同此观点的人很少,虽然自信其正确性,而缺少有共同认识的人,只能独处无言,寤歌自适,不免有寂寞之感,遇到颜回,接近这种修养水平,因感“幸有以语乐”,即对颜回说的机会了。

起讲下接“起比”,亦曰“提比”,《八股程式》说“宜领上文,间提本题要字。”又说“贵乎能留也……贵乎能继也”等等。意思是提比承接起讲,为八股之首二股,实际只文章发挥议论的开始,所谓“留”,就是要给后面留有余地,所谓“继”,就是使后文便于衔接,继续发挥。此股前面“回乎”二字,前引解释,已有说明,不必再赘。今看“回乎”二字以下,“人有积生平之得力”、“人有积一心之静观”二句为首领,是一付长对子,其重要词语“力”、“观”、“终不”、“初无”、“明”、“试”、“至广”、“诚深”、“不孤”、“终秘”等字,平仄对仗,都十分功稳。作者要《佩文韵府》等韵书,读的很熟,用的很自然。但又不同于作诗,不能用四六骈文语,也不能用风花雪月等诗词典故。词语出典,都要经书中、正史中,如“不孤”、《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吾道不孤”等就曾多次提到,所以都是圣人口吻。就读者来讲,虽然是散行文字,但抑扬顿挫,两两对照,而且平仄又很功稳,有音乐感,所以很好读,读起来也很好听,自然会受到它的感染。背诵也很容易。因此学写八股文,要读熟大量别人的名文,行文口气,自然就学会了。高声诵读,对八股文说来,写者、读者、学习者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两股文字在内容上只是模拟孔子口吻,说明自己在“行藏观”上的心得,找个能理解、能接受的人谈谈。两股要两相对照。前股说“生平之得力……”是从时间上表现,后股“一心之静观……”是从自我上表现。前是从“动”上思维,后是从“静”上思维。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认识的两种形成方式了。

提比之后,应为“中比”,但照明代旧制,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后规定;提比之后又有虚比,即提、虚、中、后四比,每比如两两对照,正成“八比”,即“八股”。但到了清代,提、中、后三比没有变化,虚比就不大注意了。因而实际所说“八股文”,实只“六股”。但在具体写作中,又不尽然。第一在提、中、后各比之中,又有过渡句组连系。提股与中股之间,中股与后股之间,中间各穿插三五句,承上启下,或转折、或发挥、或深入一层……使文章富有波澜变化。第二每股文字,也并非全然是两两对照,只两股文章,一付长对子。尤其在中比中,有的一股之后,意有未尽,再起一股、二股……总要发挥淋漓尽致,自然当时也有字数限制,顺治时定字数为四百五十字为完篇,康熙时为五百五十字,后又改为六百字。过多、过少均不合格。大题均超过所定字数,但亦不能过长。如这韩菼的名文,也只有七百多字,是符合标准的。《南吴旧话录》所引《八股程式》说:

“中比居中,在人则为腹,固无所不包也。题之虚者,委折以得其情;题之实者,精核以明其义,以两股为准。三股、五股以至七股、九股、流水股各出者,则题之长短不一……”

这就说明,所谓“八股”,并非机械地八股文章,四付长对子,而是根据题目、根据作者的思维,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可自由伸缩的。韩菼这篇文章,在提比后,先有数句点题,衔接上下文。《八股程式》所谓“皆有居高临下之模,于是点题应声而出矣。一句点出,作势点出,长短分点、股中另点,难以枚举,要之不离明简者近是。”韩文点题,可谓全面且极为简洁,只五句话便把全题一章书的方方面面,重要之点都说明了。点题又叫“出题”,即把题目推出来,表现出来。

中比是主要论述段股。先要明确论述之中心相互关系。即“用”、“行”、“舍”、“藏”四者之关系是不可分的。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惟我与尔立身处世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缺一不可,只强调一方面则不行。而这“用”、“舍”、“行”、“藏”又是相对的,又如何使之统一呢?先起两小比,说明只讲“行”、只讲“藏”都是单方面,不是尔与我这样的人。“汲于行者蹶”、“汲”是不息之意,即不停地想用世,必将“蹶”,颠仆跌倒,“需”训“不进”、“疑”,疑于用世的,必则滞,停滞,凝固。即汲汲于为世所用,或迟疑于为世所用的人,都是心中没有用世把握的人,用之也不一定能行,能有所作为,这样的人不是功名中人。换言之,亦不能为国家作事。另一方面:“藏”也不易。“一”训“专”,专于藏的人迂缓;“果”训“能”、“坚决”,坚决藏而不想用的人,殆同“怠”,意即懒人,自然也不是退居林泉的有理想抱负的人。用以上两小比把单方面的行,单方面的藏排斥掉,下面两比充分论述“我”与“尔”如何正确、全面地对待行与藏的关系,是如何作到此点的。

中比的两个主要段落,以“学求”、“身试”立论,两两对照,于诗书求之、志之,对照古人,反省自己,学有所得,有以自处,自负、自慰。此乃自身之学求所得。“又尝省为试之”,是思作一表率,但周围殊少同道,自叹寂寂。只有颜渊于晤对之顷,未质行藏之疑,是知渊也能作到这点,这就感到吾道不孤,可以共慰了。

这两股由“差堪慰”说到“足共慰”,在形式上虽然两股对照,字数相当,而在内容表上与上两小股却迥不相同。前两小股“行”、“藏”、“功名中人”、“泉石中人”正好是相反行为、事物的对照;而这两大股却“我”及“尔”的推进,行与藏是不可分的、“拟而求”到“身为试”是由“知”到“行”的推进,由“我”到“尔”的影响、由自慰到共慰的发展扩大,但在文字形式上又是对照的,连“差堪”到“亦足”,在语言结构上、平仄对仗上都是工稳的。如逐句排比,也不能发现各句主要词语结构和平仄也都是十分工稳和谐的,而语句又抑扬顿挫,像散文一样,十分自然流畅,没有一点四六骈文对仗的味道。这又表现了在文字运用上的过硬功夫。而这过硬功夫,不是表面的,不像四六骈文用现成典故排列即可。而这功夫是内在的,是基于极为周密的抽象推理思维,是把这章书的内涵、种种方面、各个要点、反正关系,大小范围等等,思维的极有条理、细致、分析、排比、正说、反说、引伸、延展、对照……一直到归纳,都能随着思维用八股语言表现出来,其难度远远超过四六骈文。

中比之后是后比,关于后比,在《八股程式》中说:

“后比者,欲其足乎后也,有承中比而起者,有逗下文而收者,有作题之下截者,要以深入一层,另生余议为佳。所最忌者,淡然无味,索然无辞,君子将于此观后福焉。其亦特出精神以应之哉?

抑欲其余乎后也,有咏叹而异其说者,有旁证而实其义者,有反收而见奇者,要以别有一境,畅发题情为贵。所尤忌者,与中合掌处末曳尾,有司将于此观后劲焉。其亦更抒藻思以成之哉?”

这也是“两股”文章,论八股后比之要点。简单说就是在后股要生发新义,所说“足乎后”及“余乎后”,“足”是发挥充足,“余”是留有余味,好的后比要“另生余议”,“畅发题情”,韩菼这篇文章,结尾后比两股,是专作“我尔”二字,在前面中比之中,把“用舍之交”、“行藏之疑”已作了充分的论述,在此则专从我、尔修养着笔,虽人事之变迁,我尔自能各行其素;虽积道德而不争气数,均是理想的修养境界,又以极达观的语气抒发之,这就是《八股程式》中所说的“另生余议”、“抒发题情”,虽是八股文章,但摹拟孔子语气,和颜渊说话,有深厚的感情成分。

而这种感情成分,不是突然而起的。在中比与后比之间,又有两句“过接”,这里两句“过接”,均用“念夫”,高声诵读时,便使人有回肠荡气之感。情感从语音中自然表现出来。

文章最后,在明人谓之“束股”。不同于“大结”,简单说,就是结束语。《八股程式》论“束股”云:

“束股以筋节为主,当使言简而意赅,以余波见长,勿令一往而易尽其束与结也。或散行一段,或与起相应,或更作一势……呜呼,文无定法,岂斯言之所能赅然。规模略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八股文由破题至大结,在章法起、承、转合,讲究的非常细,每一部分如何思维,如何表现,讲究各种手法,非常细致。但又都是抽象的,各种题目不同,各个作者的思路、聪明才智又不一样,纵然同时读书,程度、基础近似,而各人想法各不相同,正亦如古语所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文章的表现,也自是各不相同。所以《八股程式》作者最后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韩菼此文结尾,十分简洁,只是灵空的四句话,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不作具体结束语,正是传神处,把孔子说话的语气形象地表现出来了。所以这种八股文并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有感慨、有情致、能引起人共鸣的意思深长的文章,所以被视为名文。

叶公好龙,不能看到真龙就害怕,要知道麻雀,就要解剖一个麻雀看看。要知道桃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吃一个桃子尝尝。如果空说“八股文”,而不举一篇八股文,将其实地分析一下,看看究竟什么是八股文,那只是人云亦云,只是姑妄言之姑听之,并不能真对八股文有所认识。因而我在讲了前面几个题目之后,在此先举一篇文章,以我们现在仅有的水平,对之分析认识一下,这样举例认识之后,说到“八股文”,便有了具体感性的知识,就不是人云亦云地盲目空谈了。


第九章:选文六篇

在举例详细说明之后,这里再举几篇一般八股文作为例子,供读者结合前面《举例说明》一篇参看。为了避免读者看起来枯燥,前三篇《女与回也孰愈》、《不以规矩》、《皆雅言也·叶公》都在文后例加说明,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后三篇《不亦说乎、有朋》、《国人皆以夫子》、《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只分段加标点,未再加任何说明,以供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思索。

这几篇选文,前五篇是初学的所谓小题,较为简单,都是单句,不是全章书。对今日读者看来,也许都很深奥,但对当年的读《四书》、“五经”的学童说来,则是启蒙的范文。是由浅入深的。选自俞曲园《曲园课孙草》。俞曲园名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咸丰七年在河南学政任上,因出试题割试,为御史曹登庸所劾罢职,南归侨寓苏州,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著述甚多,合编为《春在堂全书》,为清代晚期著名学人。是俞平伯先生曾祖父。《曲园课孙草》,是为其孙儿俞陛云(按即俞平伯先生父亲)编的八股文启蒙课本,在序言中说:

最后一篇选文是清末袁昶所作。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进士,曾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后由直隶布政使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时因上疏反对西太后那拉氏利用义和团,被后党及那拉氏所杀。是清末著名人物。著述有《渐西村人丛刻》。所选这篇是他以浙江丁酉科考举人的题目拟作的。后面注明“丁酉浙闱题”,按“丁酉”是光绪二十三年。这篇文章,内容丰富,气魄很大,篇幅也很长。按照清代一般考试八股文规定,三百字为完篇,即最少不能少于三百字。而上限也很严格,顺治初定为四百五十字,康熙时改为五百五十字,后又改为六百,过多则违限不录。袁昶这篇文章,将近两千字,远远超过规定,这种例子是很少的。但亦可看出,八股文如内容丰富,发挥起来,照样可写出洋洋大观的长文。

【女与回也孰愈】

以孰愈问贤者,欲其自省也。

夫子贡与颜渊,果孰俞耶,夫子岂不知之?乃以问之子贡,非欲其自省乎?

若曰:女平时之善于方人也,吾尝以女为贤矣。夫在人者尚有比方之意,岂在己者转无衡量之思。明于观人者,必不昧于知己,窃愿举一人焉以相质也。

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

德行之利,回也实居其首,则回必有所以为回者,而后无惭殆庶之称。

言语之美,女也亦有专长。则女必有所以为女者,而后可为从政之选。

然在回也,箪瓢陋巷之中,自守贫居之真乐,岂必与女相衡。

即在女也,束锦请行以后,编交当代之名卿,岂必与回相较。

而吾乃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女之与回。

今夫天之生人也,聪明材力.虽造物不能悉泯其参差,则其必有一愈焉;理也。

令夫人之造诣也,高下浅深,虽师长不能尽窥其分量,则其不知孰愈焉;情也。

将谓回愈于女乎?而女自一贯与问之后,亦既高出于同堂。

将谓女愈于回乎?而回自三月不违以来,久已见称于吾党。

将谓回不愈女,女不愈回乎?此可与论过犹不及之师,商而女之回也,固非其例。

将谓回有时愈女,女有时愈回乎?此可与论退与兼人之由,求而女与回也,又非其伦。

夫弟子之造就,函丈难欺,假令我出独见以定短长,回亦无不服也。女亦无不服也。然我言之,不如女决之也。孰高孰下,奚弗向长者而自陈。

夫尔室之修为,旁观尽悉,假令人持公论以评优劣,岂不足以知回也,岂不足以知女也。然人论之,不如女断之也。孰轻孰轩,奚弗对同人而共白。

吾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于女之与回也。女与回也孰愈?

〖释题〗:这是一个一句题,是一节书中的一句,原句是《论语·公冶长》篇第八章。全文是:“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问一以知十;赐也,问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孔子教育弟子,著名的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就是特别会按次序诱导人。这是诱导启发子贡的一段话。让他和最好的学生颜回比较,是否比得上颜回。子贡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说明比不上颜回,而且回答很形象具体,一是“问一知十”、一是“问一知二”,差距很大。孔子也肯定了他回答的正确,语气上有赞许之意。用了两次“弗如也”,不唯加重语气,而且体现了《论语》语录体文字的感情成分。这章书在朱熹注解中,除“女”注音“汝”、“愈、胜也”等文字注解外,后面总注解说:“……问其与回孰愈,以观其自知之如何?闻一知十,上知之资,生知之亚也。问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资,学而知之之才也。子贡平日以己方回,见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许之;此其所以终问性与天道,不特问一知二而已也。”八股文对《四书》的理解与发挥,是以朱注为标准的。这个题目不出整章书,只出其中一句,作者不能犯上犯下,只能就这句话来思维、生发,叫做“尊题”。严格地针对题目展开思维,首先抓住要点,这句话用白话解释,就是“你和颜回比比谁超过谁?”以此为题,作如何展开思维呢?

〖浅释〗:

一、破题:作者认题、审题之后,抓住两个要点,就是“孰愈”、“自省”。前者是题中的实词,后者是朱注中的意思,即“观其自知之如何”?“孰愈”是比较子贡与颜渊,“自省”是启发子贡的认识,为什么要启发他等。全文就这个范围内展开。

二、承题:点名子贡与颜渊,说明二人谁超过谁,孔子作老师的怎能不知道,而以“孰愈”问子贡,不是很明显要他自我反省吗?

三、起讲:紧接欲其自省,进一步发挥,先呼应破题,点出“以女为贤矣”。接议“方人”、“量己”,先是对照设问:“在人……尚有”,“岂在己……转无”,接着肯定其贤,“明于观人”,“必不昧于知己”。愿举一人比较,八股文讲究在此处“入口气”,即由作者口气转入孔子说话的口气,即所谓“代圣人立言”,这里起讲:“窃愿举一人以相质也”,及前面“吾尝以女”,都已转入孔子口气,所以在承题中用“夫子”称孔子,起讲中用“吾”,就是孔子自称,完全自己语气了。

四、提比:自“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句下为提比,以孔子口气,比较颜回、子贡二人的不同。一大股,又成为两小股,互相对照,句法整齐,是专作“孰愈”二字。颜回在德行科、子贡在语言科,都是变化用《论语》中的原话。箪食瓢浆居陋巷,是颜回,即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子贡则是货殖专门,是孔子弟子中最有钱的。二人对照比较,不相上下。

五、中比:从单作“孰愈”二字,纯客观比较,进一步作“女与回”三字。即写明孔子为什么要问子贡,文章重点写一个“问”字。先是一小股,说于理,必有一愈;于情,不知孰愈。不知孰愈,故有一问,紧接一大股,又是两小股对照发挥。“回愈于女”、“女愈于回”、“回不愈女”、“女不愈回”、“回有时愈女’、“女有时愈回”,两个方面,六种可能,反复对照,文字运用固然熟练,而更重要是这种周密的思想方法。面面都能想到,而想到这一面,就有另一面,都是对照的,而无孤立的。

六、后比一大股,两两对照,落实到“欲其自省”上。全用启发式语气,一用“我言之,不如女决之”、一用“人论之,不如女断之”。“我”与“人”又分为二,以我为主的主观和以人为主的客观,又是两个方面对照说,可见八股之特征,首先是一分为二的对照思维。

七、结尾一合,又归到“女与回也孰愈”上,简单明快。这篇文章,即使现代读者,也很容易理解。可以较清楚、明显地看八股文的章法。

【不以规矩】

规矩而不以也,惟恃此明与巧矣。

夫规也、矩及,不可不以者也。不可不以而不以焉,殆深恃此明与巧乎?

尝闻古之君子,周旋则中规,折旋则中矩,此固不必实有此规矩也。顾不必有者,矩规之寓于虚;而不可无者,规矩之形于实。奈之何、以审曲面势之人,而漫日舍旃、舍旃也。

有如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诚哉明且巧矣。

夫有其明,而明必有所丽,非可曰睨而视之已也。则所丽者何物也。

夫有其巧,巧必有所凭、非可曰仰而思之已也。则所凭者何器也。

亦曰规矩而已矣。

大而言之,则天道为规,地道为矩,虽两仪离规矩而成形。

小而言之,则袂必应规、袷必如矩,虽一衣不能舍规矩而从事。

孰谓规矩而不可以哉?

而或谓规矩非为离娄设也,彼目中明明有一规焉。明明有一矩焉,则有目中无定之规矩,何取乎手中有定之规矩。

或而谓规矩非为公输子设也。彼意中隐隐有一规焉,隐隐有一矩也。则有意中无形之规矩,何取乎手中有形之规矩。

诚如是也,则必无事于规而后可,则必无事于矩而后可,夫吾不规其规,何必以规;吾不矩其矩,何必以矩而不然者,虽明与巧有存乎规矩之外,如欲规而无规何?如欲矩而无矩何?

诚如是也,则必有以代规而后可,则必有以代矩而后可。夫吾有不规而规者,何必以规,吾有不矩而矩者,何必以矩而不然者,虽明与巧有出乎规矩之上。如规而不规何?如矩而不矩何?

夫人之于离娄,不称其规矩,称其明也。人之于公输,不称其规矩,称其巧也。则规矩诚为后起之端。

然离娄之于人,止能以规矩示之,不能以明示之也。公输之于人,止能以规与之,不能以巧与之也。则规矩实为当循之准。

不以规矩,何以成方圆哉?

〖释题〗:这是一个单句题,这句话现在人们还常说。语出《孟子》。《离娄》篇章句上有这句话,原章云: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问,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原章书很长,在此不尽引。下章还接这一论点推论,就是: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离娄》是孟子充分论述仁政、也就是儒家政治制度对国家的重要性,反其道而行之,甚则身弑国亡,不甚亦身危国削,虽孝子贤孙不能改。一上来用“规矩”作个生动的比喻,而且反复强调这一比喻,这里原文重在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而此文题只出“不以规矩”四字,作此题不能连下句一起说,只能在此四字上思维发挥。

〖浅释〗:

一、破题:破题只两句,先抓住“以”与“不以”正反两面,以靠规矩,不以靠什么,只是“明”与“巧”,用一“恃”字,便有文章可作了。

二、承题:着重说不可不以而不以,突出“恃此明与巧”

三、起讲:从分析规、矩入手,“不必有”、“不可无”、不必有是虚,不可无是实,“寓于虚”、“形于实”又是一个对立面。这也可看出八股文训练的思维方式,就是在任何小的、无话可说的情况下,也能不断思维出新的、各种角度、各种方面的对立面。这样就可以充分、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起讲结尾用反问感叹语气,就是“为什么”或“怎么办呢”,以能够看出曲线、面对形象的人,而随便说“舍旃舍旃”呢?“舍旃舍旃”,就是“舍了罢”、“舍了罢”。这里用《诗经》典故原句,以增加文章文采。《诗经·唐风》中《采苓》篇:“舍旃舍旃”,同“之”字,即“舍之”、“舍之”。见《广韵、释言》。在一般文言文中,以“旃”字当“之”用的是少见的。这样用可见作者的学问,亦可博得阅卷官的赞赏。

四、提比:这是《孟子》中的题目,入口气也入孟子口气。《孟子》的文章是长于辩论的。他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所以作《孟子》的题目,也要善于说理辩论。何况这个题目,只是被否定的前一半,而重在必须以,不以不能成方圆。虽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也不可以。因而此题从“不以”作起,从恃明与巧人手反作,才能否定题目。提比两小股。一论“明”与“巧”必须有物可凭,不是虚无的。何物可凭,只有“规矩”。二从大小言之,大到天地、小到襟袖,都离不开规矩。最后反问一句“孰谓规矩而不可以哉?”反面作此题,一问十分有力。中国传统自然观,认为“天圆地方”,所以说“天道为规,地道为矩”,自然这是错的。

五、中比:中比两大股,衔接提比最后反问句而发。先论具体的规与矩,与人的明与巧的关系。用现代话说:就是主观与客观、思维与事物、人的聪明才智与具体落实的辩证关系。如何体现人的主观的明与不明、巧与不巧,均要看客观的效果。不用圆规便能画个圆,这个圆是否真圆,还要圆规的标准衡量。目中的规、意中的形,和手中的规矩,在逻辑上是不可分的。虽明与巧有出乎规矩之上,存乎规矩之外,但明与巧与规矩是无法分开的,两股四段,假设排斥,反复对照,论证明与巧与规矩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六、后比:一大股两段对照,一论人们称赞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而不称规矩,说明是先有人类之明与巧,而后有规矩,明与巧是第一位的、规矩是第二位的。二论示人只能示以规矩,不能示以明与巧。一切文化流传、教育制度、政治指示,均当作如是观。虽然人的因素起主要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客观的存在。“鸳鸯绣罢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能示人以规矩,不能示人以巧”,作者把这种道理表现的十分清楚。

七、经过反复分析论证,最后以一句话结束全文。完成了反面作法,有力地突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原意。

【皆雅言也叶公】

明圣训之有常,而楚大夫又可记矣。

夫雅言而曰皆,则诗书礼之外,夫子固不言也。彼叶公者,又何以书哉?

且圣人出一言为天下法,岂南蛮鳺舌之人,所可同日而语哉?虽然,衍洙泗之传,固征经训;而驰潇湘之誉,亦具卿材,吾党奉圣言为依归,而此外有人,未可以彼哉、彼哉一例而外之也。

如子所雅言,在诗书执礼,夫如是以立言,岂同叶公所谓以小谋大作者哉?吾党覆案之,盖皆雅言也。

以此言而上承先圣,则诗登商颂,书首尧典,礼监夏殷,皆先圣之所留遗也。可与周公鲁公之训辞,同藏于故府。

以此言而下启后人,则诗传之商,书传之开,礼传之偃,皆后人之所法守也,岂比桓公文公之霸业,不道于儒门。

明其为皆雅言,而诗书礼之教,自此兴矣。独是夫子之雅言,固何所受之哉?

昔韩宣宣子来聘,双周礼之在鲁。而所见者只易象春秋,诗书礼无闻焉。忆我夫子将修春秋,先观书于周史,子之雅言,其得于此乎?

乃自鲁昭公之二十六年,周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于是向也周礼在鲁者,今也周礼在楚矣,自兹以来,楚之人文日盛,方城汉水间,彬彬乎大有人在,如叶公者,殆亦其一乎?

论叶公之早岁,免胄以见国人,素著循良之望,是其人固彼都所接重者也,岂如斗彀于菟,但着方言之异。

论叶公之晚年,致故而旧私邑,克孰退让之风,是其人亦吾徒所深许者也。当与左史倚相,同登大雅之堂。

然则叶公固楚之良也。吾夫子至楚之时,叶公或亦仰窥其丰采,而窃聆其雅言乎?

夫雅言传于东国,获麟绝笔之后,自成文学之宗。

而叶公来自南方,攘羊证父之读,曾奉圣人之教。

此所以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乃置于不答:殆以其人其言,不过在南人有言之例,吾夫子之雅言,固不足以语之也。

然而,夫子又不能无言矣。

〖释题〗:

这是一个现代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所谓的“截搭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上面一章书的最后一句或几个字,和下一章书的开头几个字或开头一句联在一起,甚至语不成文,照样可以作为题目,以之写八股文。如这道题目:上半句“皆雅言也”,出自上《论语》、《述而》第十五章。原章书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下半句“叶公”二字,出自同篇第十六章。原章书云:“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篇是记孔子廉己诲人之辞,容貌行事之实的一篇,各章书都很出名,这两章书更都是《论语》中的名文,常被人们引用。而此题只出前一章最后四字及第二章开头两字,连在一起,“皆雅言也、叶公”,从表面逻辑上讲,简直不知所云。这如何能写文章呢?为什么要出这种讲不通的题目呢?自然这也是事出有因,不知是那位“天才”想出这种怪题目,这种“绝招”。八股文的题目,限制在《四书》中,从明代开始,直到清代中叶,三百多年中,府、乡、会试,大小考试,出的八股文题,不知有几千、几万。《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从《大学》第一章、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到《孟子》卷十四《尽心》篇最后一章、最后数句:“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为止。所有的句子,都曾被出作题目,名文众多,有不少都是考生背熟了的,如一般题目,考时照抄一篇名家的旧作,而阅卷官又看不出,取中了。被人检举出来,轻要担责任,重要担罪名,弄不好,有杀头的危险。清代的科场案大小不知有多少,说来是很可怕的。为了防止考试抄袭成文,便出古怪题目,有人便想出这种“截搭题”的办法,到清代晚期,出“截搭题”的更多。有人便专门研究截搭题的作法,还出现过专作截搭题的名家,随便如何讲不通的“截搭题”,他都能别出心裁巧妙地把它写成一篇抑扬顿挫、言之成理的八股文。曲园老人为他孙儿也就是俞平伯先生父亲俞陛云先生幼年时编的八股文教材《曲园课孙草》,三十篇范文中,就有两篇截搭题。这里所选是第二篇。另一篇题为《不亦悦乎、有朋》,出自《论语》一开头《学而》篇,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截取第二句和第三句开头两个字,作为题目。

〖浅释〗:

一、破题:学作八股文,读《四书》,不但要把原文记得滚瓜烂熟,而且把“朱注”也要背熟。这个题目前一句及连接前一句的上文“朱注”道:“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这一章书,突出“雅言”而“雅”即训“常”,自然“雅言”就是常言,日常说的话了。“破题”先不能犯上,不能把诗、书、执礼等字眼写出来,所以依“朱注”用“有常”把这一章题义点出。这个题目后二字在下章书:“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句下“朱注”道:“叶、舒涉反。叶公,楚叶县尹沈诸梁,字子高,僭称公也。叶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问而问者,故子路不对;抑亦以圣人之德,实有未易名言者与?”这样根据朱注写破题,就把“雅言”和“叶公”扯在一起,在字面上分别又以“有常”、“楚大夫”表出之,用“又可记”联系下章的具体内容,即“问孔子于子路”的事,这样就成为有机的联系,有话可说了。

二、承题:文章正面作“皆雅言也”四字,故承题接破题,写出全章书本首。又连到叶公。

三、起讲:进一步把前半句同后面叶公联系起来。这段用了几个典故。“南蛮鳺舌”、《孟子、滕文公》:“今也南蛮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鳺是伯劳鸟,这是孟子斥许行的话,许行是楚人,同叶公一样。“洙泗”,鲁二水名,《礼记》、《檀弓》:“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因而“洙泗”就用作代表孔子讲学的地方,“洙泗之传”,就是孔子学说的传播。对“潇湘之誉”,就是楚人叶县尹了。结尾句“彼哉、彼哉”,也是用《论语》、《宪问》篇中语,有斥而远之之意。原章句云:“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朱注”云:“子西,楚公子申,能逊楚国立昭王,而改纪其政。亦贤大夫也。然不能革僭王之号。昭王欲用孔子,又阻止之。其后卒召白公以致祸乱。则其为人可知矣。被哉者,外之之辞。”在起讲用的全是《孟子》、《论语》中有关楚人的典故,是紧扣“叶公”作文章。

四、提比:在起讲之后,提比之前,加一小段,把叶公和雅言的关系再反复扣紧,总在“皆雅言也”四字上。

提比一大股,两小段一写圣教之上承先圣,一写圣教之下启后人。商颂、尧典、夏礼、殷监,都是三代所留、周公、即周公旦,周武王弟,鲁公、周成王时封周公旦元子伯禽为鲁侯。其九世孙息姑“鲁隐公”。孔子作《春秋》,编年始于鲁隐公。下段以“下启后人”排句对照,诗传、书传、礼传,“传”就是阐明经义、训诂。诗的商略、书的开发、礼的教化。“偃”用《论语》、《颜渊》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句注云:加草于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所以“偃”字,便作教化用。这一小段说明诗、书、礼,因孔子圣教为后世所遵守,不同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以武力称雄的霸业。也是用《孟子》、《梁惠王》篇:“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无以闻也。无以,则王乎?”

提比专写“皆雅言也”四字。结一小段再联系中比。要在文中把“皆雅言也”与“叶公”充分联系起来,先用“何所受之哉”反问句,以启迪中比。

五、中比:中比两大股、四小段。第一大股两段文字在形式上对照,内容上先后依次。述圣教之如何自鲁至楚。所引都是有关诗、书、礼向南方楚地传播的史实。由于圣教的南传,楚地人文日盛。叶公也是其中之一了。

第二大股两段全写叶公,假想叶公的早岁和晚年,点缀成文。

六、后比及结束语:重在承接上文,把两章书,连在一起,落实到“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而孔子又说:“女奚不曰”上,这就是以一“然而,夫子又不能无言矣”结束全文,这又是言有尽而意未穷,留下许多余意。是另一种结束的方法。

《不亦说乎有朋》

说以学而深,即可决其朋之有矣。

夫说生于时习,即生于学也。以学及人,而朋之有也。不可必乎?

且夫人果能说诸心而研诸虑,则亦何至朋从尔思哉?虽然津津有味,固足征闭户之功,而落落无徒,奚以集出门之益。勿云:适我愿兮;遂不必云:与子偕臧也。

如学之贵乎时习也,昔吾门有参也。尝以传之不习,与为人谋之不忠,交朋友之不信,一日之间,三致意焉。习之不可已如是夫。而今既习矣,且时习矣。

斯其情不觉其可厌,而觉其可欣矣。孜孜于学问之途,而优焉游焉,自有无形之判渔,虽锡以朋贝,未若此衷情之愉快也。

斯其意不觉其甚苦,而觉其甚甘矣,勤勤于行习之地,而怡然涣然,常多不尽之低徊,虽飨以朋酒,末若此意味之深长也。

顾吾思周易六十四卦,而说之象独见于兑,故曰兑说也。又曰说言乎兑,盖一阴进平二阳之上,有说之象焉。

而吾为象传则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然则说之生也,固由于习;而习之讲也,又赖乎朋。惟然而朋之有也,可进念矣。

以朋而浅言之,则缟紵之襍投,可以悦吾目焉。笙簧之并鼓,可以说吾耳焉。苟非有朋,将处里巷而寂寥谁语。未免抱凉凉踽踽之悲。

以朋而深言之,则感发吾善,心所谓动而说焉。纠绳吾过,举所谓止而说焉。苟非有朋,将入修途而孤陋自伤,何以收切切偲偲之效。

以云有朋,非说之后所不可少者哉?

夫说非可幸致,宜先勤尔宝之修,而朋必以类招,乃可集他山之助。

吾学成朋之来也,无远弗届矣。又岂止悦焉而已哉!

《国人皆以夫子》

有皆以为然者,齐人之望大贤切矣。

夫孟子所为,非齐国人之所知也。然因饥而有望于孟子,国人不皆有然哉?

陈臻述之以为,大则以王,小则以霸,此吾党所期于夫子者也。乃吾党所期于夫子者,未能如愿以偿;而外人所期于夫子者,又且相逼而至,窃叹夫,子一身几为人左之而右之也。

臻今者有以见国人之意矣。

夫聊摄姑尤之众,实繁有徒,在平日久乏抚循之司牧,故于夫子也,如孩提之赖慈母,常切瞻依。

而旱干水溢之余,饥馑洊至,在今日,更觉启处之不遑。故其于夫子也,如疾病之求良医,倍形迫切。

甚矣,通国之人有待于夫子也,不且皆有所以哉?

就国而言,近之则在国中,远之则在郊外,其为地不一矣。乃近者素所亲炙曰:吾见夫子有忧民之容也;远者得自传闻曰:吾知夫子有就时之论也。盖无论远近,而当此饔飧不给之时,人人心目中有一夫子,或挽之于前,或推之于后,则远近同也。

就人而论,贤者则为君子,愚者则为小人,其为类不齐矣。乃贤者之意婉曰:夫子能如是,是吾大愿也;愚者之词戆曰:夫子不如是,是不为大贤也。盖无论贤愚而当此年谷不登之日,人人梦寐中有一夫子,或挈之于右,或提之于左,则贤愚等也。

夫国人之议论,亦多端矣,衅钟之废牛,皆以为爱也;郊关之有囿,皆以为大也。侃侃而谈,几若成为风气,而兹则夫子固已自开其端也,岂得诿咎于国人。

即国人之于夫子,拟议非一朝矣。伐燕之役,皆以为夫子劝之也。蚳蛙之去,皆以为夫子使之也。悠悠之论,可以置若罔闻,而兹则国人固非无因而至也,能不情质之夫子。

噫!

好货好色之君,久无大略。齐之君无可以矣。正惟齐之君无可以,而人至无可如何,其责夫子也倍切。

庄暴陈贾之辈,岂有良谋。齐之臣无可以矣。正惟齐之臣无可以,而势且坐以待毙,其望夫子也更深。

盖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也,可乎、不可乎?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于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丁酉浙闱题)袁昶《于湖小集》卷二载《沤移拟墨》

匡鲁政以王道,因自述为学之次第焉。

夫政必出于学,德礼其本,政刑抑末耳。而学为成德,又有年力次第焉,非进欲善鲁政,退欲善鲁政哉?

今夫政术与学术,一源而已。政学分而天下响乱,于是法家兵家者流,驱一世于忮,忍严酷之域。而纲沦、四维蠹、九流浊焉。于是三代德厚礼让之风,澌减尽矣。

政学合而天响治,天子仁圣,朝有巨儒,淑一身以淑一世。于是提挈纲维,整齐流俗,而三代之风,稍稍复还旧观。

而惜乎宗国之不用宣圣,徒令吾夫子,自壮游以至垂暮,独善其身,托之空言,而未施之行事,以兼济天下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何者,鲁国有孔子,盖以唐虞三代列圣之心为心,执德之枢,绸礼之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绝圣继业,平生行藏之志,不轻以语人,盖欲成已成物,由是而成天下亹亹之功,古今绵绵之行者也。

匑匑如畏,铭汤盘而箴武机,有东京鱼藻之义焉。温温试吏,正卫名而讽康盗,有西方榛苓之慨焉。退居宗国,矶矶著书,檠由材而铸颜卓,有龟山斧柯之叹焉。

王周于鲁,元公之泽,德修于用志不分,行成于尽性至命,岂仅润一身而已哉。涧畏天命而悲人穷也。

试以验之当今之天下,其消息何若?今夫德也者,内得于己,外得于人者也。礼也者,三代之王,七制之主,其灿然之迹也。握其原而后政官、形官之事,秩然就理矣。

大君者,天之宗子,其大臣则宗子之家相,先生虑夫有司百职之不可以智术驾御也,于是乎纳八政于三德。虑夫黎民百姓之不可以刑法鞭笞也。于是设为礼仪三千,以救刑条三千之敝。出礼则入刑,出刑则入礼矣。

其虑变也详,其布泽也厚,故不言而民信,不介而民学,有耻且格。德礼之入人也如是。

乃降至季世,六典之官、教养之具荡然,阴符茁矣,竹刑用矣。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民生蹙矣。道齐之具,恃政与刑,民反而获免,虽免而无耻之俗,嚣然不可改也。于是穆然而追溯道德齐礼之世,盖犹是三代之民,而不获被三代之泽,非鱼藻之义,榛苓之思哉?

孔子年十五入大学,十七而孟厘子属其于往学礼,三十而问礼于柱史,四十二去齐景,反乎鲁而昭公薨、定公立,鲁之卿士,僭离正道,政刑淆矣,周公之德衰矣。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受业者弥众,是时孔年五十矣,岂三代而上,政教出于一,生民获跻仁寿之域;三代而下,政教歧而为二,生民备罹涂炭之苦,天实命之,然哉然哉!

洎一试中都,为司空、跻大寇,摄相事。正卯诛、齐倡、市政修饬,外户不闭,于是复将三代德礼敦厚之风,砭后世一切政刑苟且补苴之敝,駸駸乎得行其志,千载一会矣,时孔子年五十六矣,乃道不行,鲁卒不可为。

遂去适卫,周流列邦,无所遇,至鲁哀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去鲁先后十四年,而复返鲁,年届悬车,为国三老,情虽见文,梦不遌姬。于是整齐百家,序次六艺,喟然自叙进德修业,博文约礼,积铢累寸,循循然岁月不居,自志学而立而惑,如是者有年;自知命而耳顺,以至从心所欲而矩不逾,如是者又有年。

孝乎惟孝,是亦为政。材与不材,将居其闲。优而柔之,使自饫之。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始元终麟,笔削千春,尊周王鲁,杨榷三古。终其身不改其志学之日,即终其身皆乐天知命之日也。

学成而不推其用于一世,行成而天下不被其泽,非龟山斧柯之寓言而何?

盖自政与学函而为一,流三代之恺悌,盪秀世之毒螫,一切牵补度日,架漏过时,轻用夷速变夏之政令,废黜不用,天下吏治,蒸然复于古,大专槃物,风行偃草,世运密移也。一变至鲁,再变至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乎?

抑自政与学歧而为二,怀利器以不试,操幽兰以扬光。默数童颜介立,白首潜读,混欣戚齐物我之襟怀,澹乎自持。吾生望道尚苦未之见,小雅道缺,日西方算,既老而传矣。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有焉。余——吾未之逮耳。

然则德礼之衷,盖叹鲁也;自叙为学,知我者其天乎?元圣素王,天命之矣。记者比物属词,次第书之,岂漫然哉?岂漫然哉?

(渐西村人自记:此连章题,既不可写成两撅,横风吹断;又忌剪裁作六比,两两对勘。藻缋潢眼,索索无真气。然若一气衔接,融洽而分明,又于题之界画不合,理法不清。家塾课卷,多不满意,因率笔拟作一首,久不作制义,廓落无范,深于此事者,得毋笑其倒绷孩儿耶?)

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字。此第举成数言之,古人修词之义如此。勿泥看。读汪容甫《释三九说》乃知之。又此章是孔子七十后语可知,故文中写出无限感慨。日西方暮,用郑司农七十后戒子益恩书语。(渐西村人又记)


第十章:名家名作碎锦

清代近三百年中,所有名家、名人、大学问家、大诗人无一不是受八股教育,在八股文严格训练下培养出来的,其间不知有多少名人、名作,这篇中只选了少数几则,都是片段,略加介绍说明,供参阅赏析。因其都不是完整的选文,只是零星段落,因题作“名家、名作碎锦”。

清代考试,从八股文中,不只是看文章好坏,而且能看到作者的性格、才华、品行、气魄,未来发展等等。鉴赏水平高的主考,阅文如老吏断狱,一眼能看透作者。现从所举的各段文字中,读者亦可想像一下作者的感情、思路、形象,也是很有趣的。

题目:《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作者:胡任舆(康熙辛酉科江南解元)

起讲下二比:

“勋业者,君相之遇合也。禹皋伊旦,当时若无此遭遇,岂遂淹没以终老,天壤甚大,倘必有所待而后抒怀,设所如不偶,将毕生无自见之期矣。

景物者,达士之功名也。黄农虞夏,今日岂异此风期,安见熙皞之难再,人物依然。如其无所待而皆快意,将动与天游,任目前皆自得之志矣。”

后二比:

“性情之际安往?不得,忽然而值此时,忽然而娱此境,任耳目间之取携,而生平不尽啸歌之致,此其气象,类不在三代以下也。将点狂也,不几于道欤?

宇宙之故安在?可执,如必暮春而后为其时,必童冠而后为其人,必咏归而后为其境。自命旷观之高致,而寄情犹滞形迹之间,此其气象,不过隐者流也,将点深也,不犹之乎浅欤?”

末段:

“论者谓点之志,与夫老安少怀之志,微有合者,故亟与之然。而夫子当日惟是喟然嘉叹,至其所以兴者,终未言其故。”

韩英评曰:“曾点暮春风浴一段,神理最难体会,作文者最难得恰到好处,惟康熙辛酉科,江南出此题,解元胡任舆,识解独超,会心自远。”

按题目是《论语》中《先进》篇的著名章节。孔子和学生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一齐坐着,孔子让学生们说说各人的志愿,原文写的非常传神。子路抢先说,冉有、公西华随后说,孔子都表了态。在三人说时,曾点还在鼓瑟(曾点字哲)。可见孔子和学生们坐谈时自由自在,很从容。据《朱注》:“四子侍坐,以齿为序,则点当次对,以方鼓瑟,故孔子先问求、赤,而后及点也。……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自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现在人读《论语》这段文字,对孔子所说“吾与点也”,表面是能欣赏的。但过去把孔子认为是至高无上圣人的时代,对于这种表面上看似消极的表态,近于老庄、入于掸,所谓“可怜曾点惟鸣瑟,独坐春风咏不休”。胡任舆文中则充分从积极方面发挥,故得到试官的赏识。据《制艺丛话》记载:清初大学者、诗人朱彝尊最不喜欢看八股文,他是翰林出身,自然也有人送时文给他看,他稍微一看就丢在一旁。而这科是他作主考,却以此文得元。也可见朱彝尊对时文的观点了。

题目:《道之以德》节

作者:顾南雅

起比:

禁之勿为小人,与引之共为君子,其意同而厚薄分焉。天下为意之厚者,为不忍负耳。而此不忍负之心,遂足验天良于草野。

法立而使之避,与身率而使之从,其情同而浅深判焉。天下惟情之深者,为不能忘耳。而此不能忘之见,已足流教化于大同。

后比:

但见愚者奋之于前,愚者化之于后,以为见责于国典,犹可言也。见弃于圣人,不可言也。有可弃之实,而圣人不遽弃之,则尤不能安也,而愧悔之心交集矣。

而且由愧悔而生勉强,由勉强而至自然,以为负罪于朝廷,犹可言也。负疚于吾心,不可言也。有省疚之明,而吾心终益疚焉,则尤不能安也。而修能之念弥殷矣。

钱竹汀叙其时文云:浩浩落落,直出胸臆。不为阉然媚世之态,而光采自不可抑。

纪文达得此卷,恬吟密咏,再三不置。

按此题出自《论语》《为政第二》:全章书是“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道是引导的意思。政是法制禁令,齐是一律,即用刑律来统一人的行为,使之不犯法。免于刑罚,而无所羞愧,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礼、是品节礼法,以道德教育要求,民耻于作恶,格是至的意思,即能作到。意在强调道德教育。朱注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使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实际历代以来,直至今天,也还是法制禁令和道德教育二者都有。虽各个时代二者程度不是等同,但总未超越孔子所说的范围。题目只出后三句。重在论“道之以德”三句,其论证对比“禁之”、“引之”、“法立”、“身率”,及推论“见责”、“见弃”、“愧悔”、“勉强”、“自然”的层次在今天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的同时,不也是一样的吗?十分清楚,不能斥之为空论。

题目:《宽则得众……》一节

作者:袁枚

中比:

“当缔造之年,天意苍茫,谓帝王之自有真,亦群雄之所不服,乃数年而刻诈者败,又数年而失事机违民情者亦败,后舞前歌,而登封受禅者,仅一人焉。夫用人不过爵禄,杀人不过兵刑,何足消磨豪杰哉?及父老携杖而谈王风,史官援笔而为实录,不得不推本于豁达为怀,推心置腹,当机立断,正直无私,以为有此数大德,而当年足以王矣。

在委裘之日,宝禄初膺,谓中兴之自有期,亦官家所乐闻,乃误于刑名法术者半,误于宦官宫妾者又半,风雨下通,而馨香上奏者,仅数君焉。夫前有祖宗之忠厚,后有子孙之经营,此际尤征学问哉?乃诏诰之事已颁,起居之注已定,莫不叹为法纲何疎,嫌疑何寡,早朝晏罢,啼笑皆严。观其行此数十年,而太平不必问矣。”

梁章钜评云:“袁简斋、枚雄于诗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时文尤健,乃谈举业者,往往訾之,余以此夏虫井蛙之见耳。余最爱诵其《宽则得众……》一节……义蕴不必渊深,而是何意态,雄且杰,岂寻常行数墨者所能梦到?”

按本题《宽则得众》一节,见《论语·阳货》,下《论语》第十七篇,原章云: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信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所谓“宽则得众”一节,即“宽、任、敏、惠”四句。朱注云:“行是五者,则心存而理得矣。于天下,言无适而不然。犹所谓虽之夷狄不可弃者。”袁枚中比文章,从帝王术发挥,所谓王道仁政,设想帝王登基,太平治世,“缔造之年”即创业之初,“委裘之日”即用贤之时,用晏子“治天下若委裘”语,文章气魄、词藻,读起来都很动人,不愧为才子的手笔。

袁枚字子才,是乾隆时大诗人,点翰林之后,只作几任知县,即在南京创建随园,诗主性灵。是王渔洋诗主神韵说之后的清代著名诗论。这里可再看看他的八股文的本领。

题目:《汝得人焉尔乎?》

作者:翁方纲

中比:

“以宰一邑者,宏奖风流,非不有才俊之流,供给于期会薄出之顷,然而此人也,而不可言得也。夫言事而析秋毫,论政而致日昃,邑庭非不赖此人,而仰承风旨,而鬻权力者,即伏其中矣,我所悬而需者何等,而猥漫以尝乎?则夫特出于风议声称之余者,所当别具心目也。

以宰一邑者,优游清暇,亦不乏投契之士,赏识于樽酒文字之间,然而此得也,而非必其人也。夫出言而寤肺腑,握手而相征逐,邑庭亦安用此人,而习乘颜色,而近比昵者,即弃于前矣,我所殷相待者何等,而猥贸以充也?则夫独关于士习民风之大者,所当微寄精神也。”

后比:

“而汝也,自从游洙泗之时,泽身文学,久不欲以龌龊委琐之习,杂其芳情,则作吏以来,任有攸属矣。声气非吾事,揄扬非吾心,直以交道有神,取夙昔服古之衷,而结象于一方之秋水,其与夫为吏而艳称有人者,异日谈也。

况莅事兹土而后,化着弦歌,久不愿与喧嚣驰鹜之场,乱我心曲,则观政之具,责有攸归矣。鸡犬可以恬,风草可以偃,惟是知人不易,从政化廓除之后,而决德于数顾之蓬庐,其可以副望而永式此邦者,今日事也。”

纪晓岚评云:“此于圣人言下之意,固是应有。非比故意钩探下文。故是大家举止,时手无由梦见也。”

粱章钜云:“翁覃溪师作诗古文,皆以盘空硬语制胜。而作八股文,独细意熨贴,含毫邀然。”

按此题出自《论语·雍也》篇。原章句云:“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经。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这是《论语》中有关用人和公私分明的准则的著名篇章。朱注云:

“武城,鲁下邑。澹台姓,灭明名,字子羽。径,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饮射、读法之类。不由径,则私可见矣。”

这段话对于现在社会上走捷径,走后门、拉关系等等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翁方纲是乾隆进士,大兴人,按即北京当地人。号覃溪。是清代极著名的金石学家,清代著名古碑拓片均有其题跋,书法由颜鲁公变出,号“金石体”,对清代后期书法影响甚大。他这中比、后比,四大股文章,借题发挥,论述一个县官如何作宰,如何奖掖人才,如何明察秋毫,区分奸邪。如何弦歌教化,惠及蓬庐。洋洋洒洒,十分尽兴。现在读了他这四股文章,也很可以想见这位大金石家的心胸。常见印刷物中他的题跋真迹影印件,又精辟,又精明,真是神彩照人,读他这几股八股文,联系起来,更可想见这种八股出身的两榜通人,作学问是多么厉害了。

题目:《百亩之粪)

作者:喻世钦

起比:

“洪荒之世,鸟兽溷而水土肥,故菽麦禾麻,但闻茀厥丰草,而神农之教,逆不详后稷之篇。

播种以来,树艺多而地气薄,必取精用物,乃能合德阴阳,故周礼之经,遂以补豳风之缺。”

按此文粱章钜谓其“善以文言道俗情”,“于点题外,不复赘题一字”,即不再用“粪”字。学使批其文“雄健雅驯”,取为第一。

同题

作者:王农山

中比:

粪有取于卉物者,月令之杀草是也。庶草性荣而多液,其蔓稼有才,其滋苗亦有质,夫惟春诎其萌,夏夷其秀,蕴积崇隆,土膏有不蒸郁者乎?即于今,王制凌夷,薙氏之官不讲,而夏柞有歌,犹得百亩而区其良瘠也已。

粪有征于兽物者,地官之土化是也。物类气腥而善达,其变土有功,其扶苗亦有力。夫惟绩壤用麋,竭泽用底,润泽弥沦,嘉苗有不压杰者乎?即于今,周官板荡,草人之掌不修,而灌渍有书,犹得抚百亩而衡其勤怠也已。

按王农山同题之文,梁章钜评道:“典瞻风华,似喻作又不足言,才人之笔,岂得以题窘之。”

同题

作者:杭世骏

“动物以茹饮为能,而植物多以翕受为质,土膏之动,自下而上腾。而灌溉之施,必由表以达里。”

“众秽既积,则膏液自流,故城市之所弃,皆田家之所珍。众朽所聚,则精华自生,故既变之游魂,实为物之精气。”

按这道题见《孟子》、《万章篇》下,是本篇书的第二章。《孟子》的章节较《论语》长而复杂。内容涉及的面也较多。这一章书是答复提问周朝爵禄规定的。因周朝初兴到盂轲时代,已经过六七百年,已经历了平王东迁,诸侯兼并的春秋时代,且文献较少,历史情况变化很大,介绍解释起来,就较困难,孟子在这章书中,作了概括的介绍。先看下面全文:

“北宫铸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在这样一大章讲周代天子直到庶人的经济分配制度的文章,试官单选一句《百亩之粪》作题目,实在是有意刁难考生。因为粪是很脏的东西,却又是重要的肥料,又是人人的排泄物,一切动物的排泄物,以之写冠冕堂皇的八股文,实在是很难有所发挥的。而且《四书》中提到“粪”字的句子,原不只一处,如《论语》中“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又见《孟子·滕文公》章:“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其中都有“粪”字,如出作题目,似乎较这《百亩之粪》还好说些。三个有“粪”字的题目,似乎这道题最难,而试官偏偏出这道,用现在的话说,这样才能考出水平。这里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湖广某科解元的文章,这次考试官因与试者挟带多,故意出了这一题。且关照阅卷官,文章中用到五个粪字的,一律不取。而这篇喻世钦的文章,除点题用一“粪”字外再未用。而起比—段,“洪荒之世”,“播种以来”一分为二,把“粪”作为肥料的作用,说得极为全面、清楚,而且引证史实,高度概括。作到此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长期受八股教育,在先天精明的智力基础上,又经过八股文限制集中思维训练所养成的敏锐分析能力。二是对经书史实的熟悉和对农业生产的熟悉。三是对八股文字运用的熟练程度。所以这如同对联两小股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针对题目,言之有物。即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值得欣赏的了。

第二篇王农山写同样题目,却又从另一角度去分析:即以粪为肥料,又分为青肥和人畜肥二种。在比中,旁征博引,大作文章,辞藻既好,气势亦雄,且说理充分,熟悉农村生活。对于积青肥,即沤蒿草,即在地上挖一数丈大坑,平时积雨水,秋草茂时,割秋草投入池中,使之腐烂发酵,上复以土。明春翻出,便是上好青肥。同人畜粪一样有肥效,都是有机肥。旧时几千年中,农村都以此施肥。这两股文章结尾前一“区其良瘠”,后一股“衡其勤怠”,又是一分为二,相互对照,衡量对区分,而良瘠又对勤怠,且良与瘠、勤与怠本身又是相反的对照。又均联系“百亩”,即《孟子》原来语意、百亩之地,遇勤劳者,施足八百粪肥,就能成为供养九人的上农。“上农食九人”,在此食读去声,是他动词,意即给他食。后来成为“饲”字。变成养动物了。

王农山的文章比喻世钦文章内容丰富的多,所以梁章钜评他“似喻作又不足言”,即喻作与他比,又不在话下了。从文中可以看出王的才气和学识又高出喻许多。

第三人杭世骏,更是清代雍正、乾隆时的大学者,以举人召试“博学鸿词”,博闻强记,著作等身,所拟本题,肥效的道理,“众秽”产生“膏液”,为田家所珍;“众朽”产生“精华”,成为百物精艺。又从物质变幻的角度去思维,去发挥。真是同样题目,而且这样难的作文题,各家却都能从不同角度思维,写出精采文字,变化多端,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说是八股名家的过硬本领。


第十一章:谈谈作法

在举了范文例子,加以说明之后,又选了几篇初学的示范文字,供读者参考。因为有了实例,就容易理解了。在此想结合这些实例,谈谈八股文的作法。这本是很难的,因为我本身不会写八股文,一篇也写不出,却来谈作法,这岂不是大言炎炎,有骗弄读者的嫌疑吗?这也好像在岸上给人讲游泳一样,只是意思意思,试着参考前人著述,略作介绍。

八股文的出题范围是有限制的。就是一部《四书》,但就此一部书,就包括四种书,范围也很广,何况出题花样又多。一个字、两个字、半句话、一句话、几句话、一节书、一章书、连章、截搭,这样就在一部《四书》内,出题范围就变化多端。因此作八股文,首先必须有能力适应各种题目,能思考各种题目,在题目限制的范围内,思维既要有敏锐的针对性,又要有极活泼的灵活性。既要清晰地分析推理,又要准切地概括归纳。这样不管什么题目,就都能抓住中心,建立体系,言之成文了。“中心”就是你根据题目思维所得的中心意思。“体系”就是与思维所得立意中心的同时,按八股程式初步所想的论证提纲。

如前举韩菱文,作者思维就是抓住“行藏之宜”,为什么孔子不对别人说,而单对颜渊说这一中心立意。《不以规矩》一题,只是半句话,这里就抓住“规矩”与“明”和“巧”的关系为中心立意,反正都可推论。用现在话说:“明”与“巧”是第一位的,“规矩”是第二位的,世界是先有人的“明”与“巧”而后有“规矩”,不是先有规矩而后有人的明与巧。但既有规矩之后,明与巧又必须以规矩为准则了。袁昶一文,是连篇题,字句多,内容复杂,但归纳起来。只“王政”与“为学”二点,即以此中心立意,以论证二者关系立论。结合以上三例,可见八股文如何针对题目,展开思维的方法。其抽象思维、分析、归纳、演绎、推理等形式逻辑的训练程序和建立,与现代初高等数学的思维方式比,虽然内容截然不同,而其思维规律是近似的。

所以谈到八股作法,首先应该从针对题目作文说起。清后期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是专讲八股文作法的。六千多字中,有二千多字专讲题目。一开头引杜元凯《左传序》中“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四语,说明写八股文,“经”就是题,先之、后之、依之、错之是文。一切文都是围绕经展开的。因此刘熙载首先明确说:“文莫贵于尊题”。又解释什么叫“尊题”呢?就是“将题说的极有关系”。按八股程式,尊题就是在破题中先明确中心,写出全文要点提纲,就是所谓“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刘熙载称为“主脑”,即破题、起讲扼定主脑。然后由主脑到结尾,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就如同现在说一切围绕中心。原则如此,容易理解,但题目是千变万化的,作者如何针对不同的题目,即使十分困难的题目,在正经正史的范围内,即《四书》、五经的范围内,想出题目的中心,也即所谓“主脑”,即八股文程式中的破题、承题来,这就十分不易,大见高低了。这高低集中表现在学力上、智力上。学力与智力又互相影响,如何发挥,具体到每个人上,那就千差万别了。如前面所举各篇文章,都是名家所作,题目尽管长短不同,一般还都有实际内容可以理解,据以展开思维。而据传有极无话可说的题目,照样有人能写出破题,即建立论述中心。徐珂所编《清稗类钞》中《考试类》有一则道:

“国初时,嘉兴县县试全案已定,惟甲乙二人文笔并佳,不能定案首。屡试之,皆然,以致全案难出。最后乃以《四书》之‘O’,命各作一破题。甲所作破题曰:‘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乙曰:‘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乃定甲为案首。后二人咸贵,甲官至大学士,以功名终。乙官至巡抚,缘事伏诛。”

这种故事在李伯元《南亭四话》的《庄谐丛话》中也有记载。一则记其破题曰:

“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

又一则曰:

“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

记得还不只此,另一种书上记载一破题道:“夫子未言之先,空空如也。”

同样一个“O”,却能想出五个不同的破题,即论证中心。如据之写文,则各有不同的内容。第一个论“立言之先”与“天象”,立言有先有后、天象有得、有不得,“天象”是本乎、顺乎自然等等,这个“圈圈”,就大可发挥了。第二个论以“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无方”就是“有圆”,古人以方喻原则、以圆喻灵活。而又说“天圆地方”。因此“有圆”实际也是“天象”。但二人一个思维抓住“天象”、一个却从另一角度抓住“无方体”立论,就是意识中认为是一切都可以圆,这就导致其做事只意识到圆,而放弃了“方”,也即放弃了原则。古人认为作人要“外圆内方”,如外圆内也圆,那就危险了。《清稗类钞》的故事未说姓名,可能是真的。那正应了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善于观人者,是能从幼时就看到其未来的。在此第一、第二,显然就可区分了。第三《南亭四话》所载:从“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立论,也同“天象”一样,但角度又不同,从“浑然”与“太极”两点立论,什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混沌初开”等等,从自然的变化、发展来论述。另一则“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则思维轨迹完全不同,另僻蹊径。以赞颂孔子如日月之明立论发挥。最后一则记忆中忘记出处的“未言之先,空空如也”,则“既言之后,实实在在”,又可互相对照,从“空”与“实”、“空”与“色”的哲学辩证原理发挥,也可言之成文。举这一例子:即非常不可理喻的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变化多端的破题。一有破题,便抓住论证的角度中心,按照程式,以作者自己思维逻辑,逐层展开,便都可以写成以破题、承题为中心的文章了。再有所有这几个破题又都用的是《论语》中的话,如“空空如也。”就是《子罕》章中原句“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也。”这就是破题的句子,一般也不能杜撰,要有出处,见于经传或朱注。

关于题目,刘熙载在《艺概》中还提出“认题”、“肖题”,所谓善认题,题外无文,善肖题,文外无题。文章的要点,在于“识”和“力”,“识”表现在认题之真,“力”见于肖题之尽。用现在的话说认题,就是要透彻地理解题目,把题目真正的内涵要求,充分发挥圆满。肖题就是文章符合题目要求,不要说到题外的话。又说到题的筋、节,题眼等等,即要抓住题中各层意思的层次、环节、题眼是抓住实字、或虚字、或无字处。后面论述“题”字的要点还很多,不再一一例举,总之一句话:八股文的作法,首先是针对题目作文,一切的思维变化,都集中在题目所限制的思维变化内。要敏锐、要准切、要一下子击中要害。以靶作比喻;限制在靶心中,只一个靶心,又要有眼把它看成一个面,一分为二为四……沿展到各环。而先射中靶心。给一个全靶,又要有本事一下射中靶心。但思维限制总是在靶上,准头准是在靶心。这就是不管小题、怪题、大题、长题,思维在其限制中,都能敏锐地击中要害,抓住中心。这自然要显示长期的功力、敏捷的才力和深厚的学力。因为好的八股文作者,在想出破题之先,就必须先有用各种手法表现全文的功力,或是极小的内涵,一分为二,或是极繁复的内涵,归纳为一,然后据之以发挥全文。自然其大范围又限制在一部《四书》内。再举一个《清稗类钞》的例子:

“湖北某童生年七十,初次观场,自言功夫纯熟。方应试,学使因取《四子书》各首句并作一题:《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老童应声曰:‘道本乎天,修而廷献也。’学使叹服。”

这就显示了高度的概括力,敏锐的总结力。虽然是一个连秀才也没有考中的老童生,但其作八股文的功力,限制思维反应的敏锐程度,似乎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学使才叹服。

能够把空洞无物、不可理解的“圈圈”从不同角度破析之,又能够把四种书的第一句,这样不连贯的语句而又包涵几乎全部孔、孟思想言论的书概括为一句话,这种能力的获得,这种方法的掌握,原因是什么、关键何在?主要可以集中在一个字上,即“熟”字。明代嘉靖时状元唐顺之,是著名中国古代数学家,又是八股文专家,精于制义,曾自为诗云:“文人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这是经验之谈。唐顺之明末视师浙江是抗倭名臣,名著有《勾股测望论》、《勾股容方圆论》、“弧矢”、“分法”、“六分”等论,即数学中的三角学、几何学。又有《荆川集》。以八股名家却致力于数学,现在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其实仔细研讨之,会发现在思维轨迹有相通处,即同是理性的思维,用的分析、推理、归纳、演绎、因果论证的逻辑思维。虽然叫“文”,但它首先不同于“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自然它也可以加入形象思维、感情色彩的成份,但在此先不讨论。先来说说“熟”。所谓“熟”,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书籍的熟,一是写作方法的熟。所谓熟能生巧,妙文是由熟练的技巧产生的。而思路却是由读书的疑问产生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在多读、多思考、多练习上。自然这里面每个人的不同智慧、性格、毅力还起着很大作用。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付出智慧与苦功,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五记明代正德时唐皋字心庵故事云:

“按唐皋,歙县人,家甚贫,襟怀洒脱,才思敏捷,文不加点,若中有所改动,则别构一篇,少负才,自以为必售,及屡困场屋,时人嘲之曰:‘徽州有个唐皋哥,一气乡闱走十科,解元收拾荷包里,其奈京城剪绺多。’皋闻之,志益壮,自署其壁曰:‘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后四十六岁,中正德九年甲戌状元……‘愈读愈不中’四语,吾乡无不熟在人口。”

这种顽强的精神先不说,而这种正反对照的思路,正是精于八股作法的思维方式,正如将“屡战屡败”说成“屡败屡战”一样。也是受过八股训练人的思维轨迹。

八股文作法在抓住题目中心之后,就是按八股程式,起、承、转、合的全文布局。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以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

又说:

“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局法具此三者,文便不可胜用……”

“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

这些话说得都十分简明扼要,不只是八股文如此,任何推理思维的全过程都应如此,这不只适用于八股文的作法,其实任何圆满的论证文字都应如此。处理社会客观事务的任何设想构思,不也应该设想到开头如何、结尾如何,中间种种变化如何如何等等吗?当然具体事务是具体事务。抽象思维、推理思维的八股文,其本身是空的。但不论什么题目,却又是实际的存在,据之抓住中心要点,展开思维,还是实际的。先提“原、反、正、推”四字,用现在话说:“原”就是先说出题目的原始话头,“反”就是再立起原始话头的对立面,以建立论证的形势,正面阐述题意的本位,进而推论题目的全部内涵,充分发挥。如果说“起、承、转、合”四点是文章表面的,那这“原、反、正、推”四法,就是表现文章内涵的四项原则。至于所说“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三点,则是表现内容的三种技巧,视题而定,视行文时思维过程的兴会而定。也启发了作文人的思维技巧。所谓“空中起步”,就可以领会为一下说到本质,在诗文名篇中这种章法很多,八股虽然形式上不同于一般诗文,但其思维表现内容时的技巧是有相通之处的。“实地立脚”这条便可理解为多从实际处着想,要尽量在论证时把抽象的理论、语言,落在实处。也就是言之有物,不可空走。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在话,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空话。至于所谓“绝处逢生”,就是在思维枯滞,没有话可说时,忽然有所领悟,或者忽发奇想,有了神来之笔。在行文方法上,能掌握了这三种技巧,那在文章布局上,不管什么题目,就都有话可说了。

八股文又名“八比文”,什么叫比,就是排比,在内容论述上,都要两两成对。自然客观事物,所出文题,并不都是可以成对的。这就要就题意来思维破析,找出它的各种对立面,或相反、或相成、或映衬、或交替等等,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能从空间上、时间上、正反各方想出其有联系的东西,一个“圈圈”,便想到是标在“子曰……”的前面,既有前面,便有后面。相对,既有后面,也有前面,这样便想出“夫子未言之先”种种设想来。当然这种思维方法,要一定智慧才能掌握,不然便会出现“人皆曰树在庙前,我独曰庙在树后”笨想法,这就是纯机械的思维方式了。

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出“对比”共有七法。即“剖一为两、补一为两、回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这里所说的“剖一为两”,不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分为二”吗?所说“反一为两”,不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吗?有时感到:虽然现代科学在一日千里发展着,而人的思维本能及思维轨迹本身,古人今人并无多大差别。有些摩登盲从的人,自己不动脑筋,却总爱把新名词挂在嘴上骗弄其他盲从者,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发明,真是自欺欺人。闲话少说,还说老八股作法。刘熙载又说:

“柱分两义,总须使单看一面则偏,合看两比则全。若单看已全,则合看为赘矣。”

这就是说前面所说“一”与“两”的关系,是内容上的,或分两面说一个问题、或作补充,或说其因,或说其反面,或分成两个层次,或说明其表里,或找一个照映陪衬,总之都是内容上需要,内容得到更大的圆满。而不是形式上的重复。如同律诗对仗的“合掌”之病,这就如“惠风吹柳絮,淑气舞杨花”之类的句子,是对偶中的大病。刘熙载又说:

“大抵言对不如意对,正对不如反对,平对不如串对。”

这个对偶原则,也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中所说的“意对为先、事对为次;反对为优,正对为劣”一样。这是中国古汉语中一切文体、诗词歌赋等最根本的原则,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八股文是以《四书》的范围命题,前举各例:韩菼一篇是会试卷、即现在所说的国家级考试。题目出全章书。《曲园课孙草》中各例,一般都是单句题,是初学作八股文的题目,一般也是考秀才时,即府考时的题目,用现在话说,是地区考试的题目。谓之小题。袁昶的文章是浙闱乡试拟作,是省里考举人的题目。则是两章书连在一起。这是全省考试。省城乡试、京城会试,这都是大型考试。乡试、会试首场都是三篇八股文。《林则徐日记》中记有不少次乡试、会试的题目。每次都是三题,现举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目: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忠恕违道不远。”

“丕显哉,文王谟;正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这些题目,就与前举《曲园课孙草》中各文题目不相同,复杂多了,内容深多了。对作者的思维要求、知识深广度,也都要复杂的多,高深的多。因而可以理解到,八股文虽然出题的范围,只是一部《四书》,而一部《四书》就其内容讲,却是包罗万象的。用现代话说,是中国文化从无到有第一阶段发展的总结性文献。内容包孕哲学、教育、政治、经济、伦理、历史、地理、生活、艺术等等各方面的议论、材料,因而以之命题作文,虽然形式上都是八股文,而内容上就可能千变万化了。不只简单与复杂有差别、一句话的简单小题和全章书、连章书的繁简程度不一样。即内容具体表现上也大不一样,有纯说理的、论哲理、论政治、论教育……也有评价历史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孔子、孟子时代以前的、及其当时的。如前引《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不就二题都应该写成史论式的八股文吗?而且高手写八股文,照样可以写成慷慨激昂或回肠荡气的抒情文字,在八股文名著中,这种例子也不少,在此先不举例。

就《四书》内容、词句命题的八股文,虽然题目涉及到的学术范围很广,但写八股文之手法总以议论、叙述为主,又以朱熹注解为依据。刘熙载《艺概》中说:

“制艺体裁有二:一本注释,就题诠题也。一本古文,夹叙夹议也。注释,合多开少;古文,小开大合,大开小合,具有之。”

所谓一本注释,就是指“朱注”,二本“古文”,就是以唐宋古文笔法,在以朱注解经之后,并发挥自己之意见,所以叫夹叙夹议,叙是注释,议是发挥。所以他后面又说:

“先叙后议,我注经也;先议后叙,经注我也。文法虽千变万化,总不外于叙议二者求之。”

另外八股文的要求,所谓代圣人立言是很重要的。如前举《女与回也孰愈》一文,其入口气代圣人立言的表现,看的十分明白。自“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以下,便全是孔子说话的口吻,而且似乎是反复教导子贡,其中无作者自己的话语,自然实际也是作者拟作,而语气表现却是孔子,因之叫“入口气”,叫“代圣人立言”。但也有的题目不是孔子的话,或不完全是孔子的语气。那如何办呢?也必须以朱注宣扬孔孟思想为主,这也是代圣人立言。叙、议是表现手法,而都离不开“经”。这是根本的根本。

以上所说尊题、熟练、内容安排、表现手法、叙、议根本等等八股文写作方法,实际都是很原则、很肤浅的一些皮毛。照前人细致地讲起来,什么“理、法、辞、气”什么“炼字”、“炼句”,什么“局势”、“柱法”、“句调”,什么“不散神”、“不破气”……凡此种种,那就更无穷无尽了。制义源远流长,八股文作法早在元代就有人讲究了。刘熙载《艺概》引元倪士毅所作《作义要诀》道: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这三点其实已说到八股文作法的本质上。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刘熙载在引文后却又加一派“大道理”的按语道:

“余谓第一、第三俱要包于第二之中,圣人瞻言百里,识经旨则一切摄入矣。”

这就是把“圣人”神化了。既否定了第一点“识得道理透彻”,即思维严格训练、思路清楚这一内在因素第一位的重要性,又排斥了第三点历史知识、史识史断等渊博知识的重要性,而认为“识经旨”一通百通,便失去其论述的客观性,而是故作高调、大打官腔。忽然想到;现在人发表意见时,亦常常作此论调,所说内容虽不同,而调门却是一致的。不禁哑然失笑。这不但不符合别人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客观实际,他的《艺概》一书,前面《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等数种,无不道理通达,见解扼要,真可说是艺海宝筏,足以启迪艺事疑航,顺登彼岸。没有通达思路,渊博学识又如何能写得出,岂止是“识经旨”一点便可全能的呢?

总之,一切谈诗文作法的书或文章,谈来谈去,也只能谈一些极原则的东西,只靠谈方法,纵然谈的再细致,再具体,也学不好所谈的诗或文。也写不出所谈的好作品,因为写作的窍门,主要还在于读书和实践,主要还在于读和写。如具体到“八股文”,从前人讲八股的书及所见八股文来谈,其学会写和写好的过程,大概不外四个字:即“熟”、“练”、“开”、“会”四点。“熟”是书熟、笔熟,“练”是练思维、练技巧。“开”是开展读书领域、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都要读。“会”则是心领神会,思维方法的进一步提高,一通百通,进一步通达。初学作八股、考秀才,一般小题,要求不太高,只限于一部《四书》出题,“五经”,读熟即可。等到乡试、会试要求更高,则不仅限于经书,就要读史、读集部古文,以及诸子百家。刘熙载《艺概》最后引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句:“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说明要“知经”,就不能只读经,而要读史、读子,博览群书才可。再有思维锻炼的心领神会,不断提高,是八股文的思维规迹的关键。清初王士稹《池北偶谈》中汪钝翁(名琬)的话说作不好诗主要是不会作“八股文”的关系,认为“时文虽无关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则理路终不分明。”这“理路分明’’四字是八股文训练思路,锻炼思维的关键。汪琬的见解,可以说是说在要害上,是知其当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话。如说八股文作法,这是一切的前提了。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征

本书书名《清代八股文》,而清代八股文是继承明代而来的。清初进关在北京建立政权不久,即开科取士,一切都依照明代旧制。这时虽然政权是清代的,八股文基本上还是明代的。经历顺治、康熙初年之后,清代八股文从法定体制上,到各种形式及作者文风上,逐渐形成了清代自己的八股文,与明代八股文比较,自有其独特的地方,但从文风上比较,在今天说来,比较难以理解,只能从表面上说些特征。

一是由顺治二年开始,即规定了八股文的字数,定为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这当然是为了考试需要,因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高考时间,语文只二小时。那时考秀才天不亮进场,天黑才出来。举人、进士考试三场,每场头天进场,第二天才出来。时间较长,不限字数,才气大的只要有时间写成洋洋数千字长文,那试官阅卷,就无法看了。所以要限制字数,最少下限,最多上限,均有规定。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百字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给参试者以较大字数上的自由,这样写起来较为方便。《制义丛话》中总结说:“长短得中,至今遵守,间不可易之定式也。”这一字数限制,大概到废八股文时,也还执行着。至于前选袁昶文,篇幅过长,那是特殊例子,或因系拟作,自持才大,不受科场限制,随意写长,也未可知。

二是明代制义有大结,即在文章结束后,作者又作总结性的发挥,词句较多,可抒发作者见解。清代八股没有“大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祖父《书香堂笔记》并加按语补充道:

“前明制义,每篇之后,多有大结。本朝陆清献亦尝论大结之不可无,汉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题立论,随题可以缀入。明之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后因文日加长,此调渐废,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忽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奏驳:以为若用大结,未见有益,而弊窦愈起,断不可行。其议遂寝,至今遵守。”

所说陆清献,是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为著名清廉官,学宗朱子。因反对捐官被夺职。康熙三十一年卒,是康熙前期著名学者。乾隆元年,特追谥“清献”。主张应有“借题立论”之大结。此处称其“谥号”,故曰“陆清献”,其实他官并不大。编修杨述曾字企三,江南阳湖人,乾隆七年壬戌进士。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是康熙后期、雍正一代最重要的汉大臣。雍正临终与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奏驳“用大结断不可行”时,已七十多岁。按“大结”之争议,亦因利弊着眼点各不同。主张有“大结”的人,以八股文是据《四书》命题,只强调代圣人立言,全是孔、孟口气,那汉、唐以后的史事、各种观点就无人说起,不能借题立论,就不能表现作者对汉唐以后各盛世的知识,也不足以知作者的见解。而反对有“大结”的人,则因明代常有人以“大结”内容通节,如与考试官、阅卷官约好在“大结”中汉代文、景之治史实、或贞观之治史论以及其他具体汉、唐种种故事,这样作为暗号,便可取中。弊端容易孳生,所以悬为禁令,不能再用大结。再有满洲入主中华,处处防止文人在诗文言论上用正面或侧面的种种讽刺语言来反对,所以大兴文字狱,用各种办法压制言论。科场科试制度极严,也数为科场案兴大狱。因此在八股文考试上,也限制极严,把内容也严格局限在入孔、孟圣人口气、“代圣人立言”上,决不允许考生发挥自己议论,借题发挥说其他话,那就更不允许。如不遵守,弄不好,要丢脑袋了。

梁章钜本人意见如何呢?他是主张有“大结”的。但他不正面表态,却引唐彪(字翼修)《读书作文谱》中的话来代替他说话。唐文先讲有人评文谓某文后幅“圣人口气未完,不当入子游口气”等等是误解了作者。接着说《左传》、《史记》等书篇末多有断语。又说皇上经筵讲书,“每讲一书毕,必证以三代以后事,或证以当日时事,以为实据。令人主知书与事合一之理,庶几不至书自书,事自事也。”最后总结说:

“宋时王安石经艺体裁,后幅必入实事作证,如此为文,方显得士人实学。夫制艺为排偶词章,称为帖括也久矣。后幅略入学人口气,以为证据,犹能使学人留心实学,考究经史。且前半破承以断语起,后竟不能以断语相应,有头无尾,成何体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顺口气到底,今无学者得以文其空疏浅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体裁,且使学人竟不必多读书矣。国家用人,亦何贵此无实学之士子哉?”

梁章钜引用唐文之后,又加按语说:“按唐氏此文显与功令相违,而其理则甚足。唐氏所辑《读书作文谱》,全书皆不免兔园册陋习。惟此条典实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显然梁氏虽然说他违功令,却十分同意他的意见,赞赏其“言人所不能言”了。“兔园册子”是鄙视世俗八股文书籍的叫法,用《五代史·刘岳传》嘲笑冯道的故事,即乡间三家村塾、冬烘陋儒教田夫村童所诵之书。明清鄙视闱墨八股文等选本,常用“高头讲章”、“兔园册子”等词语。

三是所谓“临文不讳”,就是在考场中,写八股文时,没有什么忌讳,不管吉祥与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这在明代情况如何,未作研究,先不必说。而在清代,却是下了上谕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引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云:

“《四书》、‘五经’,皆圣人讲理明道之书,贯始彻终,无非精意。近见乡会试,俱择取冠冕吉祥语出题,每多宿构幸获。致读书通经之士渐少,今后闱中题目,应不拘忌讳,庶难预作揣摩。实学自出,钦此。”

这是因为《四书》中不吉利的话是很多的,如《论语》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见《里仁》。“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见《雍也》。“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表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见《子罕》。《孟子》、《大学》中类似这样的句子也有不少。如要以冠冕吉祥话命题,像这一类的词句就都不能出作题目了,命题范围更小,参试者更容易预猜题目,所以下了这样的“上谕”,“临场不讳”也成为科场惯例了。这种实际例子也不少,如《制艺丛话》记乾隆时彭文勤公(名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即今苏州。雍正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任浙江学政,视学浙江各府时,喜触景生情出题,有一次府试时,监场教职(即教喻,清代各县管文庙、童生的官)二人因乡间某官宦人家办丧事,要去行礼,临时请假。这位学政便出了五道试题:一是“伯牛有疾”,二是“康子馈药”,三是“子路请祷”,四是“充虞路问”,五是“右师往吊”。按照南方话说,这全是触霉头的话语,可是这位学政就出了这样一连串“触霉头”试题,可见其没有什么忌讳了。不过也看具体情况,有时试官倒霉,出一般题目,忽被人认为讽刺时政,构成文字狱的,如著名的查嗣庭案。据戴菔塘《石鼓斋杂录》记:

“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鸿图典江西试,查为主考,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二句、及《山径之蹊闲》一节命题,其时方行保举,或劾其有意讥刺,茅塞于心,更不知何所措,因搜其笔札诗草,语多悖逆,遂伏诛。并兄慎行、嗣栗遣戍有差。因停浙人丁未会试。俞鸿图以副考自辨系出《日省月试》题,得免罪,旋出学差,以不知检束,亦论死。”

试看彭启丰乱出触景生情题,如像查嗣庭一样,被人检举,再遇上皇帝发怒之际,不也要出乱子,断送头颅吗。清后期俞曲园任河南学政,出《君夫人、阳货欲》截搭题,正是西太后垂帘听政,聚敛财货之时,被人检举有意讥讽,为此虽未断送头颅,却被革职。后来讲了一辈子书,再未作官。所以这“临场不讳”的尺度,也要灵活掌握的。

四是明文规定《四书》出题时各书的次序。明代科举考试,只规定从《四书》中命题,并未规定出那种书,因为《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种书的总名,题目过分集中在某一种书,不免影响考试成绩。据记载明代不管这些。洪武二十年丁卯应天乡试,首题《老者安之……》三句,次题《兴于诗……》三句,三题《克己复礼为仁……》三句。三题全出自《论语》。清代顺治二年一开始就改变明朝含混办法,而明确规定为两种情况。第一种:首题《论语》,次题《中庸》,三题《孟子》。第二种首题《大学》,次题《论语》,三题《孟子》。规定载于清代《科场条例》中,乡、会试各届考试官,均按此规定出题。如有违反,便要担处分。法式善《清秘述闻》、王家相等人《清秘述闻续》、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诸书,把清代自顺治二年起,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止,把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中乡、会试一百十二科的考试官姓名阙里、解元及三鼎甲姓名、所有试题、包括文题、诗题,都作了记录,题目次序,都是按照《科场条例》规定各书次序出的。据《制艺丛话》记载:道光庚子山西乡试,首题《德润身心广体胖》、次题《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两题并用《大学》、《中庸》而无《论语》题,实与《科场条例》不符,旋经主考检举,监临奏参,部议“照违制律”,拟革职留任。梁章钜说:“亦可谓宽典矣。”按是科据钱维福《清秘述闻续》卷五记载,为道光二十年恩科乡试,山西主考官为侍读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壬午进士。副考官为户部郎中有庆字余庆,汉军正白旗人,丁丑进士。三题除上记《大学》、《中庸》二题外,尚有《孟子》题《既竭心思》二句:诗题为《赋得“淡烟楼阁数声钟”,得“钟”字》,解元卫德玉,闻喜人。据此可知清代科举出题严格规定,三题中《论语》、《孟子》一定要有。《大学》、《中庸》可任出一题。

五是明文规定可以出截搭题。据《制艺丛话》卷二十二记载:

“乾隆三年,议准考试命题,固取发明义理,而亦以展才思。遇有人文最盛之区。若命题专取官冕,士子蹈常袭故,或无从濬发巧思。间出截搭题,则旁见侧出,亦足以觇文心之变化,第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若上下绝不相蒙,恣意穿凿,割裂语气,殊属伤雅。嗣后学正出题,宜以明白正大为主,即间出长搭题,亦必求文义之关通,毋蹈割裂之陋习,则既不诡于义理,而亦不问其性灵,庶文章之能事曲尽,而课士之法亦周详矣。”

这就是八股文中大量截搭题的依据,但是出的太怪了,又引起争论:乾隆四十年又因四川乡试试题《又日新·康诰曰》六字,连上牵下,全无义理,不足以见学问、书卷。而稍知机法者,便可侥幸获售。为此请部议禁止。不过这种禁止,并不能禁绝,出“截搭”怪题以及其他怪题的情况仍时发生。据明代邱琼山《大学衍义补》中云:“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依据。”可见“强截句读”的截搭题在明代已有了。只是没有法定依据,清代则经“部议议准’,成了合法的了。

写截搭题八股文,要把两句或两个半句无关的连在一起,成为有机的结合,这中间有手法,有窍门。即前面说的“稍知机法者”,“机法”便是窍门,如前举《曲园课孙草》范文,《皆雅言也·叶公》,在破题中“明圣训之有常,而楚大夫又可记矣”,只一句话便把无关系的两个半句连在一起,便成有关系、可理解,可发挥的了。梁章钜《制艺丛话》记举人喻世钦的一个写截搭题的例子,也十分有趣。文云:

“喻孝廉世钦,为诸生时,应试得截搭题《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隔舍生作承题云:‘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因转不到下截,将此二句,再三吟之,喻闻而生憎曰:‘耻之、耻之!如耻之,莫若师文王。’隔舍遂寂然,盖已录之矣。主司阅其文平庸,惟承题为通场之冠,因获售,乃访喻所居,执弟子礼焉。’

这个例子很生动,本来这两截的确很难连在一起,所记是巧合,却很自然。而这喻孝廉本身不知如何作法,如记录者把两个人的破、承题都记录下来,比较一下,就更有趣了。至于有名的截搭题笑话:《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文中什么“一杖而原壤痛,再杖而原壤倒,三杖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阵清风,化为阙党童子……”这就是拉郎配式的办法,硬把两截接在一起,自然是笑话了。

六是乾隆初方苞奉敕编了《钦定四书文》,后来收到《四库全书》中。明代八股文虽然名家很多,时文选本、专集很多。但没有钦定的专书收八股文。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中说:

“《四库全书》中,所录历代总集别集,至为详晰,而于制义,惟恭录乾隆初方苞奉敕所编之四书文四十一卷,此外时文选本,及各家专集,一概不登。”

按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清代江南包括安徽和江苏)。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因母病未应殿试归。学宗程、朱,著文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融古文笔法入八股。乾隆初奉钦命编制艺文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集,清文二集。凡例八则。《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云:

“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思教无穷,即于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也。”

“以为士林之标准”,这说的是很重要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样板”。广大士子就照着这个标准模式来写八股文。但是文风也在不断变化,一时有一时时尚,同样是八股文,康熙、乾隆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时尚差别。据记载:嘉庆中叶,文体变的怪异,可能受当时汉学考据的影响,参试士子往往寻找僻书字句,以炫耀新奇,显示自己的学问。当时有一御史黄任万,奏请续选“钦定四书文”,以正文体。奉上谕云:

“制义一道,代圣贤立言,本当根柢经史,阐发义蕴,不得涉于浮华诡僻,致文体驳而不醇。自乾隆四年,钦定四书文选,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裒次。而于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并采列成编,选择精严,理法兼备,操觚家自当奉为正鹄,乃近科以来,士子等揣摩时尚,往往摭拾《竹书》、‘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于经史有用之书,转未能潜心研讨,揆之经义,渐失真源,今该御史奏请修正文体,固为矫弊起见。但折内所称欲另选近年制义,以附《钦定四书文》之后,此则尚可从缓。试思近时能文之士,求其经术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轶过前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别,一以‘清真雅正’为宗,而于引用艰僻,以文其固陋,专尚机巧,以流入浮浅者,概屏置弗录,则海内士子,自各知所趋向,力崇实学,风会日见转移,用副国家振兴文教至意。钦此。”

这篇“上谕”较长,在此全文引用,除说明当时八股文风情况外,有一点却十分值得赞赏,就是对御史奏请续编“钦定八股文”全无兴趣,而指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的本质,十分坦率可取。使人不免想起近年不少大部头书,种种“辞书热”,辗转剪贴(连抄袭都不肯),似乎自知之明差多了。当然为了发财那是例外。

七是钦定的统一衡文标准,就是上段所引嘉庆上谕中“清真雅正”四字,不过这不是嘉庆定的标准,而是他祖父所定的。据梁章钜《制义丛话》记载: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复奉“上谕”云:

“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心,而欲握管发挥先圣之义蕴,不大相径庭乎?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训,朕题贡院诗云:‘言孔孟言大是难。’乃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臆说也。等因钦此。”

梁章钜于此则笔记后小结说:“是‘清真雅正’四字,代圣贤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圣训相承,规重矩袭,永为艺林之矩矱,制义之准绳矣。”可见这四字,是清代八股文评价的法定标准。俞曲园《曲园课孙草》序言中说:“教初学作文,不外清醒二字。”这也是按照这四个字的法定客观最高评价,进行按程序教学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二十一记云:

“余五上公车,惟辛酉科以回避未入场,前三科皆荐而不售。第一科为乾隆乙卯,房师胡果泉克家批曰:‘文笔清矫’。第二科为嘉庆丙辰,李石农师銮宣批曰:‘格老气清’。第三科为己未,吴寿庭师树萱批曰:‘词义清醇’。每次领回落卷,必先呈资政公。公一日合阅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艺林,而汝文只得头一字,毋怪其三战而三北也。’余不觉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词藻见工。又闻纪文达师为总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于首艺竭力降格为之。中二比云:

古未有为君而见疑于人者,而艰贞蒙难,至文王始际其难。夫受命改元之迹,后世可断其必无,而阴行善政之疑,当日几无以自解。则子民将嫌于震主,怀保且指为阴谋,尽君之心而不克释臣之憾,固时事之未可轻言者也。

古未闻外臣而见忌于内者,而毁谤丛生,至文王始极其变。夫崇侯之谗,犹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将加之罪,固无补于圣明;即不加之罪,亦何减于忧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圣人所不忍当此者也。

后二比云:

畔援歆羡之悉泯,无私乃为博爱之原,盖仁所从生,文王实身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统斯民而被之者,其先斯民而全之者耳。视如伤者仁心,不敢侮者仁政。想当年勤勚多端,惟此祥和无己之心,虽至难甚有以相赴。所以洛西除刑之献,以纍臣而感动天朝。

雍宫肃庙之交修,主一实为靖其之本,推敬所由立,文王独精于其体而妙于所施。其臣节之无少亏者,皆其圣功之无或及者也。翼翼者敬之原,祗祗者敬之实。想当日危疑交迫,惟此旦明不渝之志,历万变而不离其宗,所以汝坟恨乱之词,虽邦君而不忘王室。

本房韩湘帆师抡衡批云:‘酣畅流丽,典雅之章。’却无清字,始悟闱中风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这个例子很有趣,不妨略作解说:按所说乾隆乙卯、嘉庆丙辰、己未三科主考官房考官及试题均载于法梧门(式善)《清秘述闻》一书。“壬戌科”是嘉庆七年会试。则载于王家相《清秘述闻续》卷一,具体记载如下:

“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考官:礼部尚书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甲戌进士。左都御史熊枚字谦山,江西铅山人,辛卯进士。内阁学士戴均元字可亭,江西大庾人,乙未进士。内阁学士玉麟字振之,满洲正黄旗人,乙卯进士。

题《为人君止》四句,《道之以德》一节,《居天下之》三句。《赋得‘山辉川媚’》得‘藏’字。

会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

状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榜眼李宗防,字芝龄,江苏山阳人;探花朱士彦,字郁文,江苏宝应人。”

梁章钜所说“纪文达师为总裁”,不但这科是,嘉庆元年丙辰科也是礼部尚书纪晓岚挂帅,为阅卷大臣总裁。所记三题,首题“为人君止”四句,见《大学》,原句是: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题目删去后三止、六句,只出了四句。这四句是赞美周文王的,前面引了《诗经》句子:“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这章书是释“止于至善”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朱注云:“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意……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之大者也。”梁章钜这中二比、后二比四股文章专写文王,集中写“君、仁、臣、敬”四字。文王是纣的臣子,纣王被武王所灭,建立周朝,武王又尊其父为文王。又成周朝开国之君。四股文章一弹三叹,反复论证这四个字文王如何止于至善处。文章有内容,有文彩,有气势,即使现代人读起来也很有意思。评语是很中肯扼要的。有“雅”字而无“清”字,可见“清真雅正”四字,“清”似乎是初步的,清楚、清晰、当然“一清如水”,也是很高的境界,“真”应是真实、率真、醇真,不做作。“雅”的标准是什么,它排在第三个字,“典雅之章”,比“清矫”、“清醇”等似乎好看多了。因而只是“清矫”等等,虽由分房阅卷官荐给主考官,却未取中,写出“典雅”文字,才入了试官眼,中了进士。丙辰科总裁也是纪昀,梁的荐卷批语是“格老气清”,却未取中。这科相隔七年,同样是纪昀总裁,却取中了。也可见这七年功夫不是白下的,至于最后一字“正”字,那就更是封建时代衡文的极限。谥法上文下加一正字,也不容易,如宋代范文正公,清代曾文正公等等。大概要十分圆满才能当得一个“正”字。八股名家韩菼后,追谥“文懿”,当时上谕云:“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着加思追谥。”这就“清真雅正”,四个字都有了。

八是要“磨勘”。所谓“磨勘”,就是每届乡试、会试之后,为防止敝端,把取中的卷子,派官拿来重新研究,如发现毛病,便要追究;纵无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风,观察士子思想动态,这在清初是十分注意,十分认真的。在乾隆时,更加注意此点,乾隆每每亲自过问。戴璐《藤阴杂记》记云:

“自己卯严磨勘之条,顺天停科四人,亦有幸免者,有诬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镇公子’卷应议,裘文达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客有以出《左传》对者,命立取书以证,果出《左传》,遂长跪而几受责,时麟己官编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顾天骏五十外中举,题为《孟公绰……》节,用‘国狗之瘈’句,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达虚心查《左传》而救之。”

戴璐所记:“己卯科”是乾隆二十四年,“壬午科”是乾隆二十七年,庚寅是乾隆三十五年。裘文达公是裘日修、字叔度,乾隆己未进士,江西新建人。累官礼、刑、工部尚书,替乾隆编过不少书,学问很好,但《左传》忘了。按《左传》是当时八股文教育中的必读书,这些“大磨勘”居然忘了,可见不知多少人因磨勘而被诬指了。

据记载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首题为《唐棣之华》至《未之思也》。场中士子,有用“肠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先是派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至是令再颁礼部、顺天府,各于外帘存贮,俾试官知衡文正轨,并严重磨勘。著以下科为始。磨勘诸卷俱于卷面填写衔名。据此可知当时磨勘多么重要。其他具体例子的记载还多,不一一赘举了。

说清代八股文,必然先要知道一点清代八股的特征,以上八点,可供参考。不过所说大多是具体的规则条例等等。至于文风派别,因太抽象,要举大量原文才能比较,今天亦难说清,不多赘述了。


第十三章:八股与古文

说起八股文,现代人一看到“文”字,每每联系到现代“文学”,即英文(literature)这一概念。或单纯地看作是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以之比较古代其他作品、其他著述,认为没有价值,不值一顾,这种较有局限性的看法,使人们对于八股文的看法十分偏颇,更谈不到深入去理解它,把它同历史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很遗憾的。如认识全面些,首先要改变这两种偏颇的看法。第一就是不要把八股文与今日所说的“文学”联系起来,比较它的文学价值等等。在“文”的概念上,在“文学的”概念上,对于历史上的东西,要多用中国传统概念去理解。“文”,“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五色成文而不乱”。《礼·朱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郑注:“文,道艺也。”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又见《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又见《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再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疏注:“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近人章太炎著《文学总略》则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综上各条所释,可见传统“文”、“文学”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西方所谓“文学”的概念内涵,要大的多,广的多,自然也深的多。因此理解和联系八股文这一历史事物,其“文”的内涵比较,不能仅限于“文学”,而必须扩大到传统文化的整个内涵。第二就是不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文体,而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才比较全面些。既然是关系到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两个方面,因而它的历史影响就不仅限于科举考试一个方面,而必然联系到整个受文化教育的广大社会阶层,及整个文化界。事实也证明如此。试看清末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后面所附的清代学人表,经学家(包括汉学和宋明理学)、史学家、小学家、辞章家、诗家等,这是个遴选十分精到的清代学人名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科甲出身,大多都是进士、翰林。再看《清史稿》除大臣列传而外,其他“儒林”、“文苑”等列传,基本上也都是科甲出身,一般都是进士、翰林。只有极少数不是,而也是从小学八股文作文,却未考上举人、进士的人。因此说到八股文,必须注意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明、清以来一切知识分子,不管对历史文化作出过贡献与否?在其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其学会用文字写成文章的过程中,在其思维的形成过程中,都无疑问地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既然这些人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那么这些人不管是成家与否?其作品种类如何?流传广不广?也都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总的说来,也就是明、清两代八股文对这一历史时期各种文化领域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

近人陈柱在其所著《中国散文史》第八编中,特别标题为《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这一提法,概括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散文家的特征,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提法。尽管陈氏晚节有亏,但本着不以人废言的观点,其文化史观,还是有见地的提法。

八股文盛行于明代,明代有八大家之称,这八家是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有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这八家中,却有两家是明的古文家,那就是唐顺之和归有光,归的名望犹其大,直到今天,中学教材中还常常选他的《项脊轩志》。近人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云: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返本修古一也。”

陈柱《中国散文史》中《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一节道:

“自成化以来,八股盛行之际,文士与《四子书》与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读他书,凡所为散文、骈文,无非空疏饾订,故李何辈思有以矫之,使人知《四书》外尚有古书,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李、何等之文,皆袭貌遗神,不过优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后,王慎中、唐顺之等提倡韩、柳、欧、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矫之,海内靡然从风。”

按陈文中所说李、何辈即李梦阳、何景明。李梦阳就是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人,而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的“唐宋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四人,再加上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共八人,是唐顺之等明人最早提倡的。后茅坤(号鹿门)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成为几百年中最普遍的学习作文读物。使“唐宋八大家”文名流传到今天。两段引文中人名: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时宰相主文柄,卓然以复古自命,天下宗之。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初主秦汉,后悟欧、曾作文之法,古文卓然成家,与唐顺之齐名。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三十嘉靖八年会试第一,于学无所不窥。书中在另一处曾介绍过他,这里不再多说。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最心折唐顺之。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八年、举乡试,过了二十六年,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本经术、《史记》,是古文大家。以上所引可见自明代以来,古文与时文八股就是互为影响的。到了清代之后,八股与古文、或说古文与八股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有所发展、更明显、具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梁资政《四勿斋随笔》云:

“国朝制艺自以韩慕庐宗伯为第一。世言方望溪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余谓宗伯以时文、古文,合为一手,望溪所不逮也。”

先把所引文中人物略作介绍。韩慕庐就是韩菼,在前面选文中,已作介绍,兹不再赘。方望溪即方苞,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四十五年)进士,为古文取法韩昌黎,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又是《钦定四书文》的总编纂,是雍正及乾隆初的大家。韩菼比他早发迹卅三年。不过韩是在去世后才更享盛名的。雍正时,有人奏请以黄淳耀为时文正宗,刊示士子,而雍正不以为然。又请以明代唐顺之,加入清初熊伯龙、韩菼二人,雍正说: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不便批定。到了乾隆时,一改雍正作法,十七年明下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谥。”这样便追谥为“文懿”,史称韩文懿公了。他是用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文,与一般只懂敷衍注疏,衬以“夫然后”、“且夫”等虚字,只讲形式,不讲内容的文章不同,开始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惯,不能接受。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他少时家中很穷苦,能用功苦学,且能饮酒,有李太白风。写文原本六经,极为典雅。在长洲(即苏州)作童生时,因欠粮三升,为奏销案黜革,不能参加考秀才,便冒嘉定籍入学。后又因说话攻击地方官被除名。又应吴县(当时苏州城中分属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管辖)童生试,县官见到他的文章,认为不通,贴在影壁上,不录取。别人看了都发笑。当时海寇作乱(按即清初郑成功、张煌言兵大举入长江、取崇明、叠破清兵,迫近南京事。时在顺治十五年。后清即严海禁。)他原住苏洲娄门的家,为驻屯兵占据。他没有地方住,更为落魄。这时正遇昆山徐健庵尚书来苏州(按即徐乾学),晚间听门生们谈论诵读他的文章,当作笑话说他不通。徐听到,便问是谁作的,问清姓名,告诉门生说:“此文开风气之先,盛世元音也。”次日一早便接见他,带他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榜(史称“北闱”)考中举人,接着参加会试中会元(会试第一),随后殿试第一名,中了状元。一下出了大名。自然他的文风也造成很大影响。也就是以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八股文。这就是古文对清代八股文的重大影响,所谓时文古文,合为一手。其关键在于读书。他曾说:“有谒予以举业文为何从?予曰在读书耳。人胸有数百卷书,其威仪进退,必有可观。即笑语吐属,亦要非俗物,书之益人如是,岂独能文已乎?”可见其主要主张及原因。至于方苞,则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就是将八股的手法用在古文上。归有光是明代制艺文八大家之一,又是古文名家,人说归有光是以八股文余力写古文。清代方苞,则私淑归有光,平生也是尽力写八股文,研究八股文作法。其《进四书文选表》道:

“窃维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臣闻言者心之声也。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格相类,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其间能自树立,各名一家者,虽所得有浅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见。使承学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趋,是诚所谓关气运者也。”

他所编《钦定四书文》是清代八股文一直奉为典范的课本。其衡文的标准,自然也以“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的作品为主。在其进书表中,可见他对八股文的重视及对挹古文精华为八股文的主张。《钦定四书文》中大部分都是选的明人作品。他对明代八股文评价,也以能融汇经史,以古文为时文的作品为佳。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一引他对明人制义评价的话道: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恭然矣。至启、桢诸家,则穷思必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所蔽……”

指出明文各期特征之后,又分析其“所长”、“所蔽”,但主要还是赞赏“以古文为时文”是明文之极盛。所以韩菼、方苞所致力的是八股文,所倾向是读书和古文,就是说“八股文”不仅限于《四书》及传注,要多读书写出有内容的像唐、宋古文一样的文章。但其基础还是八股文的基础。因而在其得中功名,不再钻研八股文,致力于写古文时,不能不说其表现手法,因思维方法,其中心义理,还是在八股文的基础,八股文的功夫上所变化出来的。因此人们说他“以时文写古文”,自是有根据、有事实的。

方苞有著名的《古文义法约选序》,开头即说:“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有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觳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及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最后说道:“《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见其推祟的还是五经、《四书》,孔孟正宗、正经正史,直到韩愈,不及先秦诸子老、庄、杨、墨等家,其义法体系和八股文是同出一源的。所以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不只是表现手法,而首先在于思想体系。

方苞开创桐城派古文,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人续之;另有武进张惠言、恽敬,致力古文,世号阳湖派。其源亦出自桐城。这些人中,除刘大櫆是雍正己酉、壬子副榜(考举人于正榜之后,再取几名于榜后,叫“副榜”,不算功名。不同于现在考学校“备取”,如有人不来,还可补上。副榜只是名义,不能补。)外,其他人都是进士出身,除方苞出身已作介绍外,其他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曾国藩是道光戊戌进士,张惠言是嘉庆四年进士,恽敬也是举人出身。他们都是揣摩透了八股文,得中功名,作了官,又致力于古文,其思想、文字基础,还都是长期八股文所打下的。梁章钜《制义丛话》中引几则方苞的八股文段落,现引一则如下:

“方望溪《群居终日》节文,起比云:‘业固精各治者也,无故而处一堂,其神志已涣矣。而复外以名教以为乐,是以同恶而相滋也。时不可以再得者也,优游而多暇日,其出人不远矣。而复漫为鄙倍以相娱,是不独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诸子之绪余,而练作时文,自异凡响,此文当为吾斋塾中座右铭,凡我学子,当敬诵之。”

又引《先进于礼乐》章题中二比云:

“吾尝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约者,大都无所纷华,而子弟以风流相尚,逐渐觉先人之迂阔,不近于人情,则夫上下数百年之间,其流失更可知也。

又尝近而征之,一乡一邑之间,其长老之谈笑而嬉游者,大率见闻皆古,而少之润色为二,窃以为上世之衣冠,不宜于大雅,则夫邦国朝庙之间,其变迁更可想也。”

以上两例,可见方苞八股文的面貌。虽然排比成一股一股,两两对照。但其句法自是古代散文的格式,全不同于四六骈体文之对仗。因而把八股文任何一股单独读之,其文气并不殊于任何唐宋古文。其破题、承题等程式,一开始先提纲挈领概括全题的写法,起承转合的步骤,时文与古文之间也并无明显的差别。即最著名的《项脊轩记》(按或印作“志”)一开始:“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日过午已昏。”不是俨然一“破题”与“承题”吗?通篇所写,在作“旧”字,正是老于八股文手法所写的感情文字。不但这样,连旧时公文程式,一开始“摘由”,把不论长、短,内容简单或复杂的文字,在前面先用一两句话,把全部内容表现出来,使人一看,先不必细看全文,便知道是什么事由,也全是用的八股文破题的手法,十分明确扼要,在处理公事上,撰写公文上,程式手法既易掌握,使用亦十分方便,其程序完全符合思维推理逻辑,这同八股文的写作训练是有密切关系的。近人陈柱《中国散文史》引章太炎的话并加解释道:

“章炳麟云:‘注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派也。’盖注疏释经,八股文为衍绎《四子书》及五经之义理,故注疏外式异八股,而内函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议,为八股之余事。故明、清奏议,形体异八股,而精神实为八股之支流。”

“奏议”是明、清公文的最高档次,是写给皇帝看的公文。为此想到殿试对策。会试礼部发榜,考中的人再参加殿试,分一、二、三甲名次。会试在北京贡院,考三场,但最重要的是首场三篇八股文。初拟取中的人,才调阅二三场“五经”及“策问”卷。殿试则只考一天。考策问、试卷是“大卷”。照例不再作八股文。殿试策问体例按照题目开首照例是“臣对臣闻”如何如何,这就是所谓的“金殿对策”。从明代以来,科举考试金殿对策照例是用四六骈文,从不用八股文形式金殿对策。据《四勿斋随笔》记载,清初即改变了这一形式。文云:

“顺治六年己丑科上始临轩亲策,制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满汉曾无异说,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语言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将亲览焉!

刘子壮对曰:

臣闻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百姓之所以异视者何也?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尝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合。而又时当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了而不敢相信,虽无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所以为异也。

满汉之不能不相异者,何也?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方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专者,未免轻汉人之为善狡,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尽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仗下封駮,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不可同欤?”

原文较长,引在此处,删去中间“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两大段,约六百字。此文的作者刘子壮,字克犹,湖北黄冈人,顺治己丑状元。著有《屺思堂集》。这是一篇不用“四六”,改用八股文笔法文体写的对策,政治倾向很明显,实用意义很及时。是一篇用八股文体给皇上写的很好的奏议。其较四六骈文为好的地方有二:一是不用典故,就事实现象清楚地分析比较。无四六骈文华而不实之弊,有分析事物,实事求是,明白如话之功。二是按照八股文的逻辑推理思维、满、汉、异与不异、尚质与尚文,信与不信等两两对比,种种实际情况、种种改变的办法,都用相当明确的言语对照论证之,十分有力,十分清楚。就其实用意义讲,用八股文体的手法写奏议,较之四六骈文,效果好的多。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种事理思维及语言表现的手法;如一上来“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人君、人臣、致仕(即用人)、进言、力行、多言、文、质,上下文,本句内,都是作反正的思维,其语言表现自然是极为周密的了。这种八股式的思维,十分准确而周密,是长期锻炼所致。值得很好注意,分析明清历史人物时,应想到这点。所以章太炎氏所说:“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流也。”这就不仅说的十分正确,而且说到八股文与明、清两代对古文的影响而外,对奏议的影响,也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在封建政治管理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了。或者也可说是八股文对公文的实际影响吧。


第十四章:八股与诗

  说完八股文对古文、奏议公文的影响而后,便可说说与诗的关系。说到八股文与诗的关系,首先应该先说的是“试帖诗”。清代科举考试,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于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一首,自后童试用五言六韵,生员岁考、科考、及考试贡生与覆试朝考等,均用五言八韵。官韵只限一字,为得某字,取用平声,诗内不许重字,遂为定制。据法式善《清秘述闻》卷六记载: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是科奉旨:乡会试易表判为诗,永著为例。”

  据同书记载:是科诗题为《赋得“循名责实”》得“田”字。自此之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乡试,各省都考试帖诗了。这一届各省题目如江南诗题《月印万川》,得川字;江西诗题《秋水长天一色》,得天字;浙江诗题《江海出明珠》,得图字……直至贵州诗题《秋风动桂林》,得风字。共十六省乡试,都考了试帖诗。自此以后,直到清末废科举,乡会试都要考试帖诗,而且很重要,因为它同八股文一样,都是首场考试的必考科目,所以学子在钻研八股文的同时,也钻研试帖诗了。《林则徐日记》中记他在翰林院作庶吉士时,为了准备翰林岁考、考差等等,常常和朋友们举行文会,都记有题目,每次文会,除八股文题目而外,都有试帖诗题:如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所记:“偕兰卿赴廖仪卿处诗课”,课题“整纷剔蠹”,得“韩”字(《元史·韩廷徽传》);“慈竹义木”,得“诗”字,(《宋史·牟子才传》);“他山之石”,得“攻”字;“以鱼羡乌”,得“庄”字。(《庄子》);“绿杨宜作两家春”,得“家”字,(白香山诗)。从诗题中,可见一斑。也可以看出试帖诗出题的针对性,一是与吏治有关的成语:如前引首届会试诗题“循名责实”,便是国家选用人材的重要成语,说的十分简明扼要。出题成语必须有来历,有出处,此语出自《后汉书·王唐传》:“庶循名责实,察言观效焉。”二是地方风光的前人名句,如江西诗题:“秋水长天一色”,出王勃《滕王阁序》。三是唐、宋诗名句:如“绿杨宜作两家春”之类。自然这中间常常遇到僻题,如语出《后汉书》的题,尚在“前四史”中,一般还不算太僻。林则徐会课诗题出自《元史》、《宋史》,就比较僻了,因而参加乡、会试的人,除《四书》、五经而外,各代正史、先秦子书,也都要读一些了;当然史书的重点还在各代典章制度及名臣列传,这就要看参加考试者的读书范围和学问了。乾隆二十二年之后,科举加试试帖诗的措施,促使一些治举业、准备考试的人,于《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读一些唐宋诗、史书、子书之类的书籍,对促进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扩大当时科举士子的知识面,在限制推理思维训练的同时,又以形象思维调剂之,促进其思维活跃,就这小小试帖诗,无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有人也因为试帖诗的名句,得中功名。最有名的就是俞樾“春在堂”的故事。《春在堂随笔》第一则即记此事云:

  “道光三十年,余中进士,保和殿复试获在第一,人皆疑焉:后得知其由湘乡相公。湘乡得余卷,极赏其文,言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群众聚观,皆曰:文则佳矣,然仓卒中安能办此?殆录旧文耳;湘乡曰:不然,其诗亦相称,岂诗亦旧诗乎?议遂定,由是得入翰林。追念微名所自,每饭不敢忘也。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乡深赏之,曰: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沦弃终身……因颜所居曰‘春在堂’。他日见吾师,当请为书此三字也。”

  曲园老人所记,正可作试帖诗的诗话读。按试帖诗的形式,所谓五言八韵,即十六句。形式上是唐人排律的作法,即用律诗的形式写长诗。除起首和结尾外,中间都用对句。而且一韵到底,可以写很多句,很多韵,如《红楼梦》中芦雪亭联句、凹碧馆联句,都是五言排律。而科举考试的试帖诗,五言六韵、五言八韵,则是限定字数的排律。这种诗,题目有诗意的,如“淡烟疏雨落花天”、“秋水长天一色”、“绿杨宜作两家春”等等,都还好作,容易展开想像,容易思维组织词句。而一些毫无诗意,或枯燥无味、空洞无物的题目,什么“循名责实”、“整纷剔蠹”等等题目,又如何写呢?现在读者想像起来,实在是很难的。《春在堂随笔》卷十正好有一则例子,可以参看:记云:

  “许氏长外孙女三多,自幼不读书。十龄外读蘅塘退士所选《唐诗三百首》,止读其半,然其后喜观人诗集,不数年,居然能诗矣。于归后,为其婿捉刀,作试帖诗甚工。婿孝亮字咏蓼,王可庄殿撰犹子。女子能诗者多,能为试帖诗者颇少。因录二首。‘重帘不卷留香久’、得‘帘’字,诗云:

  ‘久悟闲中趣,焚香读易兼。欲教留一炷,不使卷重帘。鸡舌熏徐袅,虾须隔漫嫌。浓收银押底,清逗玉钩尖。绣箔低还护,罗衣薄更添。燕归人悄悄,鸭睡篆纤纤。馥爇熬堪驱蠹,光涵未透蟾。御炉烟惹袖,佳句放翁拈。’

  又‘卓荦观群书’,得书字。诗云:

  ‘独具超群志,欣观万卷书。人真称卓荦,时亦爰居诸。掞藻奇才横,探源蓄念摅。每从摊简后,追溯结绳初。放眼空千古,罗胸富五车。误能思虎豕,注定陋虫鱼。执笔删芜秽,开编恣猎渔。喜逢文治盛,珥笔待丹除。’”

  这两首试帖诗,前一首还有话可说,有诗的情趣,后一首就枯燥的多,但其诗照样敷衍成篇,四平八稳,结尾处还颂圣,是脱胎于应制诗的写法。因为试帖诗目的是科举考试能以得中,所以都要有颂圣字眼,前一首的“御炉烟惹袖”,后一首的“喜逢文治盛,珥笔待丹除”都是非常得体的颂圣诗句。写这种试帖诗有两点主要的:一是熟悉五言排律技巧,诗韵背得熟,典故熟;二是能就题面字眼展开思维,知道题目出处固然好,如“重帘不卷留香久”陆放翁名句,较为普通,就好思考一些。如不知道出处,题目意思较枯燥,较狭窄,也要能从题目字面上逐字思维,联系起来,铺展开来,便有话说。如第二题“卓荦”便想到志向超群,“群书”就想到“万卷”,志与才有关,书又与文字有关,又可追述历史、结绳记事。由史又联系胸怀千古、学富五车等典故,进一步到考试等抡才大典来得中,在丹墀之上,接受皇帝除(即委任)官。这种熟练的思维逻辑、思维轨迹,其层次,其细致处,同思考八股文是一致的。据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介绍,试帖诗的作法,也有严格的限制,大体如下:

  先是“出题”,也叫点题,题目的字,一定要在首次两联点出。出题不能太缓,首联或直赋题事,或借端引起,第二联要急转到题。如前举例二诗,题字均在第一、二联中写出。即全题字眼,必须在第一、二联出,将要紧字写出表明。三联以后不再见题字,结构与八股文一致。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比,四五联如中比,六七联如后比,结联如束比,第一、二联出题后,中间数联或实作正面,或阐发题意,或用开合,或从题外推开,或在本题映照。结联或勒住本题,或放开一步,或将未点之题字,在此点出。全章布局,由浅入深,由虚及实,有纵有擒,有宾有主,相题立局,不能凌乱,都和八股相似。试帖诗限于科举考试及应制。语言要庄重典雅,儿女私情轻佻语言,羁愁旅况伤感的话,一字不能闯入。以《诗经》之体例比较,只要赋颂,不要比兴。题目到手,先要辨体、次要审题,然后命意、布局、琢句、炼气、炼神。清人李守斋(桢)《分类诗腋》一书中,分为八法。即押韵、诠题、裁对、琢句、字法、诗品、起结、炼格八个步骤。当时人细讲起来,那自然是十分复杂的。

  试帖诗是限韵的,如前举各例,得“帘”字、得“书”字,帘字在下平声“十四盐”,全韵只有六十九个字,是窄韵,而且记得不熟,很容易“一先”的字混淆。书字在上平声“六鱼”韵,八十四字,也非宽韵。用字全要在本韵范围内选择,一错用了其他韵部的字,就叫出了韵,阅卷官是很严的,便会因出韵而考不取,或降等。而且诗韵有宽有窄,如上平声“四支”最宽,有三三三字,而“三江”最窄,只有卅九字。试帖诗是格律诗,用韵最严,“一东”韵和“二冬”韵都不能通押,所以考试时,如遇窄韵,是很困难的。上平声“十三元”韵部,字并不少,只是按常音读,是两种韵母的字,如元、园、源等字,和门、村、魂、屯等字,读音韵尾迥异,可是在一个韵中。因而旧时作律诗的人,用十三元时,常常错误。清代有一名人,朝考时十三元韵错了,为此被列入四等。过了不少年,又遇朝考,又因用错十三元韵,被列入四等。后作诗解嘲,其中有句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这是所谓巧对的对仗极为工稳的一联诗,也是有名的试帖诗故事。

  乾隆时纪晓岚(昀)专讲试律,有《唐人试律说》,选有乾隆时人试帖诗《庚辰集》,编其自作之试帖诗为《我法集》。半世纪前其后人纪庸《谈纪文达公》一文中曾引用其一首,并说“题目看起来都是空空洞洞,叫我们简直无法措手的,而皆可以敷衍成五言八韵,且讲得头头是道,反复生发,足见变化。周知堂先生曾说八比文是中国文体之极致,在技巧上可说是无以复加的。试帖诗何尝不可作如是观,我们不是要作八股文与试帖,但那缜密的方法却可研究……兹以《赋得‘野竹上青霄’》为例,看看古人的水磨工夫。”诗韵“得青字”,诗如下:

  “野竹多年长,丛丛上翠屏,本来低地碧,何亦半天青。藉托陂陀势,延缘迤逦形。渐连斜坂上,直到半峰停。凤尾高峰见,鸾音下界听。扫云牵叆叇,障月隐珑玲。鸟语藏蒙密,樵踪人杳冥。会当凌绝顶,卜筑此君亭。”

  诗后附纪晓岚说明道:

  “此工部何氏园林诗,野竹在地,何以能到青霄?再加一‘上’字,意似连动之物,益不可解。盖山麓土阪坡陀,渐叠渐高,竹延绿滋长,趁斜势行鞭亦步步渐上,长到高处,故自园边水际望之,如在天半也。从此着手,上字方不虚设,否则是赋得山顶竹矣。首二句明点野竹,次二句暗点上青霄。五句至八句,力写上字,九句至十二句,正写上青霄。题无深意,故虚写两句,借此君亭结之。此种是细雕生活,用不得大刀阔斧。然细雕工夫,不始于细雕。大抵欲学纵横,先学谨严。欲学虚浑,先学切实。欲学刻画,先学清楚,方有把鼻。”

  这段“说明”和这首诗合起来看,可看出对题目的针对性如何强,如何逐层细入毫发地来写明题目。谨严、切实、清楚三个步骤作到了,才能明确“上”字如何表现,是“上”而不单纯是“高”,不是“顶端”等等。这样思维才能准确无误地认识题目的中心。像打靶一样,靶靶打中红心,不但能中红心,而且能中活靶猎物。纪晓岚所说先谨严、切实、清楚,后纵横、虚浑、刻画的辩证关系,正是大运动量限制思维的严格锻炼,最后达到思维自由王国的必然途径。

  在近人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也有两则试帖诗例子,转录于下,供参看研究。其一:

  “《赋得‘一树百获’》,得年字。(题目出于《管子》: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树人同树木,百倍得英贤。当此吟其获,何须计以年。无双桢干出,拔十栋梁全。妇子欢迎室,文章富纳川。疆宜勤迺亩,禄自受于天。得谷车堪载,还金镒早捐。本支培孔厚,朝暮取应先。圣代师师庆,重赓朴棫篇。’

  此题题面说树获,题情是树人。又切‘一’字‘百’字,须要照应‘树,字、‘获’字而关合‘人’字,否则失题首矣。题得‘年’字,是题外得字,兹分释之,一二联题解了然,点题清楚,并出官韵年字。三联‘无双’切合‘一’字,而国土无双,桢干栋梁语意,仍绾合到‘人’字。四五联用百室、百川、百亩、百禄意,切定‘百’字,实作‘树’、‘获’正面。六七联用《说苑》淳于髡得谷百车,《韩诗外传》田子相齐,得金百镒,《诗经》本支百世,韩愈《送温处士序》:‘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从‘百’字‘一’字收清全题,不脱‘人’字。八联颂扬双抬,用‘百僚师师’切百字、人字,朴棫切‘人’不脱‘树’字,全首局格,若不将其用典说明之,当不知其语意之所在。

  其二:《赋得‘万户擣衣声’》,得‘声’字。(题目出于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东西深不辨,空外但闻声。共擣三更月,谁知万户情。寒衣新澣出,密线旧缝成。远近惊秋早,光阴入夜争。力微拼用尽,辛苦说分明。凉意生双杵,繁音满一城。深闺今日寄,绝塞几人征。露布频闻捷,饶歌报太平。’

  此题题情,须从闻此声者落想,若就擣衣着笔,不惟万户字不能照管,即声字亦隔膜矣。凡有情之题,宜以不沾之笔写之,不沾而切,题情乃真,与一树百获作法迥乎不同。题得‘声’字,是题中得字,分释如下。

  一联空际着笔,确是擣衣声,随出官韵声字,二联点题浑成。三联意在题前。四联不沾万户字,却是万户捣衣之神,五六联摹写题情虽空而切。七联收到题首。八联颂单抬,将题翻转推开,措语得体,全首不用擣衣万户典故。一片空灵。

  举此两首,一虚一实,首联、末联可以不对,中间各联须工对……”

  商衍鎏先生是清末科举制度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探花,即一甲第三名。是科第一名状元刘春霖,第二名榜眼朱汝珍。商字藻亭,报籍汉军正白旗人。是广州驻防旗。最后一科会试,改试策论,出的都是有关历史的题目,如第一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等等。实际当时写策论,也还是写八股的思维方式和笔法。而商是甲午科举人,其乡试中举还是考八股文、试帖诗的。所以于八股、试帖功力深厚,学问渊博。对两首试帖诗说明,一虚一实,虚者全用典故、典故一一注明。实者全摹神情,章句分析明确。均可见写试帖诗其思维多么细入毫发;其用语又多么渊博典雅。有此文字学识和功力,写任何体裁文字,都会准确明畅,游刃有余了。商老写《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成书于一九五六年,其年已八十三岁。现在又近四十年过去了,观其书而想像其人,对培养这样人的科举制度、八股文、试帖诗能不三思乎?

  写八股文、试帖诗,其思维锻炼,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能达到如此缜密的程度,以此思维、以此文字,加以真情激动之时,去写诗写词,自然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说,要诗是诗,要词是词了。这就叫过得硬的功夫。清初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某布衣,有诗名,而诗多格格不达处,问汪钝翁为什么。汪说:这是因为没有理解写时文的原因,时文虽不像诗、古文那样,但是不解八股,“理路终不分明”,所以诗也写不好,多不通处。这则笔记前面引过,在此不再赘引,但这“理路”二字提的最好,“理路”即思维条理,是否通畅,这不只是天生的,而更多是靠后天锻炼的。八股文、试帖诗,主要起到训练理路的最大作用。清嘉道间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一则记云:

  “不从制义入手者,诗多不工,前辈多论之者。而工制义者,又往往不工诗,盖鱼、熊本难兼美,且一如妙索环中,一则神游象外,其间固微有区别也。袁简斋曰:老子曰:仁义者,道德之蘧庐也。可一蹴而不可久处也。其制义之谓乎?”

  卷八又一则云:

  “从来工制艺者,未必工诗,以心无二用也。然余谓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诗者。且文人之诗,方能入细。有明至今,骚坛之卓卓者,非即台阁之铮铮乎?”

  粱章钜《制义丛话》中于引用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汪钝翁论制艺与诗之关系话后又加按语云:

  “此论实墒不可易,今之作八律诗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人长于作官牍文书,亦未有不从八股格结束,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

  这几则笔记均可作为八股与古文、与公文、与诗的关系的说明。所说“骚坛之卓卓”者,均“台阁之铮铮者”,这也是历史事实。清初大诗人如吴梅村、王渔洋、后来的如袁枚、清末的王湘绮、陈散原等无一不是少年科第,八股出身。连短命诗人黄仲则,也是秀才出身。梁绍壬所说的“真文人”,也就是说一通百通,真正的大家,如今天说的“多面手”,尤其文史哲不分家,这三者本都是相通的。不妨举一则诗人的八股供读者欣赏:《制义丛话》卷九载:

  “新城王文简公士祯为本朝诗家领袖,不以时文名,余仅读其会墨两首,则名贵与其诗同。如《诗可以兴》七句文,后结二比云:

  ‘盖人惟不知诗之益系乎此耳。诚知诗之益系乎此,而深固可念,浅亦可思。即由庚华黍,或等于鲁鼓、薛鼓之无文。而咏叹流连,皆可通元音于六艺。

  抑唯不知益之备存乎此耳。诚知益之备存乎此,而正直者宜风,宽柔恭俭者宜雅颂。即列国名卿,时亦赋蟋蚌草虫以见志。而节情饬性,更无殊在垌之四章。’

  又《考诸三王而缪》二句起讲云:

  ‘力能创古今之奇,而必以前王为定;才足通气数之变,而必以两大为归。’

  后结二比云:

  ‘夫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古之人垂以为训焉。而君子之不缪顾如此,则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后,合三统以成三重。而知谟诰不必相袭,统以治人之学问而适见其同。

  乾道资始,地道代终,古之人效以为则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则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为其隐,君子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坛圻所以极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为僭。’

  安闲古雅如此,非湛探经学,又精于时文之法者不能。时人以公之诗为爱好,然则公之文何尝不爱好乎?”

  王渔洋诗讲“神韵”,是清初四大诗家之首,顺治初进士。这里引他两则八股文例子,以见其风格。梁章钜在按语中以“安闲古雅”四字评之,今天读者虽不能充分领会,也可略作参考,加深八股与诗的关系的理解。

  清代中叶乾、嘉之际,诗名最盛的是袁枚、字子才,一字简斋,号随园。名气最大的是他南京的随园,他自己说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他讲诗主性灵。领袖诗坛数十年,人称随园老人。制艺也十分出名。梁章钜《制艺丛话》说他“袁简斋、枚雄于诗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时文尤健。”又说:“袁简斋以文名天下,操觚家得其鳞爪者,率芥检科甲以去。先生……盖泛滥百家,洞烛古今,固所以酝酿发挥,为政绩之原本者也。有《学而优则仕》题文,末二比云:‘岂无豪傑之流,不学而亦多事业。不知有才不学,则仓猝立功,纯杂与古人分半。无才不学,则奉行故事,功名与胥吏争长。君子以为不学而仕,与不仕同;学而不优,与不学同。故辞僚友而不疑,当大任而不动。其一仕也,上以报国家养士之恩,下以雪处士虚声之耻。

  岂无迂阔之士,信学而反多拘执,不知误以为优,则得于野者,必失于朝。不待其优,则贫于身者,岂富于国。君子以为吾甚爱学,尝愿不优以留其学。吾尤爱仕,尝愿不优以重其仕。故郑重以赴功名,即酝酿以成功雷雨。其一仕也,大则竹帛表生平之经济,小则文章抒黼黻之英华。’”

  人们在读《随园诗话》的同时,于玩味“性灵”说之余,再读读他的八股文,不是就又可以了解一个全面的在八股文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袁随园吗?


第十五章:八股与小说

  说起八股文与戏剧、小说、通俗作品的关系,现在读者很难想像到“临川四梦”的作者汤显祖,是著名的八股文专家。明代制义八大家,他和唐顺之、归有光一样,也是其中的一家。他文宗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诗宗香山(白居易)、眉山(苏轼),又精于词曲韵律,既能写出缠绵的《紫钗》、《还魂》、《南柯》、《邯郸》“玉茗堂四梦”,又能写出独成一家的八股文《玉茗堂稿》。对一般读者说来,这二者相提并论,是很难想像,也很难理解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语言文字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完全相通的。逻辑思维越敏锐、越缜密,形象思维也就越逼真、越生动。这或者就是人们常说的“一通百通”。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韵鹤轩杂著》一则故事,并加按语道:

  “有一秀才日喜看盲词,适届岁考,场中命题系《子曰赤之适齐也……》至‘与之粟九百,辞’。遂援笔立就,其文曰:

  ‘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为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再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坚辞不要半毫分。’

  案出,以不遵功令,遂置劣等,然就文而论,题中纤悉俱到矣。故知文无精义,而惟以平铺直叙见长者,其源皆出于盲词也。”

  粱章钜对这个故事最后的按语,说“以平铺直叙见长”,“就文而论”,“纤悉俱到”等等。这正是写小说、写鼓子词也需要的手法。而写八股文也需要作到“纤悉俱到”,可见在文字表现上,八股文和小说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说来也不奇怪,用文字表现人的思维,或是叙述事物经历过程、说明事物关系结构,论证道理屈直是非,抒发感情喜怒哀乐,描绘江山风物人情世态……不管是文言文、白话文、八股文、小说戏剧,应该说都有相通之处,准确、细致、全面、生动……要求都是一样的,受过八股文严格训练的人,以写八股文的“纤悉俱到”的手法,写小说、写鼓子词,自然也是无往而不利的。前几年写《红楼风俗谭》一书,曾写过一篇《曹雪芹、八股文》的文章,曾细述曹与八股的关系。其实不只《红楼梦》的作者与八股文的关系密切,其他清代任何个人创作的小说,都不能说和八股文没有关系。有的而且关系很密切。按时代顺叙,首先应提到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生于明祟祯十三年(一六四0年),逝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在他五岁时,明朝就亡了。因此从他启蒙读书、到他长大成人,都是在清朝了,《淄川县志》他的小传道:

  “淄川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辛卯岁贡,以文章风节着一时。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文名藉甚。乃决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悲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与同邑李希梅、张历友诸名士结为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切劘。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颇富,而《聊斋志异》一书,尤脍炙人口云。”

  “辛卯岁贡”,辛卯是康熙五十年,他自施润章(字愚山)康熙初提学山东学政时,就应童子试,进学成了秀才,而且“文名藉甚”,就是八股文写的好,十分出名,但未中举,应乡试几十次都落第而归,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补了贡。虽然八股文写的好,而在科举试场中却是大大失败者,结果以《聊斋志异》脍炙人口,直到今天,《聊斋志异》还是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压卷之作。如果蒲松龄考中举人、进士作了官,那恐怕也就不会写《聊斋志异》,如果作一般官吏,今天恐怕也不会知道有个蒲松龄了。不过他的“八股笔法”,却与《聊斋志异》是分不开的。不信,且看第一篇《考城隍》。先不说故事内容,只看考什么、什么题目。原文云:

  “……俄题纸臣下,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

  这题目虽然不是出自《四书》,但其文章警句,却完全是八股名句。即题目设想,也还不外《四书》章法。《论语》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也。”这就是题目“一人二人”的出处。“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这又是朱注中的话。题目显而易见是从这种思维规迹设想出来的。在八股文写作中,类似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路破题、分析是很常见的。《制义丛话》载有人写《小人闲居为不善》题之起讲云:

  “今夫君子之面一而已矣,而小人有二,有尔室之面目焉,有大廷之面目焉。以大廷之面目为尔室之面目,小人不能;以尔室之面目,为大廷之面目,小人不敢。”

  试看这种分析方法,与《考城隍》分析“有心为善……无心为恶……”的思路是一致的。

  蒲松龄虽未考中举人,但是大家,古文、骈文均佳,制艺自不用说了。《聊斋志异》的序言是用骈文写的,书中的故事,都是用唐人传奇:如《会真记》、《李娃传》等笔法写的。但他毕竟是受严格八股教育出身,而又长期从事塾师职业,又以八股教育教别人,自己又几十年中不断参加举人考试,因此他所受八股文的影响必然是很深的。他一开始就是一篇《考城隍》,而且把八股警句写在故事中,目的何在呢?他在《序》的最后说: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弔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杜甫《梦李白诗》:“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蒲松龄把《考城隍》放在第一篇,似乎是感到有生之年,未能中举、成进士,作个临民的官;希望死了能作城隍乎?历来评《聊斋》的人很多,而很少人注意到这点。《聊斋志异》中写到科举制度、八股文的篇章很多,如《于去恶》、《素秋》、《郭安》、《续黄粱》、《王子安》等篇,都充分写了科学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他集中在一点上,主要是写试官、嘲笑试官不长眼睛,没有学问、昏庸无知等等,而对科举制度本身及八股文并未予以丑化描绘。不过是写试官不用眼去看文章,而只用鼻子闻,那试官就变成狗了。读文章不去读,而是用笔抄好,烧了灰吞下去。甚至想世间的试官很坏,作了鬼阴间的试官也要营私,一定要等张桓侯(张飞)来巡视才能昭雪,如《于去恶》篇中所描绘。在此篇后面“异史氏曰”中说道:

  “宁知文昌事繁,须侯固多哉?呜呼!三十五年,来何暮也。”

  感慨张飞巡期太长了。王渔洋评此篇云:“数科来关节公行,非噉名即垄断,脱有桓侯,亦无如何矣,悲哉。”亦可见当时科举试场情况了。《聊斋志异》的版本很多,序言也很多。康熙己未紫阳道人高珩的序,一开头也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写法。如:

  “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

  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其义广矣,大矣。

  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义之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

  这样排列引在上面,八股形式就看的很清楚了。因为当时知识分子,从小受此训练,对这种表达形式,大多熟悉了,只要不是有意避开,那一落笔便是八股腔了。这是不足奇怪的。

  清代与八股文关系特殊的小说,第二部要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生于康熙四十年(一七0一年),逝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他曾祖父是科第出身的显宦,他父亲是熟读群经的老儒。他先是秀才,中年谢绝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说明他学问虽好,是八股教育训练出身,但也是没有中过举、会过进士的。书中写周进中举会试、范进中举等等老童生得发的描绘,不能不说有他自己的影子和希望在内。《儒林外史》是全面写科举制度、八股文,以及种种儒林丑态的。书中有许多讽刺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严肃的地方。如第三回写周进到了贡院痛哭,众人帮他捐了个监生进场,人逢喜事精神爽,文章做的花团锦绣一般,居然中了举人,第二年春进士会试,又中进士,荏苒三年,作了广东学政。却自己心里想:“我在这里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屈了真才。”及至看到五十四岁还是童生的范进的卷子,书中写道:

  “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在一边不看了……何不把范进卷子再看一遍……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取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人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这段描绘,写了两个晚发的人,一个周进,一个范进,先是引子,重在描写范进。但写周进阅卷过程,心里变化及感慨,不能不说是严肃的,是从正面骂糊涂试官的。这自然有吴敬梓自己的历经在其中,也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数见不鲜的。从中也可看出八股文的深度。

  《儒林外史》中对儒林的讽刺对象,也还是考不中的假名士为多,如两个很典型的严贡生、匡超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形同骗子的儒林丑态,但对八股文本身,却未有半点否定之意,反而在第十一回中,写了鲁编修没有儿子,如何教女儿读《四书》、五经,讲书开笔作八股文。极概括地介绍了八股文作法过程及明代各家。又通过鲁编修的话,正面肯定八股道: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

  这同前引王渔洋《池北偶谈》转述汪钝翁的话完全一样。只因它是通俗小说中的话,所以在学术著述中很少引用,实际这正是理解八股文作用的人的看法。吴敬梓借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二语,是朱熹语录中的话,重在说明语言的准确、锐利。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对语言文字的最高理想水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等等,儒家历来是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有利的工具的。八股文教育的严格训练和讲求,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朱熹这“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说法,又被吴敬梓通过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今天看来,还有十分利害的。

  《儒林外史》又创造了直朴的专门选乡、会试阐墨的马二先生,用大量笔墨描写这一可爱的人物,也是同八股文有密切关系的。可是这位可爱的马二先生,进学成了秀才之后,考过六七个案首(秀才岁考时的第一名),却始终没有考中过举人。只不过补了廪,即成绩好的秀才,每月国家发给一二两银子膏火银,谓之“廪生”,意思就是由国家仓廪发给生活费的诸生(秀才总名,即各种学生。因为府考叫进学,秀才自称:学生’,在本县学中有名额)。而这位不曾中举的马二先生,对八股文却是深信不疑,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如十三回中所讲: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

  又说批文章道:

  “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的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按即黎清德所编《朱子语类》及朱熹著《四书或问》二书,前者是编朱熹语录,后面是朱熹自著,八股文《四书》题解释发挥,以“朱注”为标准,故批语亦以此二书为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几十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最后说到“举业”道: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作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念文章,就是念八股;做举业,就是做八股,最终的努力方向,就是得中做官。马二先生的话说的极为坦率中肯,孔夫子活在明、清二代,也要作八股文,这是肯定的。可惜清代人不重视通俗小说:马二先生的八股理论,由作文、选文、批文到八股文的最终目的,说的这样精辟,而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艺丛话》二书中都没有采录,是十分可惜的。

  与《儒林外史》同时代的是《红楼梦》。曹雪芹据新刊朱淡文所著《红楼梦论源》考证: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夏,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生年比吴敬梓晚十四年,卒年晚八年。应该说是同时代的人,同时代的书。所受教育同样是八股文教育,在书中也同样对八股文有所反映。尽管多少不同,态度不一样,但其时代烙印则是一样的。不过曹雪芹生前的遭遇和身后的资料较蒲松龄、吴敬梓二位要少的多。蒲、吴二位虽然一生未中举,未进入仕途,但生前已是知名的老明经,一位受到王渔洋的赏识,一位受到地方长官的推荐,要他试“博学宏词”,这在清代前期是极高的荣誉。而身后蒲松龄有集,地方志还有传。吴敬梓也有《文木山房集》传世。曹雪芹则无法和他们比,虽然他是正白旗包衣,又有显赫的祖辈,但到他已是罪人家子弟,生前潦倒,死后萧条,除残存的《红楼梦》而外,其他资料真是少的可怜。虽然多少学人苦心搜求,也只是极可怜的几条,而且都不是当时大名人有力的证明,说明曹雪芹生前朋友圈子是很小的。在清代汉人对旗人的看法是很势利的,对于当权的旗人,皇亲国戚,或阿谀奉承,或心怀畏惧,或敢怒而不敢言;对于倒台旗人、或旗人罪人家飘零子弟,那照例是十分讨厌,而且看不起的。这种民族压迫所造成的逆反心理,原是很自然的。但受到这种冷遇的人,心理自然也难坦然,必然也产生愤世疾俗的想法。对于曹雪芹的心理状态,研讨者常常忽略。但这正是认识他思想的重要依据,据此才能更好评价他的各种观点。其对举业和八股文的看法,从本质上说,同马二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根源,两种态度。一是积极争取,一是消极藐视;一个老实承认,一个自命清高。如果把承认葡萄是甜的,很想吃葡萄,但又吃不到,老实告诉别人登高去摘的人,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人相比,表面看,似乎很容易区别。而在实际生活中,前者每被人斥为凡夫俗子,而后者则常易于博得人的同情、赞赏,被认为是清高。曹雪芹能写出伟大作品《红楼梦》,一因天才,二因遭遇经历,三也因他的学识……有这样学识的人,自然他幼时所受教育时间很长,也是十分严格的。当时正式高程度的教育,没有别的,惟一的就是八股文教育,也可以说是举业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没有功名,参加过多少次考试,也不得其详。按当时习惯,一般读书人,童子试都要观场的。因而有的书如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说他是“贡生”,即进过学,成为秀才又补了贡。这有可能,但单文孤证,不足为凭。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他十分熟悉八股文,说的头头是道,二是他厌恶八股文,看不起八股文。证明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开头一大段文字:

  “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了书,预备明儿盘考……如今打算打算,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论语》还背得出来。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经”来,因近来做诗,常把‘五经’集些。虽不甚熟,还可塞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幸未叫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文,这几年未曾读得。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曾下过苦功,如何记得?这是更难塞责的。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虽贾政当日起身,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不过是后人的时文,偶见其中一、二股内,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不过供一时之兴趣,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温习。”

  这段描绘宝玉思维想法的文字,可以肯定三点:第一点全面说明了“举业”的全部基础内容:即一是《四书》、五经,二是古文,三是时文,全部要下苦功读熟、背熟。曹雪芹说的很清楚。第二点表明对八股文的看法,是平素深恶。是“饵名钓禄之阶”,对本质看法一点也不差,同马二先生一样。但态度却又完全相反。第三他是十分熟悉八股文,理解八股文,知道“承起之中”,即承题、起讲之间,有“精致”的,“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这是从兴趣出发,以能动情的值得一看。说明曹雪芹知道八股文中也不乏这一类的作品。写宝玉的性格寄托了他自己的观点和爱好。但也必须读过八股、作过八股,十分熟悉八股的人,才能这样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八股文,又把它写进小说中,生动地表现在人物的身上。因此曹雪芹对八股文的观点尽管是深恶的,而他从小或是在勉强的情况下,对八股文下过一番苦功,则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至于他是否参加科举考试,及科举考试没有得中,那是另外的问题,在此不多费词了。

  说到《红楼梦》,还必须注意到完成这部书的高鹗的情况,他与八股文的关系,及他在书中所写到的有关八股文的部分。高鹗,字兰墅,内务府镶黄旗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其生年晚于曹雪芹卒年一岁,完全是乾隆时代的人了。出身一般,上代也没有大官,不过是个一般的旗人,可以吃钱粮、作小官耳。但他科举考试较顺利,二十五岁中举,三十二岁成进士,这样两榜出身的人,自然是对八股文下过一番苦功,而且得到收获,进人仕宦之途的。所以他对八股文的态度应该说完全不同于曹雪芹。但是他又要继承曹雪芹的观点和思路补写《红楼梦》未完部分,且看他如何转这个弯。首先是第八十一回《奉严词两番人家塾》,接着便是八十二回“讲书、念文章”了。“讲书”就是讲《四书》,“念文章”就是念八股文。先看与黛玉的谈论:

  “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

  写宝玉晚间用功道:

  “宝玉……把念过的《四书》翻出来;只是从何处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细摈起来,却不很明白,看着小注,又看讲章……想道: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

  写代儒命宝玉讲书道:

  “有一章书,你来讲讲。宝玉接过一看,却是‘后生可畏’章,宝玉心上说:‘这还好,幸亏不是《学》、《庸》’,问道:‘怎么讲呢?’代儒道:‘你把节旨句子细细讲来。’宝玉先朗朗念了一遍,说: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代儒笑道:‘你方才节旨讲的倒清楚,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气。无闻二字,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闻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就不做官也是有闻了。不然,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难道也是无闻么?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与焉知的知字对针,不是怕的字眼。要从这里看出,方能入细。’……还有一章……宝玉看时:‘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便陪笑道:‘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代儒道:‘胡说,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也说没有做头么?’宝玉不得已,讲道:

  ‘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见了色,便好得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于那个色呢?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无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欲,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欲似的?孔子虽是叹息的话,又是望人回转来的意思。并且见得人就有好德的,好的终是浮浅,直要像色一样好起来,那才真好呢?’

  代儒道:‘这也罢了……我如今限你一个月,把念过的旧书全要理清,再念一个月文章,以后我要出题目叫你作文章好了’……”

  高鹗续书写宝玉,不能完全按照曹雪芹原意写下去,因为他不知道曹原来的设想。又必须按照原塑造成型的宝玉去写。又要按社会所允许的形象、合情合理地去创造。这样他便让宝玉勉强就范,学习作八股,中举人。他是两榜出身,对于八股教育,八股作法自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几个部分写的十分清楚简洁。可笑的是写黛玉谈论八股文一段,真是异想天开,也正反映了高鹗对八股文内心的偏爱。与曹雪芹是截然相反的。

  清人小说中,一样是旗人所写,一样用北京话表现的,还有一小部与八股文关系密切的就是《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姓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字铁山,号燕北闲人。祖父是大学士,他不是科甲出身,而是捐班出身,初捐理藩院郎中,满洲旗人升官快,后任天津兵备道,风阳通判,丁忧后起复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赴。清代对科甲出身的官吏,即由秀才、举人、进士考上来的,叫作正途出身。普遍受到重视,官场内羡慕这种人。都感到这些人是凭八股文真本事考中的。自己的八股文肯定不到家,所以未取中。文康是这种标准思想的人,书中对国家制度规定的八股文十分赞赏、推崇。书中写正黄旗汉军安老爷、安公子,父子二人科场得中,中间主要又写侠女十三妹故事,就书来论,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小说。作者文康完全是当时士大夫正统思想,对八股文的观点看法,和曹雪芹完全是相反的。书中写到《四书》、八股的地方很多,这里只举第三十四回中所写以见一斑。先在第三十三回结尾写道:“这几年工夫,公子是除了诵读之外,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课,每日一首试帖诗,都是安老爷亲自命题批阅……”接着下回写道:

  “这日正是七月二十五日,次日……文课日期……安老爷吩咐道:‘明日这一课不是照往日一样作法,你近日的工夫却大有进境,只你这番是头一次进场,场里虽说有三天的限,其实……不过一天半的工夫……明日这课我要试你一试,一交寅初你就得起来……我就在这里作个监试官……”

  这是八股文的模拟考试。第二天“公子领下题目来,拆开一看:见头题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二题是《达巷党人曰》一章。三题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一章。诗题是《赋得讲易见天心》……。”

  且写他交卷后的情况道:

  “安老爷接过头篇来看着……只见那起讲写道是:

  ‘……且《孝经》一书,《士章》仅十二言,非略也;盖资事父即事君之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自晚近空谈拜献,喜竟事功,视子臣为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国为两事。究之未闻未集,内视已惭,而后叹《孝经》一书所包者为约而广也。……’

  程师爷看完了,道:妙……因合老爷道:老翁,你看那二篇的收尾一转如何?安老爷接过来……见写道是:

  ‘……此殆夫子闻达巷党人之言,所以谓门弟子之意欤?不然达巷党人果知夫子,夫子如闻鲁太宰之言可也;其不知夫子,夫子如闻陈司败之言可也。况君车则卿御,卿车则大夫御,御实特重于《周官》,适卫则冉有仆,在鲁则樊迟御,御亦习闻于吾党;御固非卑者事也,夫子又何至每况愈下,以所执尤卑者为之讽哉?噫!此学者所以废书三叹欤!’

  安老爷看罢道:‘这话却未经人道。’程师爷便道:‘他这段文字,全得力于他那破题的:‘惟大圣以学御世,宜非执名以求者所知也两句。所以小讲才有那‘圣人达而在上,执所学以君天下,而天下仰之;穷而在下,执所学以师天下,而天下亦仰之’的几句名贵句子,早作了后股里出股的‘执以居鲁适周,之齐楚、之宋卫、之陈蔡’,合那对股的‘执以订《礼》、正《乐》、删《诗》、《书》、赞《周易》、修《春秋》’的两大主意的张本。直到博学成名把个‘御’字打成一片,怎得不逼出这后一段未经人道的好文章来……”

  这回书大半描绘安老爷和程师爷评价安公子所写三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的情况。有如一篇生动的八股文讲析教材,是十分难得的。可惜较长,在文中未便多引,只摘引部分,以见大概罢。这种小说,在本世纪初以前,八股文时代,一般读者都是看得懂,而且爱看的。现在读者看到这种地方,就感到困难了。

  八股文与清代小说的关系,略举四种、五名作者予以说明,其中四人都是未中过举的,只有一位是两榜出身。而其受八股文教育出身则是一样的。甘苦都是亲身经历,而观点不尽相同,约略介绍,也不必多作分析比较了。


第十六章:八股谈趣

  八股文在明清两代,成为一种惟一的教育考试文体,延续了五百年,其对社会上的影响,可以说是既深且广,其间轶文趣事,掌故笑话,不知有多少。如广泛收集,也可以编成一本很厚的专书。在此约略介绍一些,聊作本书的曲终雅奏。

  清初施润章,字尚白,又字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初进士,是八股名家,又是学者,作过山东学政。《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进学成为秀才,就是他赏识的,清初十分出名。有一次科考众秀才,准备择优送省参加乡试考举人。题目出《宝藏兴焉》句。这句话出在《中庸》二十六章,是解天地山水自然界的话。全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诲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蚊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这段《中庸》,是很好的文章,虽然古老,即使现在人读起来,也会感到是段好文章,十分容易理解。当时的秀才们,对这段经书自然是极为熟悉的。一位参加考试的名士,在抄完题目《宝藏兴焉》四个字后,糊里糊涂把下文“今夫水”以下数句都抄上了。便按“水”的内容写了一篇文章,等文章写完之后,才发现把题目作错了,再改也无法改,时间也来不及,知道考坏了,肯定被取消乡试的资格,便在后面写了一支曲子,聊以解嘲,词云:

  “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珊长峰尖,珠结树巅,这一回,崖中直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友朋看。”

  施愚山文章看到这里,情不自禁也和了他一首曲子:

  “宝藏将山跨,忽然间在水涯。樵夫慢说渔翁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见得登高怕险,那曾见会水渰杀。”

  二人都十分风趣,施愚山爱才心切,便仍将他附在榜末,一起送去参加乡试考举人去了。从两支曲子中,可见这两位的才情,一通百通,八股文写的好,曲子也十分潇洒,尤其作为考官的施愚山,今日还能想见他的风度。

  清初戏剧家尤侗,字展成,号西堂。著有《西堂集》,又是当时八股名家。可是科场不顺利,正应了俗语“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那句话,他学生徐文元中了状元,他还只是以乡贡选了推官小官,而且因事降调了。他有一篇著名作品,以《西厢记》中张生的话“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题写的八股文,现引于后:

  “想双文之目成,情以转而通焉。(破题)

  盖秋波非能转,情转之也。然则双文虽去,其犹有未去者存哉?(承题)

  张生若曰:世之好色者,吾知之矣。来相怜,去相捐也。此无他,情动而来,情静而去耳。钟情者,正于将尽之时,露其微动之色,故足致人思焉,有如双文者乎?(起讲)

  最可念者,啭莺声于花外,半晌方言,而今余音歇矣,乃口不能传者,目若传之。

  更可恋者,衬玉趾于残红,一步渐远,而今香尘灭矣。乃足不能停者,目若停之。

  惟见盈盈者,波也,脉脉者秋波也。乍离乍合者,秋波之一转也,吾向未之见也,不意于临去时遇之。

  吾不知未去之前,秋波何属,或者垂眺于庭轩,纵观于花柳。不过良辰美景,偶尔相遭耳。犹是庭轩已隔,花柳方移,而婉兮清扬,忽徘徊其如送者。奚为乎?所云含睇宜笑,转正有转于笑之中者,虽使觏修矑于觌面,不若此际之消魂矣。

  吾不知既去之后,秋波在柱,意者凝眸于清院,掩泪于朱帘。不过怨粉愁香,凄其独对耳。惟是深院将归,珠帘半闭,而嫣然美盼,似恍惚其欲接者。奚为乎?所云渺渺愁余,转正有转于愁之中者,虽使关羞目于灯前,不若此时之心荡矣。

  此一转也,以为情多耶?吾惜其止此一转也。

  以为情少耶?吾又恨其余此一转也。

  彼知为秋波一转,而不知吾之魂梦,有与为千万转者。吾即欲闭目不窥,其如一转之不可却何?

  噫嘻!招楚客于三年,似曾相识。倾汉官于一顾,无可奈何?有双文之秋波一转,宜小生之眼花撩乱也哉?

  抑老僧四壁画西厢,而悟禅恰在个中。盖一转也,情禅也。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

  这是一篇以《西厢记》词句为题,模拟张生口气的一篇游戏八股文。收在《西堂全集》中,前面还记载康熙帝与高僧当时国师宏觉和尚的话。一天康熙和宏觉闲谈,感叹士子有没有什么学问就成名的,也有才高反而掩抑的,说状元徐元文老师尤侗,很会写文章,却仅以乡贡选推官又因事被降职,岂不是时运大错吗?宏觉说:“皇上能造命,文士有才,只怕皇上不知,既然知道,给他个好位职还有什么难的?”康熙说:“我也有这个意思。”便叫人拿尤侗文集来,看到《临去秋波那一转》八股文最后一句“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康熙掩卷说:“请老和尚下。”宏觉说:“这不是山僧的境界。”其时另一首座和尚也在旁。康熙又问他如何。首座道:“不风流处也风流。”康熙听了哈哈大笑。尤侗后来应“博学宏词”中试,参加修《明史》,很得康熙赏识。

  尤侗籍长洲,即现在苏州。清初顺治丁酉江南科场大狱。起因也因尤侗、汤传楹二人高才落榜,而主考舞弊。他二人合编《钧天乐》传奇,剧中三鼎甲为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三人,描写的淋漓尽致。此致大狱,把江南取中的全送到北京,由士兵押着去殿试,胆小的战战兢兢,什么也写不出。名士吴汉槎,吓得连笔也拿不住,经审查他还未行贿作弊,便流放到尚阳堡。后来因了他好朋友顾华峰写了两首著名《金缕曲》词,得到纳兰容若的帮助,过了二十三年流放生活的吴汉槎才被救回来。

  不以《四书》文句为题,写的八股文还很多,大多是游戏嘲笑文字,如有一位进士,嘲笑举子落第,写了一篇八股,对落第尽嘲讽之能事,中间两股写道:

  “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进士,而于举人无恙也。设诸公非为进士故,挟其文章经义,试帖楷法,以博取人间馆与幕,与一切誊录教习,固自易易,而诸公不愿也。

  文人无厄地,所自信者学问,而命运则不敢必也。设诸以不中进士故,当其袍褂靴帽,服饰铺盖,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清廒鱼池,岂不甚乐。何忧闷若斯也,而诸公不敢也。”

  当时两榜出身,中了进士的人,自视很高,心地忠厚者,尚能同情落第举子;轻薄之徒,侥幸得中,便看落第者不起,忘了自己落第时的光景。这两股前面劝举人放弃考进,改就家馆、或作师爷等等。后面则让落第举子当了衣帽行李去玩相公,甚至去逛土娼。清代中叶北京天坛北清河厂、金鱼池一带是土娼集中地。

  袁世凯作皇帝时,精于作八股文的人还很多,有人以《筹安会》为题作八股文,亦极尽嘻笑怒骂,声讨袁世凯窃国罪之行事。原文见刘成禺《洪宪纪事诗三种》注。原文稍长,且系民国时事,在此就不多引了。

  八股趣文趣事,多以嘲笑不通之考官,不通之学子为能事。也有以考生质问考官为内容,见考官、考生的才智风度。略举数则于后。

  当时八股文以《四书》词句命题。如单句时要注明某书某章,因为相同的句子不少,考生不知该作那章书中的句子。有一次一位塾师因学生外出玩了半天,回到书房作文。塾师便以《牛何之》三字名题。语出《孟子》,学生很聪明,又调皮,明白先生的意思,在文章大结写道:

  “夫《孟子》一书,言‘何之’者有二,一则曰‘牛何之’;一则曰‘先生将何之’。先者,牛之踢飞脚者也。生者,牛之坐板凳者也,然则牛也,先生也,一而二,二而一也。”

  有一次,一位考试官出《古之人、古之人》为题考秀才,但未注明何书、何章。一名秀才向考官当面问道:

  “《孟子》中有两处‘古之人,古之人’。不知宗师所出者,是上句‘古之人古之人’,抑下句‘古之人古之人,?若是上句‘古之人古之人’,生员好做上句‘古之人古之人’,若是下句‘古之人古之人’,生员好做下句‘古之人古之人’。倘是上句‘古之人古之人’,做了下句‘古之人古之人’;或是下句‘古之人古之人’,做了上句:古之人古之人’,便将宗师所出‘古之人古之人’题目做错了。敢请……”

  说时一口气说下来,像绕口令一样,边上的人都笑了。宗师急忙拦住他说:“随你去做罢!”这是清初有名有姓的真实故事。说此说者名叫李文固。梁章钜《制艺丛话》说他“善谐谑”,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我不禁想到曹雪芹《红楼梦》中写小红伶牙俐齿,向风姐回话:我家奶奶、姑奶奶、舅奶奶等说了一大堆。或者知道这个八股故事,或者当时说相声的有类似的段子,曹公随手(左扌右焉)来,便成妙谛。《制艺丛话》还记李文固另一故事。有一次岁考,题目是《割不正不食》,他于文章写完了忽又添了几句道:

  “噫!予生也晚,未能与孔子同时,一食其所剩零头碎角之肉,岂不惜哉?”

  考官看文章很好,正想批作优等,及至看到结尾处,不禁大笑,便批作四等。显见这位宗师的气度与前面所说的施愚山差多了。

  清代各省学政和每三年由北京临时派赴各省的正副主考,以及各省乡试、京城会试临时派调的阅卷官,一般都是翰林、进士,阅卷官分房又称房官,最起码也是举人出身。这些人一般“五经”、《四书》,以及常见子史二部的书,都还是熟悉的。但也有十分荒疏,在阅卷时闹出笑话。即所谓“盲试官”。一次一个学政看秀才试卷,见文中用“佛时”二字,不知这二字出自《诗经·周颂》一句“佛时仔肩”。按郑玄笺注,“佛”在此读弼,与弼同义,是辅佐的意思。“佛时”就是辅时、弼时之意。这位盲试官使在文句旁乱批道:“佛时是西土经文,不宜入孔门口气。”把“佛”字真当成如来佛了。又是一房考官见一文中有“贞观”字样,便批道:“贞观乃汉朝年号,不宜用于三代之时。”按贞观唐太宗年号。“贞”字取义《礼·文王世子》篇:“万国以贞”,贞是正的意思。“观”读去声贯,是宫阙的意思也,也出自《札记》。而这位盲试官糊涂到不知汉唐,不读《诗经》、《礼记》,这在当时是大笑话了。有人为此写了一副讽刺联道:

  “佛时是西土经文,宣圣低眉弥勒笑;
  贞观乃东京年号,唐宗失色汉皇疑。”

  不过古代书籍很多,试官不可能都读过,偶有失误,亦情有可原,主要看态度如何。据传有少年科第不到三十岁,就去浙江任学政。一秀才考试文中有“颜苦孔卓”一语。他不知出处,便批道:“杜撰”,认为秀才自己编的,要放到四等,要打手心。这个秀才接受责罚时拿着卷子当面回话说:“大宗师罚的很对,但是这句话出在杨子《法言》中,并不是我杜撰的。”这位年青学政听了后,连忙站起来,道歉说:“本道侥幸的太早了,没有什么学问,今天承教,得益多了。”清代笔记中,类似的记载还不少,均可想见当时一些好的考官的风度。

  清代科举考试,十分严格,但是总有时有弊端,有人钻各种空子,作弊。最有把握的,就是自己程度不差,又认识主考,在文章中约好暗号,很容易取中。而这暗号又要不留痕迹。据记载:有一次福建某大官将要主持会试。在京中宴请同乡举子中亲密亲友,执壶亲自斟酒给大家说:“尽此壶!”参加宴会的人领会意思,第一篇八股文结尾处,都用了“尽此乎”三字,都中了。独有他女婿没有领会,未用“尽此乎”三字,结果名落孙山,没有考中。有人举发他通关节,他分辩说:没有关节,要有为什么我女婿没有考中?这事算是平息了。又据《制义丛话》引林则徐所述故事道:福建有一在京大官,要主持会试。不少知交小辈都来向他打听关节。他申斥这些人说:“你们这群孙猴子,好大胆!”大家一哄而散。等到进场:首题是“巍巍乎惟天为大”至“无能名焉”一章。一人忽然想到他骂孙猴子的话,顿然领会。文章破题就用了“大圣齐天”四字,果然考中了。另《谐史》也有此题。其破题全文是“齐天大圣,极天下之无状焉。”和林则徐所述故事不谋而合。

  同样从《四书》中出题,各句书各章书大有难易,何况还有截搭题,可以任意截取两个字作题。有的考试专以此难人,因之也成为讽刺的对象。如《孟子》中句;“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麇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句,有位考官只出“顾鸿”二字,参试士子作诗讽刺道:

  “礼贤全不在胸中,扭转头来只看鸿,一目如何能四顾,本来孟子说难通。”

  “顾”作动词,后面有四样,这位考官割裂经书,只出一样,所以用“如何能四顾”讽刺之。又如《孟子》中“见牛未见羊也”一句,题目只出“见牛”二字,也以诗讽刺道:

  “屠刀放下可齐休,只是当年但见牛,莫谓庞然成大物,看他觳觫觉生愁。”

  按这故事是鲍桂星作河南学政时的事,桂星字双梧,又字觉生,所以末句及之。这故事有十几道怪题,如“广大草”、“礼云玉”、“十尺汤”、“七十里子”、“谷与鱼”、“下袭水”等等,都是割裂《孟子》书中的句子,简直不知所云。都有诗讽刺之,不一一征引了。末了还有一首有关《红楼梦》的,题目是“宝珠’,二字。原句见《孟子》《尽心》篇:“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其身。”这里则只截取句中二字为题,便有讽刺诗道:

  “楝取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贪心。旁人不晓题何处,多向《红楼梦》里寻。”

  这样就把八股文《孟子》中的题目和《红楼梦》连在一起了。

  大概作八股文的思维方法训练,的确有似现代中等教育数学中几何、代数等之思维训练,重在建立分析、推理之思维能力。而且在一定限制范围内之分析、分解、推理,既有各种公式,又不能死套各种公式,必须善于变化。才能应付自如。有的头脑不开窍,虽然把《四书》、五经读的滚瓜烂熟,但一辈子也领会不了写八股的窍门;而有聪明的儿童,读书不久,刚开始学写,便灵活地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所以在年龄上差距很大。据《制艺丛话》卷二十四记载,嘉庆时东巡奉天,学臣带领文童接驾,有七十岁老童(即七十岁尚未进学成为秀才的老人)甚清健,为诸童领袖,参加考试,试题是《周公谓鲁公曰》,这位老童起讲下的文句道:“不观周公乎?不观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乎?不观鲁公谓周公乎?……”阅卷官看了,真是涕笑皆非了。这同仿所谓“墨派”作的“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元后即帝王之天子”等句子一样。只是读起声音铿锵,像是文章,实际只是不知所云的死套子。“天地……”两股全文引于下,这是谈八股文空洞无物时,常常被人引用的典型例子。文云: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

  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黼座而登廊庙之朝廷。”

  所谓空洞无物的八股滥调,就是这一类的。七十岁老童的“不观周公、不观鲁公”及后面所举天地、宇宙等,就是这种文字的典型。但是也有年纪很小,就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领会了八股文的窍门,并能灵活地运用它。《制义丛话》引《坚瓠集》记载:平凉赵子春年九岁,就去应童子试,而且文章很好,学政以为是别人代作他背熟的,又要面试他。以《子曰》命题:他随口作破题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又以他的姓“赵”名“时言”命题:他又应声道:“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试官十分赏识。

  又记金正希七岁随父亲在嘉鱼作买卖,其父和一秀才打官司,县官要责罚他父亲。其父向官禀道:“有一个儿子很能写文章”,希望县官看在他儿子的面上,不要责罚他。县官听了很奇怪,就叫他儿子来当面考试。题目是《学而第一、为政第二》。这个七岁的小儿当时作破题道:“学而后为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把学与为政的先后关系,一句就说透了。县官大吃一惊,说他将来一定以文章知名于世,便把他留在县衙中学习,后来终于成名了。又记金正希初次考秀才,题目是《岂不曰:以位终》。构思了一天,尚未成篇,别人都交卷走了,他只写了一个破题。试官见他年纪小,把卷子拿来先看看,见破题写道:

  “君所挟以傲士者,固土所筹及者也。”

  一句话把封建时代用人的关系说透了。也十分赏识。命令给他蜡烛,让他把文章作完。这次他就进学成为秀才了。

  可见文章的空洞与否?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作者的思维、才气、感情、见解、学识等等。有感情的八股文,读了照样能感动人。据记载,有位贫士,少年时,考进秀才,但考举人时,几次都未考中,在友人处,见一篇《贫而无怨难》八股,中间一股道:

  “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我纵安之若素,其如室家之交谪何?

  父不以之为子,兄不以之为弟,虽曰命之不犹,其如形神之交瘁何?

  贫不能不多所取,贫之所以伤廉也。贫不能复有所与,贫之所以伤惠也。贫不复讲酬酢之节文,贫之所以忍耻而废礼也。”

  作者感慨,沉郁痛快,大有苏秦当年金尽裘敝归来时,妻不下堂、嫂不为炊的愤懑之气。这位贫穷的不第秀才,读到这些句子,感动地说:这比一般亲戚朋友的慰问有劲多了。因此无聊时,就把这些股文章高声朗读一遍。后来这位贫士也中了。也可见当时的读书人,对八股文是真有感情的。清末废八股,据李伯元《南亭四话》所谓:大失寒畯之心,有集四子书为破题承题:

  “夫子之文章,不可废也,甚矣,天子将丧斯文也,以待来年。王曰已立,如之何则可?”

  这则趣谈,可以作为延续了五百来年八股文的最终结束语了。


第十七章:历史作用试析

  这篇文中,我想试图用现在较为科学的观点,对八股文作一个历史的回顾,较为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下它的历史作用。因而拟题曰《历史作用试析》。这个题目,如果用较为时髦的文字,也可叫作“世纪的回顾”。因为废除八股文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却还不到一个世纪。废除在本世纪初,现在回顾却在本世纪结尾,如题作《世纪的回顾》,不是更形象吗?《清史稿·选举志》:“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即从光绪二十七年正式废弃八股文,改试策论。这年是一九0一年,这位享寿四五百年的“八股文先生”寿终正寝,到现在一九九二年,足九十年整,再过九年,就是百年祭,为此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作用,不是正好吗?这样可以用现代的眼光,作一个冷静的、客观一些的回顾。自然因为它已消失了九十多年,熟悉此道的人已无在世者,研讨起来,不免生疏,或不能找到它的窍门。但文献尚在,传闻尚有,以现代的观点,回顾旧时传闻,查阅当年文献,也会又有当年人不可能有的感会,恍然领悟,啊——原来是这样!因此,此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一下五百年寿命的八股文的历史作用。

  第一种作用在思想体系方面,或者叫作政治思想方面。这虽然是现代社会的叫法,但其本质上却是自人类进入较为文明的社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一样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人,都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统治中,也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思想体系影响下。我国自汉代以来祟尚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政治思想的主导体系,经历魏晋南北朝、唐宋而后一直未受到影响而改变。自南宋后,以儒家思想、孔子言论为核心的理学,更促使儒家思想完整巩固,对自此以后的各代政治统治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明代立国,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刘基确定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首要命题范围,以朱熹注解为《四书》的解释标准,以八股形式的文体为科举考的标准文体、作为制度规定下来。其后经过明代中叶成化年间的进一步完善。使以《四书》范围命题的八股文,一直作为全国教育、历届考试的惟一文体,延续了五百年,使五百年中不知多少万人为此献出他们的青春智慧,受过其严格训练,然后又服务于国家社会,对明、清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影响,说来真不知该有多么大、多么深远。其根源都是由于儒家学说,孔子言论,孟子言论,在社会上更是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很自然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五百来年中,始终一致,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朝廷统治、国家政治安定,又起到极为巨大的作用。这是有明、清史实足以证明的。

  其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制度上把《四书》作为惟一的制艺命题范围书籍。既实际、又方便,又自然能使孔孟言论深入人心。所谓“实际”,是指其分量不多不少。如把“五经”都作为科举制义的命题范围,量自然太多,读者很难在少年时期,读的全部像背《四书》那样滚瓜烂熟,提那句背那句,出什么题都可以。少数聪明的可能作到,大多数就困难。而且试官出题范围太大也困难,这样首先以一部《四书》作为命题范围,读书学生、考试试官在一定限制下都易于作到,几百年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当然“五经”也是基本教材,但在《四书》的第二位。因为孔、孟言论主要在一部《四书》中,五百年中,它不但是最主要的启蒙教材,必读教材,而且不少人都把它作为半辈子的必读书、或终生的必读书。这样孔、孟言论的普及面,可以说是无比广泛的,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说出几句孔子的话、孟子的话。在这五百来年中,孔、孟言论的影响社会,如作世界性的比较,那可能超过外国《圣经》新旧约及其他宗教的经典。而且它一不寄托于虚无的神或叫上帝,而是强调人与人;二符合于人本身的生活实际、生理实际、社会实际;三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四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所以它能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人所接受,所奉行。

  二是读好《四书》,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试得中;考试得中,才能改变社会地位,才能参加更高级的考试,才能作官。这样就所有读书人,都读《四书》,都读“五经”,国家鼓励这样做,社会上以此为荣,而且一延续就是几百年。用现在的革命话说:即儒家思想、孔、孟言论不但武装了每个进士、举人,而且武装了每个读书人,武装了整个社会。而且更符合社会自然规律,更符合人们生活实际,感情实际。所以它的确在五百年中发挥过作用,形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反之,如果五百年中,不把《四书》抬到这样高度,作为法定考试命题范围,人们就不会这样去读它,社会上就不会这样熟悉它,其影响自然相对要小多了。其所以如此的两个原因,就联系着这三个方面:即国家法定以《四书》命题;《四书》中孔、孟言论的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社会群众由于科举考试大利所在的强烈吸引,都去读《四书》,造成其极大普遍性。

  第二种作用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先说文化方面。中国文肇自远古先民,成熟灿烂于周朝春秋时代,思想活跃,文化发达,一批伟大的典籍,从无到有,勃然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栽下了足以生长千秋万代的文化大树,枝繁叶茂,一直生长到现在,仍有强健活泼的生命力。而掌握这份文化遗产,使之不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在中国传统作法上,有一根本性的原则,即从根本基础上掌握起,有所谓“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说法,即在各个历史时期,不管那代,都读中国文化史上从无到有的那批原始典籍,即“五经”《论语》、《孟子》等书。汉代的人不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赋,也必先读《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等,唐代的人同样如此,也不读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李白、杜甫的诗,也是先读先秦经典,孔孟的书籍。所谓“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样就使得先秦典籍、孔、孟言论,同各个历史时期中活跃着的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言论思想、观点、见解,都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活人的思想活动中,这样缩短了古今的距离,使相隔一两千年的文化,形成一个整体,是一株枝繁叶茂,越长越葱郁的乔木。尤其明、清五百年中,制义取士,又以朱熹所编《四书集注》为惟一制义八股出题范围,这样使孔子、孟子真是家喻户晓,似乎永远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这对文化普及、延续起到重要作用。

  再有中国历史悠久,各代典籍众多,四库所收,各种书籍,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如不从根本经典著作入手,又如何能学会读书,选择书种,继承文化。以“五经”、《四书》作为根本,读熟之后,读《文选》、读《史》、《汉》、读李杜、读苏辛,以及老、庄、骚、赋,文字、训诂,无往而不利。如果相反,则就无法完整系统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试看清代大学者,不管史学家、汉学家、金石家、训诂家、音韵家、诗人、词人等等,都是《四书》五经先秦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发展而成的。因而可见长期的“传经”教育,以《四书》、“五经”为根本基础的文化传授,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起过绝对保证作用的。说到这里,就联系到教育作用了。

  古今中外,各个历史时代,其统治集团,不管是皇帝也好,总统也好,主席也好,都得要用受过教育、有能力、有学识的人,越是文明发达的时代、国家,需要的越多。虽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曾经被批判的狗血喷头,但遗憾的是改变不了客观的事实。惟其如此,所以中国从孔子开始,以及后来各代,都极为重视教育,都重视人材培养。清代继承明代制度,仍以八股文进行科举考试。也可以说是延续了明代的八股文教育。简单地说,三点内容:识字教育、读音、辨意、书写。读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作文教育、读八股文,学写八股文。一般完成这一教育全过程的时间,大约是十年,所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旧时启蒙识字读本《七言杂字》中的话)。当然这个期限,是相对的,聪明的,或者还可以缩短,愚笨的自然要相应地延长。

  这三点识字教育易于理解,可以不说。读书教育,前已说过,亦可从略。只有八股文的作文教育的作用,不妨在此再探讨一下。值得一说的,就是它的严格训练思维的作用。从古至今以及未来,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孔子不讳言这点,用这句话明确地表了态。因而教育的内涵,虽然说有教无类,但就现在常说的德、智、体三育,或再加美育的几个方面来说,也不是平均的,接受者也不是一样的。各个时代都不乏心地淳朴,智慧超群之士,因而在任何时代、任何教育形式下,都会涌现出一些尖子人物。就是在思维智慧上,体育智技能上,甚至记忆上、发音上、听觉上、视觉上都超越常人的地方。即先天上的特别聪明人物。如照孔子说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论点存在的话,那么教育所能发挥作用的,即“中智、下智、上愚、中愚”这四种人。八股文教育大约就包括了这四种不同智慧的人了。

  八股文教育的重点,大约是放在德育与智育二点上。德育是读圣人的书,受孔孟学说的影响,这在前面政治思想影响方面已说过,不再多赘。只说智育这方面,也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文化知识传授继承,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读唐诗、读史汉唐宋古文等等,以继承中国全部传统文化,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是知识教育,益于理解。二是思维的训练,这就是八股文教育更重要的方面。今天对之必须有此理解。不然,就解释不通,这样机械繁难的形式,一部《四书》的狭窄限制,演绎朱熹注解、模拟圣人语气的空泛内容,既非充实学问的知识,又非直接用于国家公事的文体律例,也非抒发感情,开扩胸襟的诗赋,只是科举考试的工具,这该如何理解呢?而且经过几层考试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有工作能力,有不少甚至能力很强,管理地方的事,管理国家的事,一批一批的人,一代一代的人,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都是几十年、几百年的稳定。这八股文教育,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这不成为一个奇怪的历史之谜吗?回答很简单,就是起到严格的训练思维能力的作用。

  命题作文,是限制思维的训练,即把作文人的思维限制在题目的范围内。而题目又出自《四书》的范围内,这就是更小范围的限制。而题目又多种多样,有的有内容、有话可说,有的却无内容,或过空、或过小、或不可理解,这样就把作者的思维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中。天常日久,这样习惯于这种思维的人,思维习惯,便易于集中。遇事不会漫无边际去乱想。人的思维能力成熟健全与否?主要靠四方面:即天赋智慧、知识掌握、社会生活经验、后天训练。幼年、青年时期,知识和生活经验都缺乏,其思维能力,极为幼稚,正是限制思维训练的好时机。命题作文,看似束缚思维,实际正是引导其思维方法,思维范围。如任其自由思想,则头脑空空,漫无边际,不知想什么好。智慧出众者,便展开不切实际的幻想;智慧一般或较差者,则头脑空空,不知想什么,把人文思维,视为畏途,遇事不用大脑,只会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自由思维教育方法的最大坏处。因而限制思维是训练思维能力的第一步,其效果在于训练其集中性,几百年的八股文教育在培养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中,是起到这个作用的。

  八股文教育在命题作文、限制思维的训练中又分作几个步骤。规定先作破题、承题,在前面各篇中,不少都已说到,这样的要求,在限制思维训练中起到什么作用呢?说的简单明确些,是训练其思维方法的步骤,及其敏锐性。即在题目所限制的客观范围内,首先要抓住其极为主要的两个方面,然后以此为中心逐层分析之,但这又不像现代教育中的数学、有数字可据,规律可依,轨迹可循,而这种题目则大多是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人际关系、历史事件、学问修养等人文现象,只有孔孟言论作为标准,这样一下子抓住所论述的中心,而且还要一下子破开对立面,这种要求,其难度,老实说超过现代教育初等数学演题。这既要大运动量的严格训练,又要求有一定的天赋智慧。如说以《四书》命题作八股文的训练是训练其限制思维的集中性,那么破题便是限制中的限制,就是有力地训练了其限制思维在相对集中条件下的准确性、敏锐性。

  八股文在写法上每股对仗特征,前面各篇均已作充分论述,这样的写法,当然首先要求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即想到一面,同时想到另一面,想到前、即想到后,想到左,即想到右……相反、相成、并列、对照、次第……等等,总之天下万事万物、自然人事,没有一样是孤立的,因而这八股文的思维训练,就是使人从训练中,自然养成思维的全面性、辩证性。而克服片面性、极端性。自然这也是从小训练有素,并非一蹴而就的。

  综上所述,可见八股文教育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四书》命题作文的严格限制思维的强化训练。训练其限制思维能力的集中性、准确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达到这一目的:即在限制思维的范围上,是一部《四书》,旁及五经、史、汉古文等等,总之不外孔孟言论,儒家传统朝代历史,这样在思想体系上,保证了它的纯洁度。而在处理事物的能力上,思维能力又集中、准确、敏锐、全面、辩证。作到这点自然是与天赋和努力苦功分不开的。清代人常说:“聪明人学会八股更聪明,笨人学会八股更笨。”这话说的很有趣,却也很实在,一点不差。学与不学大不一样,训练与不训练也大不一样。天赋聪明的人,如受了八股教育,不但掌握了传统文化知识,其思维能力也受到长期的正规严格训练,其思维能力在原有智慧和训练效果的结合下,正所谓如虎添翼,必然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其办事能力就更无往而不利了。道理其实很简单,人的大脑思维能力,也同四肢运动能力是一样的,自然状态的先天天赋,如再以后天的严格训练加强之,自然完全不一样。训练乒乓球运动员,大运动量抽一个角,一抽就是几千次、几万次,抽左就是左,抽右就是右,不允许其自由打,经过多少天、多少个月强化训练,落点极为准确,然后临战自由发挥,那就得心应手,极为自由,想到那里,打到那里。体育技能,如此训练,人能理解。为什么脑力训练,思维能力训练,人们不能理解这一科学规律呢?要理解限制思维的严格训练,正是要使之在自由思维时能够无往而不利。想来八股文教育所起的思维能力训练作用的奥秘就在于此。自然这也要有一定的天赋智慧作基础,并不是人人能作到此点。智慧差的人下加倍苦功,在形式上掌握这一思维方法,不能活用,就不免要变为迂夫子,思维更加机械,那就是笨人学会八股更笨的原因了。

  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按期为国家遴选行政官吏人材。它的教育手段、遴选方式、最终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直接目的不是培养文、史、哲学者,更不是现在所说的什么文学家之类的人物,因此只用现在的情况去理解历史上的八股文教育,那必然是不得要领的。

  第三方面是遴选人材,安定社会方面的作用。这自然与科举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唐代科举取士,遴选人材,参试举子,云集长安,留下“槐花黄、举子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等谚语、诗句、政治名言,这一十分合理的抡材大典,在中国延续了近一千三百年。明代以八股取士,更为制度化。清代完全沿续使用明代的办法。考试情况,前面已有两篇文字说明,兹不再赘。这里只说明其作用。一是三级考试,即府、乡、会试,用八股文考出来的正途出身人选,相对说是比较有能力的行政官吏。是清官吏的主流,由京城各部到外州县都是如此。小到教谕、县丞、知县、各部主事之类的基层官吏,大到各部尚书、军机大臣,基本上都是八股文考试会试、殿试得中的人,在这些参试者中,都是比较杰出、冒尖的人。二是八股考试相对公平合理,纵使农村、边远地区,不少寒家子弟,也能按固定比例,及时涌现出来,担任官吏,得到社会公认和重视,都以科甲出身为荣,比现在的所谓民意选举,更真实、更实际。因为所谓“民意选举”,纵使没有弊端,也总免不了有力者指定、拉关系、自我宣传等虚伪成份,并不真正能使洁身自爱的贤俊之士涌现出来。三是八股文考试的范围和困难机械的文章格式,既便于参试者用功准备,又便于考试后比较成绩。因其既有机械比较,又有感观比较。前者比形式、比表面文字。后者比内容、比思想、比气质。清代规定八股文考试文章的评价标准是:“清真雅正,理法兼备。”这八个字既有其机械处,又有其灵活处。而且还有一定的深度。不比于现代数学考试,不管题目多难,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即使有不同解法,差异并不太大。而八股文考试,就在这八个字的标准中,也相差很大,又可分出不同的名次,每次一二三名的卷子刻印出来,都能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承认,这才叫真正的透明度。四是才俊之士,不论家境如何,年龄大小,一经考中,便可平步青云。这样使广大年青有志之士,有努力方向,有发奋目标,不致徬徨,不致失望,不致不安分、铤而走险,将所有精力,都投身于所谓的“举业”,这样就既保证了国家的用人,不断有新人接替上来,又保证了社会安定。总上四点,就是第三方面国家遴选人材,安定社会的作用。

  以上三方面的作用,是指八股文及八股文考试在历史上、或者具体说在清代长期封建统治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顾历史分析所得,并不是当时人就有这样清晰的认识,也并不是故意作翻案文章,说八股文好的不得了,为这一死亡了近一世纪的文章唱赞歌。但它是历史的实际存在,而且寿命长达五百年,今天研讨历史,如对这一五百年中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及绝大多数历史人物关系极为密切的八股文,没有一个较为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较为科学的分析认识,那又如何能解释明、清两代的历史呢?为此试着对它作一些较为科学历史评价,认识一下它的客观作用,写了这篇简略历史作用试析。这样前面各篇的介绍也就有了目的和意义,不是无聊地讲说陈年故事了。


第十八章:八股的历史负作用

  友人寄来了三本《读书》杂志,拜读之后,发现其中两本刊载的三篇文章中,都与八股文有关,而且其中两篇,在题目中就有“八股文”三个字,有的文章开头说:“最近研究八股文的大作很多。”又有的文章说:“八股文好不好,近年来有人重提这个问题。”看了这些文章后,不由地使我大吃一惊,想道冷门货怎么会一下热起来了呢?原来无人问津,现在忽然又议论纷纷,可惜我一向孤陋寡闻,不知除《读书》杂志所刊载者外,还有那些谈到八股文的文章。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要关己,自然不免要多注意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早在十一二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八股文三问》——请注意,这不是以老王麻子自居,要申请专利权——当时人们对此还不感兴趣,我的这“三问”又长,没有杂志能发表,我编入杂著集《水流云在杂稿》中,虽然拖了几年,但今年已出版,在此不必多说。但是我带着历史认识的疑问,对此仍感兴趣,因为在“三问”中有些疑团尚未解决,还未得到较为科学的理解。三年前,人民大学出版社来信让我写本有关清史的小书,题目让我自己选,匆促之际,我便回信说写本《清代八股文》,直到今年春节前才交稿,在后面《历史作用试析》一篇,自认为对其作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历史认识。不过只是作了正面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原来感到其反面的坏作用,历史上及社会上说的很多,早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尽人皆知的了。似乎用不着我再说。但这样一来,我的分析就变为一头沉,只有正面的、而没有反面的,不但论述不全面,进而似乎是为十恶不赦的八股文唱赞歌了。自然不能为人所接受。八月间,应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之邀,前去访问,将书中最后两章“历史作用”及《八股文与清代小说》作了发言,讨论会上,戴琏璋、刘述先二位教授,均建议在分析其正面的历史作用后,再分析一下其历史上的负作用、或叫反作用,才更全面,自不敢说我有从善如流的美德,但我仔细一想,的确应该再用现在的较为科学的观点,把它在历史上的负作用,也就是弊端、坏处清楚地认识一下。

  历史上骂八股文的语言、事例原是很多的,但情况不同,比方说好多书中都记载明代亡时,有人用红纸大书“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写“八股朋友同具”,(亦有记为“谨具大明江山一座,祟桢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这些显然是愤激之语,如果明亡原因归在八股文上,那清朝进关,顺治二年又用八股文考试,一下子开创了二百多年的安定政治局面,又该如何解释呢?显然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顾炎武《日知录》中对八股文有简明详尽的说明,但他也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把八股文对文化的破坏和秦始皇焚书并举,说的这么严重,这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作为历史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即八股文的读书范围:第一是《四书》及朱熹注解,过去有一部《四书备旨》,是学八股的第一读物,其他五经、唐宋八大家古文、唐诗、时文、试帖诗等。读书人最大的诱惑是科举得中,功名利禄,为此必需读以上这些书。其他书在科举得中之前,自然无暇去读,而得中之后,大多数人热衷于作官,自然更不会去读书。只有少数人功名得中的早,而又对读书感兴趣,成为各方面的学者。或者极少数未得中功名,落魄书生,而偏是读书种子,读了不少书,有了很大学问,如写小说的蒲松龄、曹雪芹等人。从这个角度看,顾炎武所说的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自然这也是相对的,一方面是大量学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囿于八股文所限范围,只读《四书》、五经、高头讲章,不读其他书,因此其他好书虽多,却不能让广大学子去读,这等于不焚之焚,不但焚书恶名,却收焚书效果。自汉代董仲舒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到八股文时代的几百年中,恐怕是读《四书》五经最专一的时代了。二是只有极少数人读其他方面书,不过在“八股文”的基础上,转而读其他书,效果也很好,清代众多学者、学术成就便是明证。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在理解顾炎武的话时,也必须注意到。再有八股出身的人,一般都知道尊重读书多的人。这类故事很多,在此不多引。因而从顾炎武这样大学者看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自是客观事实。因为他读的书太多了,而且注意实学,不仅限于《四书》、五经这点专为作八股文而读的书。但从历史理解、及从他以后清代的学术发展来说,他的说法,也还是相对的,但读书少总是其历史负作用之一。

  在此之后,批判八股文,最重要的是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所上请废除八股文奏疏中的话:

  “时文托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

  舒赫德的奏折交礼部议后,虽经当国者军机大臣鄂尔泰反对,没有废除八股文,但对舒赫德所论,不得不承认正确。其覆奏疏中说:“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艺不通……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之……”从原奏及覆奏中,都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八股文全是空话,无补实用。这一点影响很坏,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所谓“洋八股”、“党八股”等等。

  八股的空话与后来八股式的空话,在形式上可能差异很大,而在其空洞无物上是一脉相承的。有的一时认为很好的文章,而仔细一看,仍是空洞无物的废话。文廷式《闻尘偶记》记山西“妻子好合”一节题,解元文起比:“世有不爱父母之人,断无不爱妻子之人”、对句为“世有无兄弟之人,断无无父母之人”。这可作为空话、废话很好的例子。(不过文此则偶记未记解元姓名,亦未记那一科。翻捡《清秘述闻》续集、再续集,同、光各科山西乡试均无是题,或非乡试闱墨。)总之空话连篇是其历史负作用之二。

  第三是浪费青年学子精神,甚至到中年老年。江国霖《制义丛话》序中说:

  “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

  这是概括地说八股文之难作,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文体中,从先秦散文、诗、骚直至唐宋古文、骈文、诗、词、曲,从形式上说,似乎都没有八股文难学。学会写八股文、能够完篇,已不容易。如再从小题到大题,从形式上完篇,再到写得好,那就更难。参加考试秀才、举人、进士一步步考上去,那更是难上加难。而几百年中,科举考试,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标准遴选人材,因而八股文考试,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智力测验,即通过考试,使天分较高的涌现出来。乡、会试考中率一般只百分之二三、差的自然要淘汰了。但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得中之后,出人头地、功名利禄对人的诱惑又太大了。而科举考试,又不限年龄,不限次数,一次两次、十次八次尽管考下去。在表面上,是非常公平的,给所有读书人以绝对公平的竞争机会。二十岁考不取,可以不断考,直到七八十岁。顽强争取,心服口服,而另一方面,也把这些人青壮年的精力全部束缚在八股文上,不会想其他的,客观上对其当时政治及社会起到很大的安定作用。唐初开始用考试制度为国遴选人材,唐太宗已说过“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话。当时以诗、赋取士,对统治已起到极重要的作用。明、清专以制艺取士,难度加大,对其政治统治、安定社会所起的作用更大。陈登原《国史旧闻》引蔡尔康《纪闻类编》说:

  “制艺虽代圣人立言,其能独抒己见,发为高论者,虽有其人;然其余、不过彼此剽袭油腔滑调而已,上以此求,下以此应,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岂不可惜。及至登第入仕之后,今日责以礼乐,明日责以兵刑,忽而外任,忽而内调,是八股朋友,竟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

  殊不知每届乡、会试考试,总有一批年青得中者,他们已完成八股文基础教育和训练,又在极大程度的智力测验中涌现出来,便可丢掉八股敲门砖、入仕途办事,或作其他学问读书、一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知识基础,自不成问题。而苦恼的是那些没有考中的人,如不改行,那只好仍旧天天捧着高头讲章、把宝贵的生命消磨于八股中了。这样十年二十年,如说是浪费光阴也可以;但是另一方面说,使他存在一线希望,有事可作,总比让他失望,无事可作;小则作坏事为害乡里,大则不安分,图谋不轨,造朝廷的反好的多。此而这“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说可惜也可惜,说不可惜也不可惜。此是历史负作用之三。

  第四,八股文最大的弊端还不在于读书范围窄、读书少、也不在于八股文全是空话和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更在于长期受限制思维之严格训练,思想习惯于束缚状态,天分极高之人,或能突破束缚,有超时之见识、应变之才能,而一般天分的人,思想只习惯于处在这样束缚状态之中,像孙悟空一样,在筋箍咒中大显神通。而各朝皇帝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有利于他的统治。如说的好一些,在比较好的皇帝当政下,自然也有利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其所以养成思想习惯处于束缚状态之中的原因,一是八股教育之教材局限于一部《四书》以及“五经”,在思想内容上几百年束缚于这个圈子内。二是八股文之程式上,各种严格限制,语言思路必须按限制的程序发展,在限制的范围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三是所谓代圣贤立言,即在起讲之后“入口气”,模拟圣贤说话。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七章中说:

  “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诗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曰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门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悻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独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商老是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也即最后一科的探花郎。是精通八股的专家,所说“入口气”,也即所谓代圣贤立言,在文中将此情况说的很清楚。一句话:八股要求就是不能用自己的身份说话。因为写八股同个人著书立说写文章是两回事。二者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混淆过。如说因此而使习惯作八股的人长期使思想处在束缚状态下,这该是八股的第四点大弊端、历史负作用,其影响是很大很深远的。

  以上四点弊端,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八股文在历史上所起的负作用,也可以说是坏作用。关于这些,前人论述很多。在此我只不过简单地作一些介绍。这样在前章《历史作用试析》中说了它所起的正面作用外,又说了它所起的负作用,就全面了。

  八股文在历史上是一种教育和考试的专用文体,它不是阐述各种学术观点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用班马史汉、古人著述、以及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和它相提并论。它所起的作用是文化教育、思维训练、考试选材等方面的作用。而所遴选的人材是为当时朝廷办事的官吏人选,并非专门学者,更非文学家、艺术家等等。自然这些人选中后来不少人在作官之余,成了各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用现在话说,那些似乎都是业余的。八股文的最终专业目的就是作官,五百多年中八股教育、科举考试的最终目的就是作官,社会视此为最高荣誉。对这一目的,在历史上是起到保证作用的。维护了明、清两代的封建政权,保证了有较高文化的、有精明思维能力的年青官吏不断涌现,不通过暴力斗争、不是用私人各种勾结的关系,而是用比较公平竞争的手段获得官职,然后逐步升迁。八股教育、考试制度、人事体制、行政组织……形成一个有机的运转自如的锁链,延续了四五百年,回顾八股文历史,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自然,凡事有一利也有一弊,其前述弊端与流毒,也即伴此而产生,况且延续了五百来年,其弊端、流毒自然更加严重,衰朽而再无生命力,在新的形势冲击之下,必然土崩瓦解而消亡了。已是历史了。

  八股文被明令取消,已经近一个世纪了。百年岁月,悠悠而去,二十世纪也快过完了。有一点历史僻,想对这一文体作一点历史的认识,所谈作用,也只限于历史时期的、有历史事实和人物作为证明,想来还不是悠悠说梦吧。癸酉重阳节近,补写此篇于延吉水流云在新屋雨窗下。


摘自《海纳百川论坛》,录入者: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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